南韩与大陆是一衣带水的紧邻，历史上的渊源既深且广，即使语言不通，使用汉字进行笔谈便能假借会意，阳历年和春节过年，朝鲜人同样对阳历年马虎，过春节十分隆重，连家家户户大门口贴春联，也是用方块字写下吉祥语。再如中国的麻将牌，被近邻的日本人全盘接受，颇为风行，而朝鲜人只学人家好的，排斥赌具，至今无人认得红中、白板。
朝鲜人取名同样使用“百家姓”，只是较集中于“李，朴、全、崔、金、卢”等常用的二十家姓。
中、韩两国面临着政府官员同样存在着假公济私或贪污腐化之类的问题。只有在处理方式中，才能区别哪一方是严惩贪渎，哪一方则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南韩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间，首先逮捕了前总统卢泰愚，紧接着又拘捕前总统全斗焕。
或许这两名罪犯官衔很高吧，不能不波及它的邻国，于是江泽民亲自访问南韩，他参观了汉城的“现代汽车厂”和“三星半导体”大企业，他对南韩反贪渎的业绩却毫无兴趣，只是询问几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少不了讲几句英语、俄语，还自称是电机工程师的出身之类。
中共如能把邻国作为大陆的一面镜子，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就有着参照价值了。
南韩打老虎 中共拍苍蝇
试把中、韩两国官员犯有贪渎罪的级别作出比照，五十年来南韩一方的高官有三名总统，两名总理；四十五年内中共一方的高层官员，最高级别是北京市市长兼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还有三名副省级高干，其中一人是李鹏太太，因长城公司贪渎案牵连进去。
从层面上评判，南韩政权的腐败涉及最高层，中共党、政，军的高层官员似乎廉洁奉公的。
其实，这是中共故布疑阵的假象，须知高官者权亦高，而高官又有帮派的圈子。以及经济上有一个或几个相互包庇的集团，因利害关系使他们一损俱损，共存共荣，必然使得“老虎”越大，所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原是大陆人民对历来反贪渎的评语。
南韩方面却是专打老虎，分得一杯羹的“苍蝇们”也不放过，计有五大企业的老板被传讯，七名工业巨子被起诉。这表明总统府肃贪的决心斩钉截铁，对大财主也不宽大。
反观中共首脑江泽民，为扶植上海帮，打压北京帮，才抓着两名大老虎，王宝森和陈希同，王犯自杀身亡，而对陈希同的处理，既未上诉，也没有关押，他住的是高级宾馆，还保留党籍，还得亲亲热热称他是同志哩。至于那个李鹏夫人，既没有查纠，连新闻也被封杀，最后找了个替死鬼，结果判了几年徒刑。
既然一人落难，总有哥儿们挺身而出，为贫污犯转移赃款，或将黑钱换个名字流向外国银行。如果是大陆的贪官污吏，干这些事轻而易举，完全可以做到不留痕迹。朝鲜人只是顾虑法网周密，报刊的记者又享有充分的自由，“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泄漏，罪上加罪，又何必冒此风险呢？至于“法网周密”，原是“法治”国家的一大特色，大陆的司法、执法称不上“法治”，正由于上述“共存共荣”的同伙同党与贪污分子沆瀣一气，对老上司或老股东可以网开一面，“法网”也就密不起来了。
“两头吃、吃两头”
大陆的经济体制，亲朋戚友充塞于巧立名目的各个单位或公司中，一块肥肉大家吞，吞了肥肉还可用公款的名义报销，口头语叫做“两头吃，吃两头”。这里先介绍最大的肥肉，便是大陆驻港澳的贸易公司，又称“中资公司”。参与该公司的员工多半是太子党的皇亲国戚，他们从多种渠道获得实惠，可以从货物一进一出之间捞佣金纳赃款，也可以走私进出口货物中渔利。据去年一至九月，便有百余名中资机构的从业人员携带走私物品、色情出版物被香港海关查获；在同一期间，共有八十余名公派中资机构的干部，因涉及经济贫污嫌疑而“失踪”。不过，有来头的高干子女没有一个失踪的，凡“失踪者”的靠山都不太硬。
此外，军队系统有种种特权，谁也惹不起，世界各国的军队没一个允许从事贸易或商务活动，唯有中国的军事机关可以开公司，办运输业等等。例如，用军车走私，谁敢查纠？在军方人员来到港澳的自由王国，充分利用那里的自由权力，可以说无恶不作，嫖妓、狂赌，甚至贩毒品，或挪用军费开立银行帐户，进行股票、外汇、贵重金属的炒卖活动，有的则进行色情娱乐业和酒吧等。当然挪用军费必须上下通气，形成军中将校级抱成一团的团伙。
团伙内坐地分赃，据传赃款之百分之二十上缴上级机关“改善伙食”之需。
世界廉政排名中共最后
外界分析大陆的局势不免提到中共的军队如何强势，成为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云云，他们没顾及“解放军”已从头至尾腐烂了，哪里有一点战斗的雄心和意志呢？
最近瑞土洛桑国际工商关系学院，联合公布世界各国廉政程度的调查，统计的结果，在四十一个国家中，大陆中共政权排尾最后，与它齐名的是印尼，最廉洁的国家却是纽西兰。
或许上述的统计结果引起国际人士的注目，竟选择北京作为“反贪渎国际会议”的地点，江泽民欣然接受，他的用心无非是邀请外国人来大陆取经，夸耀中共如何严惩贪污犯，请他们参观铁栏中的“大老虎”吧。
我们只知道：如此隆重的国际会议闭幕时，连共同签署的文件都拿不出。
高干子女太子党
至于南韩是否也有胡作非为的高干子女以及坐地分赃的军人团伙呢？我不得不请教在纽约皇后区的邻居南韩侨民李宪先生，我们就用“笔谈”作了如下的访谈：
李：没听说过‘高干子女或太子党’的故事，朝鲜族对后生（即子女）的教育要求他们自立，儿女婚姻也是自己作主。在我们国家，子女依仗父辈的权势捞好处，这种情况不太有。前些天，惩处两个前总统贪渎案，法院只是传讯了这两人的妻子，足以证明他们的子女没有卷进去。
王：南韩的总统或总理，有几位是众望所归，或是像金日成或毛泽东那样成为“英明领袖”呢？
李：建国之父的首任总统李承晚称得上英明，朴正熙是南韩在位十八年的总统，他创建了“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便是他的功绩。现任总统金泳三敢于严惩大贪污犯，表明他本人是清白的，所以韩国同胞对他有好印象。你提问中讲到金日成、毛泽东，我们把这两人看做大独裁者，如果把毛和金日成赞许为“英明”，我觉得不妥。
六四屠城与双十二惨剧
再从两国当权者的浮沉以及政权性质作一番对照观察，也就是从政治角度评比谁优谁劣：
中共夺得政权垂四十五年，先后登上“皇位”者四人：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南韩自李承晚建国以来，先后继任总统五人：尹普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历时五十年，而李承晚，朴正熙二人的执政期，加起来有二十八年。这是实行宪政，保证民主的时代，有这种长期稳定的局面，必然推动经济繁荣，文化教育科学等全面的发展。
大陆的四十五年内，虽然四易其主，皆在一党专政的阴影下苟延残喘，虽然宪法和各色法律俱全，没有一项、没有一天真正实行过。民主啦、议会选举啦、在大陆都是奢侈品！如果说，南韩五十年历史中，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幸福的，有尊严的，那么，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近半个世纪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未曾断过牢狱之灾。中共官员有没有勇气借来南韩的镜子照一下自己的尊容呢？
北京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天安门屠城惨剧，中共解放军在六月四日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死亡人数估计四百余人，下令屠城的罪魁是第三任首脑邓小平和总理李鹏。
南韩也有同样规模的争民主、争人权的抗议运动，同样遭遇军队的屠杀，被杀的青年二百四十余人。称作“双十二惨案”的元凶前总统全斗焕，这一切好似两国的首脑进行杀人比赛，两方的差别：南韩的大屠杀提前九年，邓大人就该尊称全斗焕是老师或先知先觉哩！
更重要的差异还在于六四惨案历时六年了，惨案的主谋咬紧牙关绝不平反，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保持禄位不变，南韩在逮捕贫污犯卢泰愚的第五天，便将全斗焕拘捕入狱。
老账新帐一起算
在法治国家，总是按法律程序依法办案，所谓“按法律办事”，在专制国家是掩盖专制本质的一句空话，在法治国家则认为必须遵循的起码准则，南韩的全斗焕虽则准备交付审判，而第一步起诉他的罪状却碰上了难题。南韩司法部门指出：按宪法法庭条例，被告全斗焕在十五年前犯下的罪行，不能起诉他的“内乱罪”，因追诉时效已过，除非经议会通过一条“特别法”，或是修改既定的法律条文。最后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五一八特别法”。这种决心多么严肃和认真呀！
顺便探讨有关“追诉时效”的问题，通俗的解释，即所谓“老账新账一起算”，可不能一概而论，对专制政权下的受害者，“老账”意味着此人是久经沙场的老英雄，打不倒，不弯腰，至于“新账”的观念，也就是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例如著名的民主斗士魏京生，一九七八年贴出大字报指责邓小平乃独裁者，判刑坐牢十四年余后，又于九五年判刑十四年，如果从严格要求来评介，新账比老账更可贵，更伟大：同理，站在敌对方面的当权派，同一独裁者迫害“老账”的民运斗土，马不停蹄接着给他加上新账，那么这名刽子手不仅是图报复，而且是个死不悔改的，十恶不赦的凶犯，众所周知，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主凶！另一个凭私人恩怨旧账加新账进行报复的著名人物，名叫江青，只有它判死刑缓期两年，最后上吊自杀，她可算是唯一的例外。
若是对专制政权的暴君以及帮凶之流，上述的处理原则完全不适用了。对这一类制造恐怖政治、血债累累的罪犯，必须毫不含糊，地撤查他们的老账和新账，比如说，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受害者一方仅仅提出释放政治犯和平反六四（因六·惨案坐牢的民运人土就有万余人）。这么两件轻而易举的行动，主犯邓小平，李鹏等人就是顶着不办；可不如南韩当局敢于将“双十二惨案”的主凶绳之以法，何况，此案是十五年前犯下的，法律条文上早有规定。时隔这么久，明明写箸不得追究，但南韩当局决心追查到底，宁愿新创一条法律，即使老掉牙的旧账，或是逃至天涯海角，也得把他抓回来，依法判罪。至于全斗焕的“新账”，此人在贪渎方面也犯下罪行，是他被捕的近因，正是与卢泰愚同流合污的缘故。
老账悬而未决，又会出现双方互争雄长的较量，一方狡猾地提出不究既往，大家朝前看，企图蒙混过关，而且诱导人们在思想上淡化，早早忘却。
除恶务尽中共难比南韩
被迫害的一方虽然有心穷追猛打残害人民的恶棍，却由于赤手空拳，既没有权力调动军警，更办不到逮捕屠杀人民的凶手，只得发起签名抗议书，或是搜集六四死难者遗属的名册，恳求海内外正义人土给予资助而已。没料想对方回过头来却对抗议暴政的签名人穷追猛打，有的关进监狱，有的几出几进，甚至逃亡在海外的民运人土，还一个个上了黑名单！
斯可忍，孰不可忍，岂不是旧账未偿，又添一大堆新账吗？
南韩当局不但逮捕了残害人民的元凶，并另创了“特别法”，惩处屠夫务必做到无所逃其“刑”，虽然在狱中的全斗焕委托律师反告当局：“南韩宪法不允许追溯宪法”，但这不过是最后的哀鸣而已。
对照下来，上述种种，大陆成了彻底的输家，而南韩方面表现的决心和毅力却是中共无法企及的，而且，他们并没有到此为止，袭于社会上有人怀疑内阁官员手脚不干净，于是又大幅度改组内阁，被调离或撤职的共有十一人，当政府改组的消息宣布的次日，汉城的股价上扬达八点六九，由此可见此举大得人心，也凸显南韩当局除恶务尽的决心。
如果说南韩的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差强人意，那么中共当局仅存的一个指头也已腐烂发臭了！
《世界周刊》1996年2月18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