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思远兄的言论我向来是敬佩的，如同敬佩鲁迅先生和余杰兄。敬佩是因为这些言论在大部分中国人尚未完全进行民主启蒙的情况下能够促使人们去思考，而不是下意识地禁锢在原有的思维定式里面。但是敬佩这些言论并不等于赞同这些言论的所有观点。尤其是徐兄最近一个youtube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5-raFZeEWo）以与我探讨为标题，所以有必要做一点回应。因为我本人口才不好，所以权且写成文字以应之。
坦率地说，视频里介绍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我是同意的。不赞同的仅仅是一些提法。比如“鸡国”，很多人还不清楚这是在说中国，更多的人听了这种叫法不舒服。这是感情因素暂且不管。视频一开始就是“鸡国人”具有什么样的“邪恶”缺点。中国人虽然没有美国人的族裔成分那么复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一样的缺点吧。如果是指部分中国人具有这些缺点，虽然符合事实但是也不必为此把整个中国人作为抨击对象。其实抨击全体也不要紧，因为鲁迅和柏杨都是以中国人的劣根性为批判对象。虽然这种整体性批判有人接受有人反对，但是我感觉对于鲁迅的批判，民众的接受度高一点，而对于徐兄的批判接受度要少一点。因为鲁迅的立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批判大部分中国人是华老栓的同时，对少数底层车夫的善举也是不吝赞美之词。这就让中国读者感觉到鲁迅仍然是自己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而徐兄的批判虽然总的目的也是希望国人警醒，并接受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基础的文明秩序，但是用词却有一种诅咒感，令普通中国读者感觉某种程度的距离和敌视，这样你说的再有道理，恐怕大家很难听下去。
我认为同样是宣传自由价值，却有三类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一类是文学家，文学家以人性批判为主，越是尖刻越是发人深省，其作品就越有意义。一类是学者，以阐述自由价值的意义为己任，其言论是严谨、理性的，并且是尊重而不是批判基本的人性。学者把人性当成固定的，而其行为当成某种文化和制度下的产物。还有一类是行动家，其任务是发动更多的人以实际行动形成推动自由的政治力量。这三类人其实有不同的言行标准。一个人再出色也很难同时兼任三种角色。如果非要同时兼任就很难都做的好。
我之所以对徐兄保持敬佩之情，并不是将其作为学者，更不是作为行动者来看待，而是仅当成文学家来看待。当然如果将来徐兄写出令政治学教授们瞩目的学术著作我当然也可以将其看作学者。所以尽管其语言哪怕让有中国认同情节的人感到污辱，我仍然尊敬其言论自由。其所设想的中国小国林立，和平竞争共处，如果真能实现当然也是不错的结果。但是毕竟不是学术推演和论证。其沪独党也自己承认并非真正的政治运动。所以综合来看，我也只能把徐兄当成文人来看待。
我个人也曾思考为什么欧洲演化出近代文明，而中国面积和欧洲差不多却始终是治乱循环。我找的原因其实跟裤论（徐思远兄弟系列论述）很类似。由于地理关系，欧洲实际没有统一过，即便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始终面临周边日耳曼人的侵犯。所以各个邦国并立竞争，既维持了自由的价值又进化出更先进的法治文明。而中国从蒙古草原到越南丛林实际上没有不可逾越的天险，从而更有利于专制君主实现大一统。一旦实现专制下的大一统，自由便不可存在，因而也没有了进化的动力。大家普遍承认，春秋时代的思想繁荣与当时列国共存的诸侯体制是相关的。可惜在古代这是一种不稳定平衡，东方大帝国才是一种稳定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古代治理庞大的国度只能是专制帝国的形式，而民主只能存在于小城邦。
但是这些发现，并不支持“肢解中国”的理论，如果说它算是一种政治理论的话。一个崭新的国家可以像美国那样以共同的政治理念为基础，但是传统的国家则是自然演化的结果。现在的中国人，除了蒙藏疆一些少数民族，大部分人都有中国人的认同感，包括我这样的内地回族人。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从小受到官方教育的结果，而是亲人、朋友、同学、老乡、同事、同仁等各种社会关系遍布整个国家。比如老家是河北农村的亲戚实际上到安徽、湖南、江西、云南、四川到处做小生意，他们很难接受一个个省都是独立国家的观念。假如没有了这种往来，或者大家仅仅闲暇时到外地旅游，那么各省甚至更小的县市独立都可能接受。现实中这种民族认同感是不可能靠劝说小国林立的好处就能消除的。台湾分治太久，有国家的认同的老辈人都故去后，仅仅靠同根同源的文化，即便在将来大陆民主化了，恐怕也很难合为一个国家，因为两岸往来跟出国的感觉是一样的，没有了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南北朝鲜也是分裂了很久，现在的统一愿望跟几十年前就已经无法相比了，再过几十年估计即便北韩民主了也很难统一。
有网友对我说，在统独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应该立场模糊。但是我的观念恰恰认为把统独看成大是大非是错误的，真正的大是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大非是奴役、专制、独裁、人治。或者简单的把是否正义当成大是大非，只不过正义的含义太容易被歪曲。每当把统独当成大是大非的时候就可能战乱四起血流成河。所以我只是把统独当成一个民主自治的结果和选项，而非固定的真理。
文学家只需考虑一种被忽略的价值，或者说有某种坚定的信仰，那就有了存在意义。学者要考虑的因素比文学家要更实际的多，只是客观研究什么样的主动因素导致什么样的客观结果，但是并不要求其本人信仰多么坚定，更不可能纯洁。而行动家则要求基本原则上的坚定以及行动策略上的灵活，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所以“肢解中国”既不是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种文学描述，其价值也只在于警醒大一统观念的危害。而“沪独”如果不考虑社会背景可以算是政治运动，但如果考虑上海和中国的关系则可归为行为艺术。沪独和藏独台独不同，后二者是真正的政治运动，而且将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疆独也是真正的政治运动，但是成功的希望却没有藏独大，因为任何独立运动要想成功，除了民意基础，还要受到世界普遍承认，而这种普遍承认在文明世界是以人权保障为前提。新疆的人口杂居、宗教气氛以及共产专制制造的民族仇恨使得目前的疆独运动很难产生一个各族人权普遍受到保障的独立国家。
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上，我跟徐思远兄是一致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中国人的心理认同绝不仅仅是大一统的帝国主义思想灌输造成的，而是有着人民日常生活的沟通往来的现实基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只是古人对自由国家的想象，代替不了当代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国家诉求。至于民主国家应该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组建联邦国家，这是一个常识，无须争论，也没有分歧。
总之我跟徐思远兄的主要分歧在于：一，是否对中国人这个族群有心理感情和群体认同。这个其实是没有对错的事，我现在有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我儿子将来长大可能没有这个认同，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需争论。二，各地独立建国是否实现中国人将来享有自由民主的必然途径。我认为独立与否只能是民主后的自然结果，并且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而徐兄则认为必须先实现肢解中国后，再自愿组成联邦。我不敢说徐兄的这个设想就不如我的民主团结运动设想，但是假如要按照徐兄这个设想付诸努力的话，我认为对于中国人尽早享有民主权利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可能起到瓦解民运的作用。而民主不能实现，自由当然也不会凭空降临，中国人民将不得不在共产专制下忍受更长时间的不公平、不自由、以及没有人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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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August 5,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