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辈

Charles Howard Hinton卡玛的爷爷Sebastian Hinton 有弟兄四个,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的父亲是Charles Howard Hinton (1853-1907),英国人;母亲名叫Mary Ellen Boole Hinton (1856-1908)。Charles 是一位数学家和科幻科普作家,尤其对超立方体感兴趣。据牛津大辞典称,Tesseract (四维超正方体)这个词是Charles于1888年创造的。要知道,Charles是1886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可见那时候英国的教育水平就很高了,所以一个硕士生毕业不久就能够在数学上有所建树。

tesseractCharles和Mary Ellen于1880年结婚,1887年举家搬到日本去办学校,又过了5年更是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数学讲师。Charles于1907年突发急病去世,一年后Mary Ellen自杀了,时年50岁。(不知道Mary Ellen的儿子Sebastian的自杀是不是因为有家传因素,就像海明威家族那样?)

行文至此,本文的另一位正主该出来了。

Mary Ellen姐妹五个,最小的妹妹叫Ethel Lilian (1864-1960)。Ethel才生下来不到一年,她们的父亲就去世了。Ethel童年寄人篱下的坎坷经历造成了她孤僻的个性,直到18岁她得到了一笔遗产,才得以去德国学习音乐。在柏林期间,Ethel认识了来自俄国的一些革命家,她被革命的理念所吸引,学会了俄语,1887到1889年间到圣彼得堡做了两年家庭教师,期间与从事反沙皇运动的民粹派人士建立了联系,还认识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回到英国以后,Ethel与人一起组建了俄罗斯自由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Russian Freedom),编辑英文小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伦敦,Ethel结识了逃离了西伯利亚的波兰革命者Michal Habdank-Wojnicz,两人从同居到结婚,Ethel从此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Ethel的丈夫后来改名为Wilfrid Michael Voynick(伏尼契),顺理成章,Ethel便成了伏尼契太太。Wilfrid后来成为一个名声响亮的古董书商,他最为人知的事迹是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伏尼契手稿”(Voynick manuscript)。

(在这里我稍微跑偏一下,说说这个伏尼契手稿。伏尼契手稿是伏尼契先生1912年在意大利发现并购买的一本书,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插图和文字,据放射性碳定年法检测,该书成于十五世纪初。百年来,这本书引无数专业和业余解码专家竞折腰,可是至今为止尚没有人能够读懂此书。最近几年有多人,包括中国人,声称解读了此书,但实际上都属于猜度或编造,就连人工智能机器据说也只解读了书的开篇第一句话,而且还文理不通。)

伏尼契手稿第9、10页(图片来自网络)

Ethel,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是艾捷尔,加上夫姓便是艾捷尔·伏尼契,或者是艾捷尔·莉莲·伏尼契。对,她便是《牛虻》一书的作者。

1889年,伏尼契决定要写一本小说,一本关于革命者的小说。该书的创作素材来自于伏尼契身边的那些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的革命者。

旅居巴黎时,一次在参观卢浮宫的时候伏尼契看到了一幅黑衣男子的肖像画。画中人忧郁而清纯的眼神、高傲且高贵的气质深深地打动了伏尼契。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所接触过的那些革命者的缩影,于是,亚瑟·博尔顿(牛虻)诞生了。伏尼契购买了那幅肖像画的复制品,从此他便陪伴在她的身旁,不离不弃(从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演员拜访95岁生日的伏尼契的电影中可以看到,这名不曾老去的男子一直在她的书桌前以忧郁的眼神注视着她)。

很快,伏尼契离开法国去往意大利,在那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资料,了解意大利的历史。然后她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旅馆里,“基本上没有离开书桌”(“literally without departing from the table”—— Evgenia Taratuta,“Product Gadfly”),埋头疾书,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牛虻》这部小说。伏尼契的心情一定是矛盾的——她是那么热爱自己的亚瑟,却又让他历经磨难,最终以悲剧谢幕。

牛虻原型

这就是那幅给了伏尼契灵感的肖像画,Franciabigio (Francesco di Cristofano) 1509的作品, Portrait of a young man(曾经被误认为是拉斐尔的作品)。

关于《牛虻》,维基上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

《牛虻》(The Gadfly)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描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的一生。主人公单纯幼稚的爱国青年亚瑟因被革命同志误解,佯装投河自尽,奔赴南美。13年后,当他带着一身伤残重回故乡时,苦难的经历已把他磨练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参与了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最后为之献出了生命。小说涉及了斗争、信仰、牺牲这些色彩浓重的主题。小说是作者伏尼契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写成的。它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

在中国,这本书影响了好几代把革命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故事中对宗教虚伪面目的揭露、对大义灭亲的革命意志的渲染、还有“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大义凛然,都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青年人心中燃起熊熊烈火。倘若能够把这本书放在“新中国”的背景下,或者把“新中国”年轻一代放在这本书的语境里,也许对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您还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一定要找来看一下。

Ethel的丈夫Wilfrid于1930年在纽约去世。而本人长寿至96岁、由一名女友终生陪伴的Ethel晚景比较凄凉,这才引出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有关韩丁看望伏尼契的故事。想当年,Ethel的书在遥远的东方(包括前苏联)被翻译出版大量发行广受追捧,后来《牛虻》还被苏联拍成多部电影、歌剧和芭蕾舞,与保尔·柯察金一道,成为革命者的榜样。关于这些,Ethel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并不知晓。1955年,有苏联读者偶然发现风靡多时的革命“圣经”《牛虻》一书的作者还在世,住在美国的纽约。于是苏联政府派人联系上她,为她送去了15000美元的稿费和十几种俄文版本的《牛虻》,还有由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摄制、荣膺列宁勋章的电影《牛虻》。不过据说伏尼契看了《牛虻》的电影以后曾经使劲地摇着头说:“No,not at all!”估计是不同意苏联人对该书的电影解读。(我一定要找来那部电影再看一遍。)

由于韩丁和史克从中斡旋,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于1955年5月给伏尼契寄付了5000美元的稿费,令她激动万分。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脚印,伏尼契是幸运的。

在谷歌上搜到的部分版本的《牛虻》成书

伏尼契后来还写了几部小说,基本上是围绕着亚瑟/牛虻的身世和《牛虻》一书中一带而过的“13年”流亡经历来写的,但都不如《牛虻》本书受人关注。晚年的伏尼契重操旧业,写了一些音乐、歌曲,但没有发表过,后世人的评价也不甚高。

晚年的伏尼契

伏尼契于1960年去世,她的骨灰按照她的遗嘱被撒在了纽约中央公园的土地上。下次我再去中央公园漫步时,也许有幸能够碰到一个飞舞的牛虻。我会把它当做Ethel的灵魂之光与它对话,请它给伏尼契带去我的问候——毕竟我的青春年代得到过《牛虻》的滋养。革命虽不再,不屈的精神当长存。

曾曾祖辈

伏尼契的未嫁名是Ethel Lilian Boole,她是Mary 和George Boole夫妇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说起George Boole(1815-1864)来,理工科的朋友们大概不会陌生,因为George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布尔代数”的创始人。

布尔先生的家庭出身按中国的说法应该算是“小手工业者”——他的父亲是个鞋匠。布尔本人接受的正式教育是小学程度。后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16岁的时候,作为四个孩子里面的老大,布尔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开始在学校当助教。19岁的时候,他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一直干到三十多岁。在这期间布尔继续自学和拜师学习,在语言和代数方面显现出超人的天才,“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啥是布尔代数?一说起数学来我就蛤蟆跳井了,不敢妄议,还是抄一段网上的通俗话来解释吧:

“布尔代数用于分析和简化数字(逻辑)环路。 它仅使用二进制数,即0和1,也被称为二进制代数或逻辑代数。”

据说,布尔代数为现代计算机科学打下了数学基础。这个我好像知道,因为当初就听说计算机的输入就是0和1。

George比他的妻子Mary大17岁,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数学的共同爱好之上的——Mary通过她的叔叔认识了当时已经是著名数学家的George,George成为了Mary的私人数学老师、蓝颜知己和精神支柱。经过多年的相处,友情、爱情、师生情把他们联结在一起。1855年,Mary的父亲去世了,George向无依无靠的Mary求婚,二人于1855年9月11日步入婚姻殿堂。

本该是二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无奈好日子很快就以George去世而结束了。说起来挺惨的。1864年11月下旬的一天,George去学校的路上淋了大雨,又坚持穿着湿衣服讲完了课,回到家就病了,肺炎。他的岳父、Mary的父亲是另类疗法“顺势医疗”(homeopathy,也叫“同种疗法”,有点儿咱们说的以毒攻毒的意思)的坚定执行者。Mary在这样的家境中长大,当然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于是,丈夫淋了雨生肺炎,同种疗法的手段便是再用湿毯子把他包裹住。结果,George的病情恶化,于同年12月8日英年早逝,享年49岁。

George去世的时候,Mary也就30多岁,他们最小的女儿,也就是艾捷尔·伏尼契,才刚刚6个月大。了不起的Mary不断更换工作,当图书管理员、教师,一个人带大了5个孩子(Ethel曾经被送到别人家里去寄养过)。晚年,作为一个数学家的Mary继承了丈夫的理念,不间断地写书介绍George的理论,并将它付诸实际应用。那些书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仍在出版,被很多学校收藏。

Mary为儿童写的书

Mary还发明了曲线拼接(curve stitching,或String Geometry)的方法,用来帮助儿童学习几何概念,至今仍然在很多学校里使用着。

Mary相信超自然性,还为此写过书。上图是在网上搜到的十多个版本的《The Message of Psychic Science for Mothers and Nurses》。因为出版这本书,Mary曾经被她工作的图书馆解雇。这书现已成经典,2018年仍在出版,Amazon上面可以买到。

守寡50年的Mary于1916年去世,享年84岁。

布尔家族的合影(布尔先生已不在世);后排站立的五位女子便是布尔家的五朵金花

曾曾曾祖辈

Mary Boole出阁前的名字叫Mary Everest。没错,Everest,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英文名字一样。这可不是巧合,因为,珠穆朗玛峰就是以Mary的叔叔George Everest命名的。【Everest,按照威尔士发音来讲,应该是EEve-rest((/ˈiːvrist/),而不是人们寻常用的Ever-est】。

George Everest(1790-1866),英国人,探险家、地理学家、测量专家。他16岁被派到印度当兵,在那里前后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乔治早早便显露出数学和地理才华,仕途一路向上,曾任到印度测绘总局长(1830-1843),完成了始于他的前任William Lambton于1806年开始的沿着子午线弧从由南向北对印度的测量。据说,在他亲力亲为的带领下绘制出来的印度地图是当时最精准的一份。1827年,因病离开印度正在疗养中的乔治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另有一说为1843年加入),1854年提拔为陆军上校,1861年受封骑士爵位,1866年12月1日在位于海德公园花园的家里去世,享年76岁。

珠穆朗玛峰位于西藏和尼泊尔之间,和印度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乔治本人根本没有到过尼泊尔,更没有亲眼见到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第一高峰。这个命名动议是他的继任者Andrew Scott Waugh在测量尼泊尔时提出来的,以纪念他的前任乔治。当时Waugh用的理由是,这座被编为第15号的山峰在当地没有已知的名字——确实,尼泊尔政府于1960年代才给这座山峰起了名字,叫做萨迦玛塔(Sagarmatha),意为“天空之女神”。但是在西藏,至少在清朝绘制的地图上,珠穆朗玛就已经被称作“朱姆朗玛阿林”了,藏语为“jo-mo glang-ma rib”——意为“大地之母”,只不过语言和交通上的隔绝使英国人对此不得而知而已。

乔治本人其实并不同意这个命名,他认为测量珠穆朗玛峰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的名字Everest用印第语很难发音和书写,所以敬谢不敏。这个命名动议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也颇受争议,大家吵吵嚷嚷地一下子就过了9年的时光,最后由于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名字,才于1865年正式决定将此峰命名为Mount Everest。1952年,中国政府给此山起了个汉语官名,那就是“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

【在互动百科上看到一段令人不禁哑然失笑的话,不能不照搬过来。话是这样说的:“西方从1858年起,称珠穆朗玛峰作额菲尔士峰或艾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是纪念负责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额菲尔士(George Everest)(英国人)。 我国编撰地志舆图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用帝国主义殖民官吏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错误。”真逗,这给大山起名字的事儿,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就跟生一个孩子你愿意叫他富贵儿,别人愿意叫他狗剩儿一样,不就是一个符号吗?爱国也不至于跟这儿上纲上线的找补吧?】

如果在维基上搜Sir George Everst的家庭关系,可以看到这个大家族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在数学和科学(包括医疗)领域里做出过贡献。不过那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的故事了。

回到开头儿

按说这篇文章到此就该结束了,可偏偏在我写作过程中搜索资料时,竟然又有了新的发现。不过呢,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把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完完全全地晕菜了。所以我只跟这儿提个头儿,如果您感兴趣,那剩下的就自己个儿上网去搜吧。

Geoffrey Everest Hinton,生于1947年,是老布尔先生大女儿Mary Everest Hinton的儿子、韩丁先生的(父系)堂叔/伯和著名的昆虫学家Howard Everest Hinton的儿子,算上去应该是卡玛的表哥(远房堂哥?)。【辈份儿论到这里我已经彻底晕了,在本文开篇的家谱图上是绿色的那位】关于他,维基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

“杰弗里·埃弗里斯特·辛顿,英国出生的加拿大计算机学家和心理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以其在类神经网络方面的贡献闻名。辛顿是反向传播算法和对比散度算法的发明人之一,也是深度学习的积极推动者,被誉为‘深度学习之父’。辛顿因在深度学习方面的贡献与约书亚·本希奥和杨立昆一同被授予了2018年的图灵奖。”

鉴于本人的理科造诣几乎为零,拜托各位就别问我啥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了。我的理解是,它是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的概念、机器学习的一个研究方向,可与人工智能比肩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的先驱。不知道当年“深蓝”是不是应用了深度学习的技术把世界冠军都打败了?

杰弗里于1998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有意思的是,从当年的布尔代数到现在的深度学习,可以说,这个家族为人工智能的贡献画了一个完整的圆。

结束语

开篇的时候我并没想到,从卡玛到牛虻的故事会这么长——这不能怪我,要怪只怪卡玛那个“彪悍家族”(《AI学人》王永刚语)的故事引人入彀欲罢不能。有时候我会想,一个家族中几代数学家、科学家,有些甚至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难道这逻辑思维、数学才华也能够通过基因代代相传?有谁知道答案,哪位懂遗传学能给解释一下吗?(全文完)

【最后的说明:本文中所有的资料(包括图片)均来自网络,因为不是研究报告,来源就不在此一一列出了。】

2019年7月28日完稿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七九期(cm0819b)
2019年08月09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