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丶博爱丶正义丶对文学的喜好丶对平等的对话丶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丶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丶对大自然的爱丶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於消灭。
奥威尔《奥威尔文集》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寓言小说，大约可以从刘鹗的《老残游记》算起，然後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老舍的《猫城记》。一九四九年之後，官方独尊「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连「腹诽」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寓言的写作亦成为绝响。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国历史转入亦真亦幻的「大国崛起」的新场景，於是两本让人惊艳的寓言小说应运而生：王力雄的《黄祸》和陈冠中的《盛世》。如果说《黄祸》如同屠龙刀一般厚重凌厉，毫不留情地直捣黄龙；那么《盛世》则好似倚天剑一般轻灵柔韧，在眼花缭乱中庖丁解牛。这两本书都不能在中国正式出版，不过与《黄祸》被彻底封杀不同，《盛世》的书评偶尔还能在纸媒上出现，虽然书评大都避重就轻，但足以撩起读者的好奇心，这本「但闻楼梯响，不见佳人来」的杰作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为何身为中国人最幸福？
《盛世》既是寓言，也是预言。这本书在港台出版的二零零九年，中国政府的还没有张狂到挟持全体中国人上演「幸福秀」的地步。到了二零一二年，也就是书中设定故事发生时刻的前一年，中国社科院出笼了中国人「幸福指数」位居世界前茅的学术报告，央视记者笑眯眯地拿着话筒到街头巷尾去询问老百姓「你幸福吗」。然而，就连如「范进中举」般抽签抽中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在被央视记者董倩追问「你幸福吗」的时候，亦自言自语「我不知道」；在斯德哥尔摩再次被问及幸福议题，谨言慎行的莫言忍无可忍地反问「你是央视吗」？
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号召中国人勇敢地「做梦」，做「中国复兴之梦」。习近平大概没有读过《盛世》，不过他的执政思路与《盛世》中梦想当帝王师的、《读书》杂志创办元老庄子仲提出的「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建言」如出一辙，其内容包括：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种族共和，后西方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等。陈冠中颇有先见之明，「复兴」确实成了习近平的「关键字」。
那么，如何将盛世的感觉灌输给越来越不服从的老百姓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共产党如何成功地对十三亿人实施洗脑术和催眠术？中共对人民的规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要将这套经验向香港、台湾和西方世界复制。在《盛世》中，陈冠中给出了一个类似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愚人之泉」的解释：几名感到不幸福的「害群之马」，对全民「被幸福撞了一下腰」的现状心存怀疑，为了寻找答案，孤注一掷地绑架了政治局委员何东生，逼他说出真相。于是，何东生将真相全盘托出：当局发明了一种类似摇头丸的兴奋剂，「在河北建厂，标准化生产，统一管理，科学的品质保证，添加在所有地区的自来水水库，及牛奶、豆浆、汽水、果汁饮料、瓶装水、啤酒白酒黄酒之中。覆盖城镇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人服量极微，血尿体检一般检不出来，人们根本不会察觉，只是稍稍开心了一点」。于是，中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快乐的族群，中国成了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
当陈冠中借书中人物「老陈」之口，质问何东生及其服务的「老大哥」为何敢未经人民授权就为所欲为时，何东生辩解说：「这是件好玩意，但只是件好玩意，根本谈不上是控制，只是改变人的一点情绪，老百姓该干什么还照样干什么。……我们党做多少事都是老百姓不知道的，从来如此。」换言之，党并不是从今天起才变坏的，党的行事规则一以贯之。老陈还发现，媒体和教科书上的历史叙述是扭曲和断裂的，党干过的杀人放火的坏事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党在造孽，对记忆的抹杀，是二度谋杀。但何东生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不先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想忘记，我们也不可能强迫大家忘记。是中国老百姓主动给自己吃了健忘药。」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当局并没有给老百姓吃健忘药，忘记是老百姓的自愿的选择。正是事不关己、麻木不仁的群众心理，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何东生得意忘形地说：「可能人就是健忘的动物，人们就是渴望忘掉一些历史。可能中国共产党运气就是好。可能是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六十年还不够。可能是神迹，可能是中国人的共业。可惜我是唯物主义者，否则我一定会说这是天意，是上天想共产党继续执政下去。天佑我党。」本来能言善辩的老陈对此哑口无言。而陈冠中最终要说的一句话是：最坏的其实不是共产党，而是活在共产政权下隐忍不发甚至与之共谋的中国人。
虚幻的幸福感是可以呈几何数位不断传染的。最高明的洗脑术是让被洗脑者自动送上门来，你不给他洗，他还不高兴。在通往洗脑的道路上，没有内外和种族之分。何东生说：「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住久了，回到原居住地的时候就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没有像待在中国的时候那么快乐，整天想回来中国。」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西方人如蚁附膻，从昔日与毛泽东把酒言欢的政客基辛格，到今天提出「北京共识」的资本家约书亚·库珀，都是「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一员。美国专栏作家、记者汤玛斯·弗里德曼因《世界是平的》一书备享盛誉，面对中国的蒸蒸日上，他甚至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反而成了发展的一种障碍，也许可以让美国做一天中国。」可见，学历和智商的高低并不是能否抗拒洗脑的决定性因素。
青年法西斯像爬山虎一样疯狂生长
鲁迅曾经迷信年轻人一定代表进步的方向，後来才发现受了年轻人骗。他看到许多年轻人深入骨髓的世故与狡诈，才承认进化论对人性是无效的。《盛世》中描绘了一群忠党爱国丶铁血尚武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站在权力一边，以未来国家的管理者自居。二十四岁的大学生韦国，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公然宣称：「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的。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这个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是中国盛世的真正贵族。」韦国效仿的对象是毛泽东，他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韦国自愿充当秘密员警的线人，以理想主义的激情从事「五毛党」的龌龊工作。他说：「凡大学里有教授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主义，我们就举报给校长或党委书记。我们的模式已经像授权的连锁店，复制到其它院校。这表明我的行动力，也说明很多大学生是听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轻一代的魅力领袖。」与之对立，韦国的妈妈韦希红是深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薰陶的知识份子，对「盛世」充满怀疑和批判。母子之间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严重冲突，韦国跑到上级那里去揭发妈妈，他说：「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到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连妈妈都可以出卖，韦国对其他人当然更冷酷无情。他长大以后，不就是又一个令计划吗？在儿子死于车祸之後，令计划仍然不动声色、指挥若定，连江泽民都惊呼：「这样的人，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党性！」不过，江泽民说错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越没有人性的人，就越有党性，江泽民自己，不也是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走进中南海的吗？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喧嚣中，聪慧的蒋方舟写了一封给母校的信，她引用了《盛世》里韦国的典故，她说：「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她以亲身体验描述说：「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今，在中国千军万马地争取入党和报考公务员的队伍中，有多少这样茁壮成长的「有志青年」？
这就是青年法西斯的雏形。虽然何东生竭力分辨共产党与纳粹的差异——「现阶段我们政府跟那些法西斯的分别是，我们想老百姓有爱心而没有攻击性，法西斯要老百姓有攻击性而没爱心。那家工厂制造的东西，让老百姓开心，充满爱心，不想攻击别人。」——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不嗜血的和讲爱心的共产党。愤青和五毛是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敢言作家李承鹏的新书签售会上，两个个贼眉鼠眼的毛左青年出手偷袭，他们一无所有，唯有暴力。而在上掌权者也笃信暴力维稳的策略，国保员警横行霸道，视法律为无物。「国家主义」是当前中国执政者的首选，也是相当一部分民心之所向。学者一平在《警惕中国逆向改革，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一文中分析说，当局最高程度地强化国家权力，即加强中央集权，收缩民间的自由与民众的权利，强调国家丶社会丶民族的整体性。其主要政策包括：一、强化国家政权，特别是军警力量；二、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拢民心；三、清洗一批贪官和富人，为新权力立威；四、镇压反对派，清除异议；五、加强控制媒体和舆论；六、宣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七、扩军，对外扩张——甚至发生战争，转移内政危机。这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昔日走过的道路。
果不出一平之所料，随着习近平上台，老红卫兵一代全面掌控党、政、军、经主要权力，特别是军队和特务系统。这一代人无信念，崇尚强权和实利，是毛的后人，无法无天，胆大包天。特别是他们有青少年时期当红卫兵和知青的经历，更是蔑视伦理道德，为达目的不惜手段。作为红色王朝的后代——共同的红色血统，是中国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们很可能强制实行法西斯化。这正是陈冠中在《盛世》中发出的危言：从盛世转向法西斯，只有一步之遥。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会突然发现生活的世界如同纳粹德国的克隆版。
家庭教会是起死回生的力量吗？
知识份子溃不成军，公共人物谎话连篇，陈冠中在一次采访中说：「当下中国知识份子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自觉的调整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体制吸纳精英，精英背靠大国，人人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些智囊精英甚至争着替政府出主意，给政府当造型师。社会的隐忧和问题，大家都知道，但只要体制吸纳我，你的腐败你的专制，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如今，在各界占据要紧的，多是厚黑之徒，比如：官场有王沪宁，民间有余秋雨，右派有张维迎，左派有孔庆东，商界有陈游标，军方有张召忠……他们殊途同归，都是「不向苍生说人话，偏向皇帝抛媚眼」。而学生在低就业率和高房价的重压下趋于功利，工农大众则成了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么，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呢？
《盛世》中用不少篇幅描绘中国家庭教会兴起的场景。在婚姻破裂、儿子成为法西斯青年、同侪卖身投靠权力的绝望中，韦国的妈妈韦希红到中华文化之根河南去寻找出路。然而，中国的古代文明早已僵死，她找到的是一家名字跟她的网名一样的基督教会——「落地麦子不死」。陈冠中不是基督徒，他对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原因缺乏深层的思考，故而干脆将人们信教的热潮归结于当局投放兴奋剂的阴谋。不过，小说中也顺势探讨了教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如政府的压力、紧张的政教关系以及不同教会和传道人之间对公共参与策略的分歧等，但这些讨论都流于表层。
陈冠中并未揭示出，家庭教会作为如今中国最大的NGO，已经突破了当局对结社和集会的限制；而新教伦理带来生命本质的改变，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更新，经济上自我奋斗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公共政策领域对自由和公义的追求，这一切都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给予的。在世俗的自由主义止步的地方，正是基督信仰扎根生长的地方。对此，兼有学者和牧师身份的刘同苏指出，在以往的专制主义治下，由於公共权力完全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国没有公民社会。然而，在整个公共生活被公共权力绝对控制的条件下，因为具有属天的超越渊源，家庭教会自成一体地建立了仍然保有个人基本权利的公共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面，人们可以按照圣经讲道，所以坚持了言论自由；可以持守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圣经价值观，由此保留了思想自由；可以选择官方教会以外的教义，从而守住了信仰自由；可以组成官方组织之外的群体生活，因此实现了结社自由。在专制主义的绝对控制之下，家庭教会成为了唯一维系个人基本权利的公共生活，由此而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驱或雏形。」刘同苏的结论是：作为公民社会的唯一实际范例，家庭教会正在实际主导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家庭教会的兴起是「盛世」的反面，却是在中国诞生「新的生命共同体」的希望所在。
陈冠中用鲁迅使用的「好地狱」和「伪天堂」的概念概括中国人在当下的两难选择。在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人会如何选择？鲁迅是虚无主义者，他不是死于肺病，乃是死于虚无。那么，像韦希红那样走进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之中，是不是一种全新的选择呢？湖南学者萧建生穷二十多年之研究，从中国古文明一直梳理到近代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没有受基督的洗礼，以致迷信皇权，缺乏何谓「正义」的思维。所以，中国要走出「不文明史」的恶性循环，必须接受基督信仰的洗涤。
陈冠中没有给出什么是「第三条道路」的答案，但至少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对于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和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来说，需要的不是盛世的泡影，而是爱与救赎、公义与自由。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