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9

话说1915-1916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烟四起,鏖战犹酣,绝大多数俄国男人应征入伍,开赴前线作战,家中劳力奇缺。这时,恰有数千华人移民涌入俄国谋生。俄罗斯历史学家说,那时,俄国政府雇佣华人承揽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至穆尔曼斯克铁路、穆尔曼斯克海港码头等重要工程。一些华人被俄国政府征往德国前线挖战壕,送弹药,也有一些华人在特维尔州铁路局和铅锌厂打黑工。而中方作者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相当可观的一支部队到东线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这些部队和劳工实际上没有投入战斗,而是替沙皇军队挖战壕,或在后方工厂做工。”(刘作奎,《中国军团保卫十月革命》,见《环球时报》2002年09月02日第十九版)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走向全面危机,华工失业,没了经济来源,他们饥寒交迫,四处流浪。1918年,俄国的形势每况愈下,俄军全面崩溃,放下了武器的俄国士兵,也加入了流浪汉大军,他们或为一块面包打家劫舍,或为一口伏特加酒变卖财物。那时,俄罗斯到处乌烟瘴气,一片颓废情绪,而此时德军在前线仍在不停地进攻。而在俄国,内战的烽火竟悄悄燃起来,红军与白军的战斗不断升级,最终全国都卷入了内战。

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红色布尔什维克,组织了国际志愿军军团,他们主要由华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奥地利人组成,这些人都是无产者,他们懂俄语的人不多,身无分文,没有职业,有些甚至无家可归。国际志愿者报名参加红军,扛枪打仗,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俄国十月革命让流浪俄国的华人有了生存的希望,他们一参军,就有了饭碗,也不用流浪了,没准能挣上一笔路费,尽快返回中国老家。20世纪初,一位华人外交官在回忆录中写道,驻俄领事馆的中国官员接见了一批华人志愿军,他们见到外交官嚎啕大哭,边哭边说,他们想念亲人,想回中国老家。他们告诉外交官说,在俄国很难找到工作,没有机会挣钱,所以才去当兵打仗,挣点路费回国。外交官还看到,华人军团人数众多,且军纪严明。

布尔什维克高层也就觉得华人军团有利用价值。比如说,那时华人士兵在当地多无家室,光棍一人,无牵无绊,便于调遣。还有,华人士兵一旦落入白军之手,往往被处以极刑,因此,华人在紧要关头宁为玉碎,也很少变节,鲜有投降做俘虏的,这点深得红军将领欣赏。再有,华人与俄国人宗教信仰不同,借用俄国人的话说,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不可思议,于是,苏俄红军的行刑队和“契卡”(国家安全部门)很喜欢用华人士兵做行刑队队员和警卫队队员,红军领导认为,中国兵个个心狠手辣,腿脚灵活,好身不凡。

20世纪初,旅俄华人之所以接近布尔什维克,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白俄贵族歧视华工,嫌弃他们是外来民族,素质差,文盲多;其二,苏俄红军工农干部较多,与华人志愿兵基本上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在华人面临生活窘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军队雇佣华工,发给他们军饷和粮食,客观上改善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窘迫的状况。少数有文化的华人,还被红军任命为华人军团指挥官,奉命向华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刘作奎在(《中国军团“保卫十月革命》)中提到,1918年7月底,苏俄红军说服中国新疆的张福荣(音译)率领1800多中国人参加苏俄红军,在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与白军激战,1918年10月12日,俄共(布)中央代表还把列宁颁发的奖旗授予张福荣。

再说国际志愿军,也并非布尔什维克的发明。1919年,白军将领高尔察克也组织了一个捷克国际志愿军团,他还率领这个军团,在西伯利亚和红军打过几次大仗,频频得手,收复了被红军占领的城池。列宁闻讯,遂下令红军1方面军的国际军团开赴战场,与捷克人一决雌雄。当时该军团里有不少华人士兵,他们浴血奋战,旗开得胜。该军团的首领,是美国记者维尔亚姆斯,由于领军有方,作战英勇,深得列宁赏识,同年3月底,他受命率部护送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成为苏维埃第一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卫戍部队,该军团精选70名华人志愿兵,担任列宁卫士。

作者冯晓蔚在《党史纵横》杂志上发表《牺牲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团长》一文,文中讲述了苏俄红军“中国团”的故事。作者披露,1917年俄历10月25日,辽宁省铁岭农民任辅臣,在苏俄率领2000名华工加入红军,被编入第3集团军第29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225团,任辅臣任团长,1918年11月末,他率部乌拉尔地区维亚车站与白军交战时阵亡。

1959年中国出版了由彭敏执笔的《中苏友谊史》一书,书中提及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卫兵是华人,也证明华人确实在20世纪初参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内战。不仅如此,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费尔什金斯基(Ю。Г。Фельштинский)和切尔尼也夫斯基(Г。И。Чернявский)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指出,1918年,列宁发动和领导了镇压东正教教教会的运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吉洪被捕。教宗被关押在自家的餐厅里,当时的看守警卫均为红军华人第一野战营的士兵,他们与苏俄红军一道,凌辱过那位深受教民爱戴的宗教领袖。华人第一野战营营长,名叫约拿?亚基尔(ИонаЯкир)。

约拿·亚基尔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名叫《回忆国内战争》(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оГражданскойвойне)。他在书中说,他那个营有华人士兵530人,自从参加红军后,他们觉得生活有了改善,吃穿都不错。亚基尔和他的华人士兵们冒着炮火,一路冲杀,穿越了整个乌克兰,顿河草原和沃龙涅什省,尽管华人战士死伤惨重,可他们依旧冥思苦想,希望把死去的弟兄的遗骨送回中国老家。

1918年4月,来自中国奉天(沈阳)的鲍其三(音译),被任命为弗拉基高加索华人支队队长,其麾下有兵士450人。他是个孤儿。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被俄国军官撤退的时候带回到格鲁吉亚。他先在武备学堂读书,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成了苏俄红军士兵。他在国内战争期间,率领弗拉基高加索华人支队转战北高加索和阿斯特拉罕,与白军做战,屡建战功。

当地一位高加索人,曾经这样回忆华人支队的战斗场面,他说,1918年8月,大约300多华人支队的士兵攻入市内,他们将机关枪抬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高耸的钟楼,居高临下,四面扫射,杀死不少敌人。他们还挨家挨户搜查白军,把家里藏枪和藏白军军服的居民都抓走,最后,华人支队,把他们拖到野战医院后面的玉米地里全部枪杀了。一时间,白军和百姓听华人支队,皆闻风丧胆,他们都称华人支队为“魔鬼辫子军”,红军鉴于舆论压力,也对华人支队控制使用,国内战争一结束,立即便将华人支队解散了。

华人支队队长鲍其三的结局也很悲惨。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在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做中文翻译,1925年11月10日,他被苏维埃安全机构——联合国家政治局(ОГПУ)逮捕,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恐怖活动。1925年4月19日,鲍其三在莫斯科被枪决。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曾有一批当年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的华人军事领袖被处决。

1957年,苏联弗拉基高加索地区,在市内伊利斯通和消防大街的交汇处,建造了一座中国广场,广场中心树立了方尖碑,纪念国内战争期间牺牲的华人支队官兵,作者是苏联建筑学家布焦米洛夫(А。Бтемиров)。当时正值中苏友好巅峰时期,这个纪念碑的修建和揭幕,尽染政治色彩意。时隔不久,中苏交恶,关系紧张,弗拉基高加索的中国广场也易名为革命广场,据说方尖碑也被捣毁。那时,苏联连为他们卖过命的华人志愿军也不认了。当代俄罗斯历史学界研究结果表明,死在苏俄秘密警察手下的华人士兵,远比死在白军枪口之下的要多。时至今日没人想到,是否该为这些冤魂树碑立传。

2007年,俄罗斯北奥塞梯的俄国共产党致函当地政府,希望重修中国广场和立碑,恢复纪念华人志愿军。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内战争历史这一历史事件争议很大,一时还难以给出客观评价,所以,俄国共产党的提案,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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