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儒之落幕――曾国藩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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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07-29

(天津教案的替罪羊们赴法场路上)

天津教案终于收场了,李鸿章用十九个死囚犯充当替罪羊给洋人偿命,多少堵住了守旧派们的攻讦。这并不能平息洋人们的不满,他们认为首要责任在于政府而非百姓,要求处死三名直接责任官员。而清国一方则想把责任推卸到"终是愚民无知"头上,保住几位倒霉的地方官。对清廷来说,无论哪个派系,"我"的意思是指官僚体系,并不包括子民们。谁能维护"我"的整体利益,谁就将取得领导这个官僚秩序的权力。洋人强硬要求之下,曾国藩被迫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判了流放。此举招来了舆论的普遍攻讦,就连他亲手题写的湖南会馆扁额,也被学子们砸得粉碎。

口诛笔伐不绝于耳,不久,皇上恩准他改任两江总督,以避汹汹众喙。"国藩重回江表,又转年华。眩晕不时发作,目光极复昏蒙,精力日颓,一切军政吏治未能整饬,江海各防亦无端绪。"

这场教案给他带来巨大创伤,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曾写道:"若来示所言与洋人交,须参用痞子手段,自揣非所能为。"在儒生而言,这样的措辞已经是对这位身居高位弟子十分严厉的批评。他忧心忡忡,中华文物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支撑它们的忠信和朴诚已经完全没落,虽然他年纪轻轻就早已意识到:士大夫阶层遍地都是"不可交"的伪君子,而洋人的到来揭开了真相的遮羞布:天朝压根就是一场不值得珍惜的骗局。虽然曾国藩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一名曾经纯正的儒生而言,模模糊糊的疑心已经足够将他摧毁。放眼帝国官场最优秀的几个人:李鸿章过于迷恋于"术",热衷于表面糊弄而不穷究根本;丁日昌的观念倒是颇得他欣赏,但丁为人过于软弱难成大器;左宗棠则更加离题,得知天津教案后,左给朝廷上书称,对水会一类的民间组织,应该"养其精锐,日后图为我用"。

(左宗棠年轻时精心曾研究林则徐的驱洋战略,深为林所赏识。)

左宗棠的观点并非偶然,那是潜藏在士大夫阶层意识深处的一种情愫:既然按传统手段巳无力驱逐洋人,那就扶持和发动人民战争来对付他们。这种主张早在第一次中英战争时便已由林则徐系统提出;偶然爆发的天津教案点出了它的现实可能性;义和团是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后世的一系列战争和革命则一步步将其推上高潮。

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的视民如洪水猛兽的恐惧心态,他们极力防微杜渐,宗法与权术双管齐下,试图将"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教他们逆来顺受,安分守己。

这两种观念有时冲撞,有时又合而为一,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脉络。中国的精英阶层(政治、文化和道德的三位一体精英)只承认自己是"中国",治下之民莫说是中国的主人,连中国的仆人都不是。虽然他们靠"民"养活,却视民为累赘:如果不是因为人民太下作拖了他们后腿,他们早就带领天下步入了万世太平。他们的权力,依靠"承运于天"的皇帝与上苍联系起来。这权力即便不是天生的,至少也是靠读圣贤书得来的,不需要人民授权。

在传统中国,百姓的叛乱是他们唯一的敌人,但西方人到来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危机:西方人的强势使他们显得太过于弱小,必将瓦解他们曾经天经地义的统治权。前述两种观念,是新的局势之下,究竟是将洋人视为头号敌人,还是继续将治下百姓视为头号敌人的分歧。两派有着共同的目标:继续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永远存在。攻击洋人和驾驭百姓是可以实现统一的,虽然需要不断地积累新经验。

(近代以来,林则徐被认为是比曾国藩影响跟深远的人)

极少数觉醒者最终演化成宪政派,试图将"统治合法性来自人民授权"的理念引入中国。他们曾经短暂地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又因太过于弱小和稚嫩被迫退出舞台中心。

曾国藩距离准宪政派还非常遥远,但他晚年的思想格局放诸天朝士大夫行列,仍远远走在众人之前。意识到变革及其方向,靠的不是智慧而是淳朴的天性。如果善恶是非的直觉尚未被尘世所扫荡,那么人们就能籍此感知前路的方向。

曾国藩有着强韧、倔强的个性,江南的舆情较北方要轻松得多,几个月后,他仿佛从打击中渐渐缓过神来,开始理事。改革!他开始在各种书信中长篇大论地赞美西洋。幼童留美事宜最受他关心,陈兰彬已经被内定为委员,然陈兰彬并非委员之材,于是安排陈兰彬到上海各处接触洋务,又派往沿海地区去为筹备中的轮船招商局招募汽船船长。

(广东、福建沿海的“虾仔”们,是帝国最下贱的贱民,不少人会说英语,开汽船。)

陈兰彬勉力招来八人,只有两人可堪一用,可连这区区二人,还被福建半路截走,他只好两手空空回来交差。在给陈兰彬的信中,曾氏语重心长地说,此番携幼童赴美,除留学之外,还有一项意义同样重大的事务:"以地球诸国作一大战国观,于美则推诚联络,于英则严加防闲及俄、普、日本控驭之道……"

这几乎可以看作是曾国藩的政治遗嘱,他是清朝高官中第一个意识到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寻找长久可靠盟友,并把美国视为第一选择的人。一个无药可救的专制王朝,想要与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建立起盟友关系,实属天方夜潭。但有很多美国人想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大清,乃是出于对这古国悠久历史的单纯尊重。双方完全对立的体制不可能存在任何结盟的可能性,那仅仅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和十年前的对头,太平天国总理洪仁玕所倡导一一英吉利至强之国,须谋永固交好;美利坚至美之国,须师法效之――相比,曾国藩的观点似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格局仍相差甚远。

而陈兰彬却是位扶不起的阿斗,对中堂的苦心栽培他丝毫不感兴趣。在拟定的幼童留学章程中,陈兰彬要利用休假时间和礼拜天,教授幼童们学圣贤书。曾国藩批道:"目两视则不明,耳两听则不聪。"留洋的目的就是为了学西学,中学学不学也无所谓。他删掉了章程中的这些内容,这是这位圣人门徒破天荒地第一次。他曾一直坚信:读古书的目的在于当个好人,也唯有读古书才能成为好人。如今,这种信念动摇了。

(如果曾国藩知道自己成了成功学和鸡汤学的代言人,会做何感想?)

可是李鸿章却支持陈兰彬的章程,李认为这样更容易堵住攻击者们的嘴。被曾国藩删掉的部份又重新被写回,并获得了批准。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由李鸿章来说了算。很快,他的眼睛彻底昏了,病卧隔壁的老妻奄奄一息地苦熬着生命最后的光景。多么脆弱渺小的人生,一个人需要躺在病床上,与自己的躯体为敌,除了等待死亡降临别的已无事可做。这短短几个月耗尽了他人生最后的元气,1872年2月底的某一天,他仍在拖在病躯象一部机器一样会客、写文件、读书……一如过去数十年。在一次出城拜访当地乡绅的途中,他忽感"痰迷心中",想说话却说不出来。随后几天里,病情雪崩般加剧,一天不如一天。大限将至,"既不能溘先朝露,速(同)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世,惭悚何极!"那一刻他似乎领略到了一丝孤独者的滋味。他也许还无法参悟:文明的车轮正是由那些"伟大的孤独者"们所推动。他穷极毕生,终于触碰到了边缘。

1872年3月11日,曾国藩提笔想写几个字,手忽然颤抖起来,无法握笔,想说话却张口结舌。"手颤心摇",这是中风!死期已至!他似仍不甘心就此别离尘世,但是第二天,他便死了。

传统中国籍着他的死划上了句号,他曾深信不疑的那个中国,是道德的化身,他一生为之奋斗却换来一枕黄粱。在他要去"推诚"的那个国度――在大洋彼岸的花旗国,有一位名叫爱默生的同时代人物如此评价他为之奋斗的国度道:"居然能把人类最肮脏的那些东西,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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