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惊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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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三位一体合是百年造假开端(下)

六、推广马学主由俄共越俎代庖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刘晶芳教授曾于《史学集刊》“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刊(2009年3月第12期)发表<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该文摘要说道(黑体字笔者转):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日本——笔者注)变为多条(加上欧洲、俄国——笔者注),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五四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实属“蜻蜓款款点水”!出版了大量刊物介绍马克思主义——却为“英雄不问出处”!

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下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乃有如下统计:从1918年1月1日(53天前十月革命爆发)至1927年(《新青年》终刊)这十年间,在中国、日本、法国出版的推广马列主义的中文报刊计有43种,如下:

《东方杂志》《新世界》《民国日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布尔塞维克》《晨报》《星期评论》《湘江评论》《觉悟》《解放与改造》《新中国》《广东新中华报》《新社会》《星期评论》《国民》《广东群报》《共产党》《劳动者》《工人周刊》《武汉星期评论》《岭东民国日报》《劳动周刊》《先驱》《今日》《上海大学周刊》《新时代》《前锋》《中国青年》《少年》《政治生活》《中国工人》《时事新报》《热血日报》《政治周报》《政治生活》《妇女杂志》(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思想》《出路》《上海报》《红旗日报》《无产青年》。

(注:之前乃有《泰西民法志》《万国公报》《新民丛报》《译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民报》《天义报》《东方杂志》《新世界》《民国日报》《新青年》11种,始于1898年。)

43种仅占全国1918年后着重推广非马学新思潮——即为非马学的西学——的约357种报刊的12%.此种“进步”报刊、书局于此一十年期间刊登、出版了多少推广马列主义的文章、著作,似已无从统计。即使有1000篇、100种(毛泽东指定干部必读的仅有30种),笔者也可不事犹豫地推算出:在全国范围,1918—1927年间:全国报刊刊登、书局出版的马列主义原著译述、国人推广马列主义著述,无论如何不会比同期报刊刊登、书局出版的西方解噬主义(原译自由主义)原著译述、国人推广解噬主义著述为多。

当然,若做纵向对比,狭义五四运动以后,推广马列主义出版成果要比以前大得多、好得多,笔者对此没有任何怀疑。怀疑的只是“资金缘何猛增?”《新青年》一期/月出版费为200银圆,假设43种均为月刊(它们部分也能赚钱;报纸一般每天一期),以及每种每月出版费也为200银圆,那么总数就是每月34400银圆。笔者于己所著《真相真理双真集(上册)?苏联奥援中共饷械档案寻踪》(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9)之中,得出结论:起建党后讫迁赣前,前后11 年有半共138 个月(1921.7—1932.12),如果仅按苏方定期预算月额(不含数额更大的特支费)计算,上海中共总部共得苏饷3998452 银圆。出现过11 种由低走高的月额。最低额1750 银圆,最高额56376 银圆,后者为前者的32 倍。138 个月,平均月额乃为28974 银圆。外方规定一半用于发工资,一半支作出版费;28974÷2=14487银圆,要比上述8600银圆多出几乎一倍:5887银圆。对比:孙中山联俄容共之后,苏联为黄埔军校提供经费所做预算仅为1.5~2.5万元/月(应为银圆。见下引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第一卷377页)。

除了正式发表的文章,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共还在共产国际思想指导、金钱资助(除了出版费还有翻译费)之下,印行了数以万计的此类内容的单行本、小册子,种数、册数如今也是无法统计。俄苏共党—共产国际予此类出版费,极有可能就是上述的5887银圆/月。许多中共成员以及中共拥趸所写回忆,均有述及当年收到此类单行本、小册子之时,他们如何欣喜若狂,过后如何组织学习。例如,运动亲历者钟贻谋于其所著《海陆丰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忆及:

“五四”运动的新潮流虽然卷进了这南中国边缘的僻地,可是青年学生们阅读得到的仅是些《新青年》《新潮》《创造》一类的杂志和一些新小说、新诗词的小册子。彭湃的回来却为海丰青年学生们从日本、上海、广州等地带回来一大批日文和中译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巨著,使到青年学生们看到了后,更大大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同时也很钦佩他思想的先进。

此一时期全国范围大量出现的推广马列主义译述、著述的种数无法统计得清,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固然是个遗憾,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定量调查并非重要,重要的是定性调查,它的结果业已拂去历史蒙尘:上述“大量出现”竟然多数出自外力越俎代庖。不言而喻,没有俄苏共党—共产国际的金钱资助,本来不会有此“大量出现”。

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内有披露不少关于“推广马学主由俄共越俎代庖”证据,多为出自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予其俄苏上司、同事的报告、通讯,也有出自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记录、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通讯。笔者在全书768页中细细拣出27页上(百里挑三)的22项证据来飨读者,跨期为五年(黑体字为笔者转):

01.1920年6月:我们已遵照您的建议,把很大力量放在报道方面……《大陆报》发表一篇关于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社论,是根据我提供给他们的材料写的……他们全文刊登了《告世界劳动人民书》。这是美国在上海办的一家大报纸,我们可以利用它。中国的报刊我们几乎都可以利用。(29页)

02.1920年8月:你们发给《北京报》的电报收到了……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已印好。现在还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须知》(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31页)/ 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 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即《劳动界》)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 必须从中央和西伯利亚给我们寄苏俄报刊……关于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也是需要的请按我的电报汇款。(35页)

03.1920年9月: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中转站,转达莫斯科的指示、转送书报、工作人员和经费。/ 各个党组织,主要是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解除所有掌握东方语言和英语的东方学工作者的工作,把他们交给东亚书记处任用。/ 筹集经费(主要是外汇),提供给东亚书记处使用。(36-37页)

04.1920年9月:中国科工作纲领如下:……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 东亚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出版中心: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

海参崴是俄文书报出版地,出版报纸《红旗》《农民真理报》杂志《创作》。此外,这里还翻印50种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印数从25000册到40000册不等……

哈尔滨是英文、中文和日文宣传材料的出版基地,已出版这方面的材料约20种。

北京,主要是依靠北京学生的力量组织了很大规模的出版活动,现已出版了几部像样的著作,还出版了《新潮》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两种刊物……

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新中国》等。(40页)

05.1920年9月: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出版莫斯科出版的主要书籍的中文、朝文、日文版上。现已出版了《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以及许多其他小册子和书籍。

书记处的报道活动。

主要基地同出版基地相同。采取了利用合法通讯社和为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报纸提供服务的报刊社的原则。我们在上海成立了报刊社,在海参崴成立了中国报刊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报刊社,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通讯社。(40页)

06.1921年12月:指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还负责解决译员和出版局问题。(70页)

07.1922年4月: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其存在的两年(1920年8月至1921年7月——笔者注)间确实做了大量组织、宣传、和出版方面的工作。仅我在上海逗留期间,就出版了大约16种翻译的小册子,还有中国同志自己编写的……两本小册子……散发了成千上万张传单。我在这里说的仅仅是中央局的出版物。(94页)

08.1922年8月:你们应该坚持以下方针:不仅要毫无条件地赞成消灭督军统治,在自己的各种机关刊物上坚持不懈地论述这个问题……(118页)

09.1922年9月:我这里的钱也很少,但我将尽可能地支持你们的周报《向导》……(131页)

10.1922年12月:以前我们……只有一个周刊,那里发表的大部分是国际共运方面文章的译文……/ 我们已经开始出版自己的政治报纸《共产党》,已经出版了12期……这份报纸在上海印刷、发行5000—7000份……(180页)

11.1922年12月于莫斯科:《中国共产党193年支出预算》……月支出:1.支持《向导》周报210金卢布;2.支持《工人周刊》40金卢布;3.支持印刷传单、宣言等60金卢布。(184—185页)

12.1923年10月:国民党人早就说要成立通讯社。达夫谦告诉我,他答应每月给他们300元经费,但眼下未再谈此事。其实在拟定的所有机构和工作的计划中,通讯社应当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办报纸而没有自己的信息机构向这些报纸提供消息,这意味着事情只做了一半。此外,这样的通讯社也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您知道,我们给北京的报刊提供材料很容易,而且我们的所有材料几乎不做任何删节地被各种倾向的报纸刊用。如果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分发给各省的报纸刊用,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不仅影响北京的社会舆论,而且也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舆论……而且在北京,当然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在这里我们将对他们实行经常的监督并使之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294页)

13.1924年1月:广州在出版一种名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已经出到第三期。在上海,春节前夕将出版一种在中央局领导之下的有16版的大型日报的创刊号,这份日报将取代现在的《民国日报》,后者的所有资产、机构等都将转给这家新的报社。(396页)

14. 1924年1月:我还请求派来二三名优秀的、完全懂俄语的中国人,以便帮助做翻译工作和所有其他事务性工作。这也是非常需要的。没有他们,国民党的报纸就玩不转。要知道,在俄文材料中有很多东西对这份报纸是有用的。(397页)

15.1924年2月: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在国民党出版机构中的党员的工作的监督。(491页)

16.1924年7月:您……什么时候做好着手出版报纸的准备?在广州我这里,同志们开了会,决定立即着手组建新闻社,将从广州为你们的报纸提供各种材料。我们商定,若是上海的报纸能为广州的材料开辟专栏,比方说,视材料多少提供半版或者整版版面,那么我们就根据这种情况来蒐集材料。(509页)

17.1927年7月:您认为,对天津妇女日报该怎么办?值不值得给以支持和给以多大支持?(512页)

18.19241年10月:不要向香港的报纸《中国新闻报》提供资金。广州区委反对自资助这家报纸,我们党中央赞成他们的意见。(536页)

19.1924年12月:我们的《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收到了各个社团、商会、行会、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寄来的上百个决议……/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利用目前的过渡时期来最大限度地震动中国舆论界,我认为,共产党理解这项任务并有力量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能具体地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据说,甚至局外人也说,这个刊物最近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它最近的印数已经增加了一倍,每周出版8000份。但是它现在很容易发售20000份。必须增加《民国日报》的印数,还要增加刊物和《民国日报》的版面。必须出版几万几十万的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 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一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 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一万中拿出一定数额留给北方局用来做这项工作。(557页)

20.1924年12月:这些工人组织现在共有成员2000多名……在上海,我们中央为这项工作出版了专门的刊物《上海工人》周刊。此外,还出版月刊《中国工人》。/ 我(维经斯基——笔者注)直接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为每期写稿。日内,我们的《新青年》月刊将重新开始出版……(561—562页)

21.1925年5月:在莫斯科组建附属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东方出版社,以便为东方国家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在中国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由该局建立一家出版社,为这些国家出版指导性月刊。(562页)

22.1925年11月: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及其对群众的影响效果确实在扩大。我们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尽管受到当局的追究,但现在的印数已达三万份,并在许多地方翻印。/ 第二位的机关刊物是党的北方委员会在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在北方激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赢得了声誉。这个刊物每周发行5000份。/ 在开封、汉口、山东以及最近在天津也出版了党的周报,是省委机关报,面向激进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 除了这些刊物,我们还在上海出版几种工人周报和一种工人月刊。/ 此外……我们还出版许多小册子、抨击性作品和呼吁书。(736—737页)

22.1925年12月:俄苏共党《政治局会议第93号记录,决定:29》附录一: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鉴于有必要使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中立和不愿把中国的斗争重心从英美身上转到日本身上,又鉴于有必要不给资本主义列强多余的王牌,来大谈东方和我们在中国的作用,建议报界遵循以下原则:1.不突出对日本的攻击。2.指出容忍中国新的局面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为一方,同以中国和苏联为一方的睦邻关系。3.不鼓吹东方对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4.尽量少写苏联在东方事件中的积极作用。(740页)

狭义五四运动掀起了马列主义东渐入华高潮,没错,不过这个高潮乃是俄苏共党假借共产国际的“大外宣”掀起的,不是以《新青年》编者、作者为代表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掀起的,也不是阮囊羞涩的他们所能掀得起的。历史真相原来如此!不过读者须得牢记:第一被告就是卡尔?马克思,第二被告乃为乌里扬诺夫,第三被告可数朱加什维利;第四被告……第N被告,才轮到咱中国人,当中“只说不练”、“悬崖勒马”的人不算。

其实,这次俄苏共党假借共产国际的“大外宣”掀起的马列主义东渐入华运动可以说是中共出了力开展的第一次文化革命,距离第二次文化革命47年。这次俄中合谋的文化革命剑及履及地孕育起了苏中合谋的武化革命:1925年7月21日,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的瓦西里耶夫在其给中共中央的信里说道:“我们认为有必要单独写一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们对组织中国革命武装革命的看法。”以下16段信文提出了较为详细的组织军队的原则和方法。7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会议,该次会议的有关记录如下:

为了详细研究组织地下军事部队的总计划,成立由彼得罗夫、特里利谢尔、别尔津、韦诺夫、隆格瓦等同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会议由隆格瓦同志召集。(638—643页)

咱中国人可真是“辛苦遭逢起一潮”啊!

俄苏档案

七、俄苏文化输入中国四次洪峰

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李随安研究员于其<洪流与溪涧: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问题>[

载于栾景和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7—132页]总结出来:

(一)在18、19世纪,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从中国流向俄罗斯;在20世纪,则表现为从俄罗斯流向中国。而到了20世纪末,流向中国的俄罗斯文化的“洪流”消失了,欧美文化的“洪流”蜂拥而来。

(二)俄罗斯文化的“洪流”涌入中国是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一支持续了多年,到1960年代末才减弱。期间形成了四次“洪峰”。

(三)第一次“洪峰”……五四时期(李氏所说五四时期应为1919.05—1927.07——笔者注)的中国,从政治上说,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文学上说,进入了现代文学时期。/ 第二次“洪峰”……1927—1937年……苏联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日甚一日……就像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的领导一样,中国的左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文艺界的“遥控”。/ 第三次“洪峰”……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 第四次“洪峰”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两国关系的“蜜月”……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两国文化交流进入萧条期,这种状况延续了20年左右。

(四)十月革命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中国一直具有光辉形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光辉形象不复存在了,俄国文学也随之失去了诱人的光环。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目光投向了其他目标,他们崇尚的是美国的文化和西欧的文化。这个时期像洪水一样涌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不再是俄苏文化,而是欧美文化。

李氏的四次洪峰说,确实反映了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笔者意欲拨乱反正的是:1.自1895年甲午战败至2018年改开减势,这123年,除了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苏学化”一花独秀之外,其他93年,涌入中国的主流外国文化一直是欧美文化,后者即非马学的西学化的时长乃为前者苏学化时长的3.1倍。西方价值观念庶几成了“人类共存天道”。2.狭义五四运动就是五四运动,没有所谓广义五四运动。广义五四运动论者为什么不干脆将广义五四运动再和李氏所说的四次“洪峰”中的后两次(1927—1963)“洪峰”捏合,做成五四五位一体呢?

抚今思昔,痛定思痛,笔者敦请读者重温“惊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一”中的论点:“‘五四’运动可被视为一个大分水岭:自1840年以来,‘五四’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国,对阵的是东方野蛮;以后,对阵的是西方野蛮。”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大外宣在中国发起了“新文化运动2.0版”,持续多年,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有减弱,期间形成了四次“洪峰”。新文化运动2.0版,实际上是“洋野蛮运动”,难道不是这样吗?此期中国人民死难人数高于“土野蛮时期”死难人数总和。天可怜见!

之三全文结语:马学劳动价值学说——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数内凝藏身商品之中形成的劳动价值乃为交换价值本数,商品市场价格乃为此种交换价值末数——乃于19世纪下半叶形成,至今已有百五年的历史。笔者系狱期间(2000.06—2011.06),业已成功证明“可以货币价格作为量纲的匀质效用价值,而非劳动价值,才是交换价值的本质”。

在八类人类交换商品中,只有八分之零点五类——人工制造产品——才可以被测量清楚内凝劳动时数,其余七又零点五类却是难以/无法被测量清楚内凝劳动时数,而且有史以来鲜有人试图测量,譬如被发现的矿藏、森林、鱼群、田地,被开采之前就有效用价值,可以估算;但是绝对不可测量不存在的劳动价值;人类也不可能在两种交换价值之间切换,这是不言而喻的;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学说对于证非马学劳动价值学说大大帮了倒忙:边际效用既可是效用递减末数,如进食最后一口、添衣最后一件,也可是效用递加末数,如性交达致高潮之前最后一动;庞氏只认递减不认递加,严重扞格自然规律,当然无法以非反非。

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格化,资本家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生产什么效用,工程师根据科技规范决定怎样生产效用;劳动力对效用生产所起作用并无决定性,其且因得到市场价格工资而无自然权利分享剩余效用价值,亦即利润。根据“系统正(利润)负(亏损)所得大于系统所属各部正负所得之和,多出部分理应属于系统建造/运营核心”这一“系统论法则二”原理,利润仅由资本家、工程师、公权力三马分肥,天经地道。理论上说,剥削——蓄意而持久的不平等不公允的效用价值交换——乃为源自威权对于资本的勾结甚至威胁,而与马氏无中生有的剩余劳动价值无关。剥削本属政治学而非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主制度首要功能是啥?一是在政治领域里置民权于官权之上,消灭压迫;二是在经济领域里防止威权资本勾结,消灭剥削。马列学说、国际共运不仅消灭不了经济剥削,反而加重了政治压迫。

马学认定交换价值就是劳动价值,否定效用价值才是交换价值;又从凭空想象出来的“平均利润率”说推出:整个工人阶级受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因而坚决主张“剥夺剥夺者”,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公有/国有制取代私有/个体制;非但如此,马学还坚决主张“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废除以往一切“永恒的真理”和“道德和宗教观念”——这不就是预兆了无产阶级国家必有新闻检查制度吗?结果,苏联、东欧八国,改开之前的中国,印支三国,蒙古、古巴等15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都成了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独裁专制、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道德沦丧的国家吗?就中国而论,笔者认为:当初若以改良儒教来行中兴,也会比以马教来行建国好得多。

狭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日本乃至西方全体知识分子,都没认识到“交换价值并非劳动价值实为交换价值”,而且至今世上几乎也没多少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遑论其他社会群体,有人仍在胡诌:“错在和尚把经念错。”行动自思想来,谬误马学于是导致马学践行党、实行无休止地头撞南墙;为此马学巫师就得编造各种谎言欺骗马学信众。狭义五四运动,那光荣的创举,不幸就被史无前例的编谎狂魔一招附体,且加肆意蹂躏,何其惨也:为天有眼兮何不见中华累遭劫?神有灵兮何事处神州频复辟?

此时此刻,下述悲壮史事又在笔者胸中升起:清末推翻帝制“勋一位”为孙中山,“勋二位”为蔡济民,对了,就是写下“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诗句的那位护法殉国先烈。革命党人田桐为其所写輓联乃为:

推翻专制,再专制,又推翻,大力可掀天,比黄兴蔡鄂,依样尽忠民国;
缔造共和,伪共和,重缔造,义军思护法,恨范疆张达,凭空暗杀桓候。

注:桓侯,张飞是也。

附录:洋为中用教育体系就像骡子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说过:“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骡子由马驴交配而来,不能生殖。读者可能会问:“新文化运动就是西学化运动,您这样说,岂不是数典忘祖?”笔者同意章开沅的看法:许多的教育界“先行者并非完全仿效照搬,而是力图在传承中国教育优良传统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融合吸收,建立我国自己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能尽如人意”。笔者进阶认为,中共建政以后,取消教会学校,大兴“建立我国自己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规模空前,但是尝试——包括文革式极端尝试、教育产业化尝试——未获成功。笔者断定尝试未获成功指标,就是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领域还未出现令人满意的最低限度的媲美西方的母型创新或曰范式创新。鲁迅说得剀切:既然不能创新,也就不能保古。哪儿有什么“他们补足我们,我们补足他们”!(梁启超语)不达全球此类创新的20%/年,我们就免不了被西方同化,丧失自我。为啥是20%?因为有位西方学者测算出来:一个西方民族(Western Nation),若其人口有着16%的穆斯林,那么这个西方民族的被全面伊斯兰化就属不可逆转。这是20%的根据一;根据二就是,2018年全球人口约为74.5亿,中国人口约为14亿,14÷74.5=0.25,也就是25%.浮动正负幅度5%上下应该可被接受。如今这个数字是多少?没有统计,但是闭着眼睛都可断定:没有超过0.02%,天可怜见。我们如今只会主动模仿,结果就只能是被动西化、被动马化。中共主动模仿俄国共产革命,夺权虽获成功,建政之后却致人为浩劫接连不断、改开之前一穷二白,嘴巴还说必须坚持模仿永不动摇,细思极恐。顺便反转过来说说:那被归于广义五四运动的“诗界革命”,曾经大肆鼓吹废除旧体诗词,转写西体诗词。散漫式西体诗(非十四行诗之类)的美学、技巧层次,哪能与旧体诗词比啊!现在就连大学里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都不教授旧体诗、文言文写作,多么令人痛心疾首!港澳台教育貌似更加贴近西方教育,但还是没有摆脱死记硬背“标准答案”恶习。

机会到来,理应聘请西方饱学之士包括汉学专家,来华全权改造、经营1000所大学,3000所中学——非教会的,这样才有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母型创新产出比例,免遭中华民族终被西方同化亡种命运。此类高中学生,无论选修理科文科,进入大学之前,应该学会撰写旧体诗、文言文,大三之前应该修完《中国古代文化精要》、《中西文化优劣对比》——这样他们不用驱策,就会自觉研习高阶国学,陶冶心灵,进而成就我们现今无法知道的华夷良性互变局面;此类中医学院学生应该产生利用量子理论解释、改造中医的伟大人物。这是一种全新以夷制夷方式——华夷良性互变——的貌似悖论的核心内容。

2019年7月5日于香港上水唐公岭

声明:《惊察五四百年造假之四:何来“先生对于学生只打不帮”》待成待发。

开放201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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