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9-01-12
1968年全国铁路串联已经停止。大约是中秋节以后，哥哥与一帮高中男生共10人要去扒火车“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一帮孩子都乐意做他的同谋筹划动身前的准备工作。弟弟从妈妈的储蓄存折中偷取了20元钱，我则负责偷取家里的全国粮票。哥哥的一位女同学蒸了一屉自制月饼，其实就是白面与玉米面混合蒸的带甜馅小包子。一直到哥哥走了以后我们才告诉大人，反正也追不上了。
哥哥回来以后，绘声绘色地像我们描述他们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神奇经历。以下全部摘自他写的回忆文章。需要说明的是，时隔半个世纪的记忆，具体地名单位可能有误。
下面提到他在石家庄的“河北大学”遇到大规模武斗。但河北大学其实是1970年由天津迁到保定的，保定确实一度以武斗激烈闻名，但石家庄（当时还不是省会）并非如此，所以我觉得哥哥大概把当时的省会与今天的弄混了，他说的可能是保定（当时曾被定为省会）某学校的事。但我没权利改动别人的回忆，好在地名虽不确，那种场景却是真实的，今天的年轻人还是可以看看：
扒货车属于违法行为，当时除了学生，乞讨、告状、盲流扒火车也比较常见。我们的经验是先看货运标签，如果收货的目的地是郑州或以东什么地方就都可以坐。
我们扒过各种各样的货车，运粮食的，机器设备的，就像坐敞篷汽车一样，微风一吹那叫一个畅快。但是扒煤车或者碰到雨天，就没那么浪漫了。散装煤车一过山洞，个个人都成了黑脸包公，遇上下雨天，湿透的衣服只能靠体温暖干。
一路上途经甘谷、天水、宝鸡、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邢台、石家庄、保定，处处有惊险，站站有故事。有一回有人到车站去买吃的东西，火车突然开动，车上的人怕惊动车站人员不敢大叫，只见买东西的同学抱着一摞饼子拼命地追火车，跑到车厢前面使劲把饼子往上一扔，然后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奔跑着抓住货车的把手，上面的人七手八脚的拽他上来，有了这一次“小试牛刀”以后，大家都在琢磨如何在快速跑动中跳上开动的火车。
货车刚一到洛阳，就被一群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大刀，胳膊上都带着“二七公社”红袖标工人纠察队，气势汹汹将整个货车包围，所有扒车人员全部押送下车，集中到车站一个仓库里逐一审问。
这种场面我们见多了，其中一个同学上前摸了摸对方的刀刃笑着说：“你们的刀切豆腐还差不多，远不如我们的长矛大刀”。大家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逐步缓和下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甘肃“红三司”的革命造反派，天下造反派是一家人，我们去北京找中央文革反映情况。
但洛阳纠察队的人说接到中央文革命令，任何人不能扒火车去北京串联、告状，必须马上返回原居住地。我们才不会听那一套呢，好不容易出来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去北京的信心不能动摇，不到目的地誓不罢休。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大伙商量一下，因为事先已经有些奔跑扒车的训练，根据体能和机敏程度分三人一组，先侦查好要上的火车，埋伏在另一侧的车厢背后，在货车刚刚启动的瞬间，警戒的人准备散去的时候，三人小组快速冲出来扒上开动的列车。这时那些带着红袖标的纠察队在后面追赶阻拦已无济于事了。
这次成功的“铁道游击队”战术实战，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还挑衅式的向试图阻拦人挥手示意。后来这样惊险的经历，在郑州、安阳、邢台都如法炮制，每次都如愿以偿地扒上了东去的列车。
越接近我们的目的地检查越来越严，碰到到阻拦也越来越多。车一到石家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全部换成全副武装的军人，那阵势威严肃杀了许多。军人们腰里扎着皮带，肩跨半自动步枪，根本不听任何解释，不管任何人一律押送下车，经过严格盘查后，确认是学生的给予放行。但是车站围的水泄不通，接近车站都很难，更不要说扒车了。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石家庄暂住下来，稍作休息另想对策。我们来到了河北大学，进入校园，两派严重对立，气氛非常紧张，学校马路边堆满了沙袋，到处都是武装起来的学生，大刀、梭镖、木棍、沙袋街垒，不时还传来枪声，高音喇叭不停播放着声讨檄文。什么“保皇派打死打伤我们的人员，血债要用血来还！”以及“XX组织今晚要发起攻势，全体人员要严阵以待，打好防御战”。
一会拉响了急促刺耳的防空警报，所有大楼都有专人把守，没有通行证无法进入。我们与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说明情况，他带我们见一个什么兵团的副总司令。
这位兵团副司令年龄不大，也就是20岁出头，穿着军装带着军帽扎着皮带，口气不小，好像在指挥“淮海战役”一样。双方谈了一会儿各地革命形势。他表示欢迎外地造反派来支援他们，并要求甘肃红三司与他们站在一起，大家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该支持哪一派，反对哪一派，只是想找一个暂时栖身之地，当然不排除想了解其他地方的造反派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全国的大形势，大家谈的颇为投机。
这位副司令爽快给我们开了通行证，免费住在他们学校里，发了饭票免费吃饭。那时的伙食就是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小菜。但比起在货车上的日子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睡在学校图书馆一间有地毯的阅览室里，旁边就是书库，书架上的书籍只剩下十之一二，破坏的不成样子了。我们也各自找了几本书，一是看书，二是晚上当枕头。为了睡觉争夺地毯巴掌大的地方，还发生一个小插曲。两位外地来的造反派，好像是四川来的，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让我们到别处找地方，双方发生了争执动起手来，好在我们人多势壮，10对2没过几招就把他们打跑了，这间阅览室，那可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来到石家庄市中心。没走多远就看见两派组织游行冲突。两支队伍组成基本一样，前面是高音喇叭宣传车开路，第二方阵是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后面是学生队伍。
两支游行队伍逐步靠近，高音喇叭喊话的声调越来越高，开始发生小规模的肢体冲突，进而演变成群殴，马路上一片混乱，冷兵器的棍棒皮带大刀全武行，石块、砖头乱飞，到处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游行者，混战之中我们也分不清那派是哪派，亲眼看见几个人围着一个游行者，脚踹，拳打，皮带抽，棍棒乱抡，马路边躺着几十个满头是血的游行者，场面完全失控。
我们一看大势不妙，急忙撤退，赶紧跑回大楼，从楼顶上俯视下面进展，惨烈的场景看的一清二楚，这种大规模的场面当时在甘肃县城里是没有见过的。
激烈混战大约一小时后，才出现荷枪实弹的军人将两派隔离。救护车来来往往，将受伤人员拉离现场，马路上到处是丢失的鞋子，旗帜、衣服，鲜血一滩一滩，据说当天死好几个人，确切数字无法证实。
我们在石家庄休整3-4天后，继续北上，到保定车站又被执行军管的38军扣下，严禁外地学生进京。北上的检查越来越严，处处设卡，军人把守的车站无法钻空子更不能通融。
扒车赴北京这条路怕是行不通了，必须改变策略，另觅出路。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买票乘车去京。好在我们这一路上都是免费吃住，没有什么花销，保定距离北京也就100多公里的路程了，票价不贵。
我们从保定步行向北走了一站，在保定北面一个小车站上买票乘车。由于担心车站不买去京的车票，决定车票买到高碑店。大家分成五组两两去窗口买票，统一买到高碑店的慢车票，票价当时是1块多钱，前两组顺利买到了车票，第三组的人去买票时，售票员头都不抬就说“干嘛不一块买？高碑店？”大家会心一笑，看来是谨慎过度了。
手里有票底气十足，坐在客车的椅子上和坐在煤堆上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当时查票很严，没有票一律赶下车。幸亏这趟慢车没有碰上查票的，火车过了高碑店，我们也没下车，继续坐在车上，能多蹭一站是一站，反正离北京是越来越近。
距丰台前两站下了火车，步行走到丰台，走过卢沟桥，去桥柱上数数小狮子，参观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馆”。然后乘公交车到了北京天安门。历经各种惊险，我们总算胜利抵达北京啦。
到北京第一天我们就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反映陇西的情况，那时候劳动人民文化宫有接待办事处，接待各地来京反映情况的造反派。话又说回来 ， 各大城市的事情都处理不了，有谁关心一个小县城的事。接待人员草草打发了我们。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到北京，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我们游览故宫、颐和园、天坛、地坛、军事博物馆。
10月的北京已经比较冷了，尤其到了晚上寒风刺骨，大家决定去北京火车站过夜，所有的人都顺利进站在候车的长凳上睡觉，由于我年龄小，值班人员就是不许我进去，连续闯了几次都被揪了出来，没办法只好在北京站外台阶上座了一宿，一位老高中生担心我的安全，后半夜出来陪我坐到天亮。
哥哥他们十人的出行经历对渴望冒险的我是极大的鼓舞。似乎到达目的地的吸引力还没有一路上克服艰难险阻更具有故事性。
而且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出行经验，很想再次跃跃欲试。而这次还有一个目的——参军。学校军管会张连长高大英俊，但是更让人羡慕不已的是他的女朋友，某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文艺兵。她穿着合体显腰身的军装，昂胸收腹，外八字脚的步伐，字正腔圆的标普，立刻就俘获了全校少男少女的心。要不怎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没过几天，宣传队男男女女都像唐老鸭一样撇着外八字步走路。
那时候其他就业渠道都被堵死，而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下，支左的军队覆盖了各行各业，参军无疑是最伟光正的选择，而且女兵和男兵的比例是几百比1，属于“万绿丛中一点红”，当时有多少女孩憧憬在文艺兵的光环下。
那年听说招兵有一定的女兵比例，我们宣传队的人都心里痒痒的。我知道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黑五类出身”第一道政审关就会把我拒之门外，但是还是不死心。我们4个女生叽叽喳喳一碰头，顿时发现俗人所见略同，决定也冒险闯一回。
和第一次不同是，这次只有我一个是新初一，其他3位都是68届老初一的，而且她们都是根正苗红的铁路子弟。由于客车查票很严格，无票乘车很快就会被清理下去的。而我们又没有那帮男生铁道游击队飞身扒车的本领，只能另外想辙。
毕竟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办法多，她们打听到有一趟运送解放牌汽车的货车会到西安，因为其中一位据说认识一个47军的参谋，我们想直接到部队碰碰运气，再不济也就等于“串联”了。我们打开汽车上的铅封钻进驾驶室。
刚开始挺兴奋的，感觉比拥挤的客车好多了，后来才发现乘货车根本没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车，也不知道驶向何处，每次停车也不知道停多久，又渴又饿还不敢上厕所。我们在陇西站等了好几个小时，这才听到“咣当”一声火车开动了。但走到甘谷站，车停在一个岔道上就不走了。有人下去打听，说是一天以后才发车。
机务段长大的孩子就是办法多，我们找熟人乘了一段守车，也就是押车信号员最后一节列车到达天水。终于发现一段一段走太费事，于是我们就无票乘车上了开往西安的慢车。
查票的列车员来了以后，其中一位同学说是列车长拐了八道湾的亲戚，但是那位车长此趟不当班，一堆乘务人员围着我们4位小姑娘盘问了半天。因为他们在陇海线上跑车的，都要在陇西机务段加水换车头，多少认点面子，也许觉得我们要去参军的举动有些好玩，于是同意让我们留在车上，但是以劳务抵车票。
四个人中2人随列车员打扫卫生，2人在餐车洗碗，我就留在餐车上了。那时候铁路上的盒饭是有补贴的，不收粮票，用铝制的饭盒盛着盖浇饭，吃完以后需要回收清洗。因为这种饭盒丢失率很高，所以就在每个饭盒边切出一个小三角口子，以方便辨认。但是这样洗饭盒的时候很容易划伤手。我洗了N多的饭盒，也算将功补过了。
到了西安我们两两组合投亲靠友。西北局和党校都属于“斗、批、撤”单位，这是当时特有的名词，也就是说，大批判完成后整个建制撤销，所有的人都下放到县或公社、大队一级。想着当年我们走的时候总想会有回来的一天，现在连单位都没了，好不令人丧气。
尚有未走的小伙伴给我讲述这段时间的种种：刘北斗（西北局副书记）成为厕所清理工、王一然（西北局党校校长）收垃圾、蒋锡伯（陕西省委秘书长）家里被人扔进去大粪，一位同学的妈妈是“西北局的王光美”等等，我抄了一些大字报，准备回去向父亲汇报。
她们几位出身好的去47军找熟人，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跨区当兵，可想而知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跟她们一起去。我知道就是靠跳舞初试侥幸混上，一外调政审还不得照样刷下来，索性权当故地重游吧。我们一帮发小“年少不知愁滋味”，在大食堂里互相交流了几个舞蹈，以上海新舞蹈杂志上刚刚出来的芭蕾“白毛女”为模子，比划着学习了些高难度动作。
返程路线我们也是分段走。在天水站遇到一位20多岁穿军装的男子，瘦瘦高高带着白边眼镜，很斯文的做派。他上前与我们搭讪，自我介绍说，是刘伯承的小儿子叫刘小军。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内部小道消息”。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关心时事，知道55年授衔时的十大元帅、十位大将，显得比其他人更有“见识”，也更关心这场运动的走向，所以与他聊得很投机。
最后他说在这里遇到小偷，钱粮盘缠被窃，而在军分区找父亲的下属扑了个空，又不便向其他人暴露身份。问是否我们可以借一点钱给他，事后一定加倍奉还。
这种套路搁在现在用脚丫子想就知道是诈骗。可当时我们这些小丫头哪里见过什么世面，被他的天花乱坠侃的头脑发热，对落难公子的同情心蒙蔽了双眼，真心想帮他。但是我们兜里都没钱，4个人留下一点零钱全部凑在一起也不过20元，就都给了他。记得分手的时候，他叮嘱我们不要向外人提及此事，然后向我们敬军礼，握手告别。这是第一次成年人跟我们握手敬礼，多少有点受宠若惊。
大家都觉得这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帮助了刘伯承元帅的儿子。一个月后我在一处公检法的布告栏里，看到了“诈骗犯XXX”的字样，而照片上正是那个所谓的“刘公子”。
不知道咱这段经历算不算“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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