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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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言惟有故人知”

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歌德)

《落叶集》的价值,当毋庸置疑了。不过问题在于,它是真的吗?

我不能虚无主义地什么都不信。起码作为朋友,我相信陈墨的话——“《落叶集》是我一九六四年为纪念叶子老师而作的一本诗集,收诗三十六首,署名秋小叶。一九六八年,统一自画了封面,将诗重新统一钞在四眼活页簿上。”可是历史研究,是另外一回事。必须像胡适所说,“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红楼梦〉考证》)

必须回答而今眼目下,学者对“地下诗歌”之“真实面貌”的质疑:

“地下”诗歌作品只是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才陆续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或在诗人自办的诗报、诗刊上)。因为这种特殊情况,当时诗歌活动和作品的“真实”面貌,在历史研究中始终是个问题。

……至少在当前,对写作时间和作品具体细节的认定,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对于读者和诗歌史叙述来说,问题的困难之处是,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以便对写作时间和修改情况做出可信的判断。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4月,第110-111 页,第124 页)

这里牵扯的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必须回答质疑,提供足够的资料。为此,我做了多方努力。比如为“考辨本事”,明知《落叶集》中“叶子”,已经上升到了象征的高度,可既然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产物,也就干脆不避“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王夫之)的嘲笑,2014年5月到6月,大热的天气里,我一遍遍跑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和四川大学的档案馆,还多方联系原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老人,企图打捞“叶子老师”在人世间的雪泥鸿爪……最后两手空空。就目前为止,关于“叶子”的材料,仅限《落叶集》和陈墨早期《砚冰集》、《乌夜啼》、《残萤集》中若干具有“互文”性质的诗词。

主要还是《落叶集》三十六首诗的标题,串联而成的简洁、凝重“叙事”:

一九六四年底,叶子老师逝世。他孑然一身,无父母、无兄弟、无妻儿,只有我这个学生。数月未及谋面见他,住房已易主,一问方知,月前已走。政府将其火化,无骨灰,无墓,与世决绝得真乾净。

——其实蛮挫败,但也没办法。心里清楚不是我一个人受挫那么简单。毕竟早就知道,“史实、材料的封闭和垄断,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是暧昧不明”(洪子诚);“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王尧)。何况也不是作为中国学者,会特别面临的困境。其实早在我之前,了不起的苏俄女性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就哀叹:“在我们这个时代,档案其实和诗歌爱好者一样不可靠。”“有谁愿意为了曼德施塔姆而到那些可怕的卷宗里去刨根问底呢?这位曼德施塔姆甚至连一本书都出不了……”

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时,也曾为类似的事情大伤脑筋:

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

其实,还不是研究者“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而是活人的口述也要经过考证。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抢救史料”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或者什么时候,我会写篇《寻找叶子》的经过。现在长话短说,两个月在文本之外“寻找叶子”的全部努力,被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句哀叹打了总结:“我仅仅知道:一个人,一位老者和受难者,他死在了一个地方。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447页)……何等的失落、不甘。

这种失落、不甘,好像野草诗人中九九兄最先遇到。他在其回忆录《魂断台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书中,讲述了一旦“需要证明自己”时面临的尴尬:

他要我出示“法律证据”,我哪里有?“文革”中家被连抄三次,过去的东西统统烧成了灰。母亲被游街批斗,绑在派出所树上吊打,我被通缉,一家人躲的躲、藏的藏,四处流散,所剩下的“证据”,就只有那块众所周知的门牌号数了!

他哪里可能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任何可能在今天称为“证据”的东西,在当时就可以定为“复辟翻天”的罪证。

(《魂断台北》第四章)

《魂断台北》一书中,更叙说了一则陈墨“丢失诗稿”的故事:

记得,是夏天,推土机第一天干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没有人认领迁移的坟推平,我们第二天便在烈日的烘烤下,用锄头和十字镐捡平挖方。这是一个想起来有点令人恶心和恐惧的工作。……恰恰在那几天,我见到了陈墨。他神情沮丧而紧张,神经质地告诉我说,他费尽心血创作的那些诗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二十四桥明月夜》连同一些日记、信件全部失踪了。我曾零星读过陈墨的几本诗,当时,不懂诗,但从那些诗中却感觉到他充满对现实不满的呐喊和愤懑之情。我从他的神情中感到事态严重。他说:“我要去躲一段时间,恐怕公安局要来抓我……”我一怔:“你记清楚没有,放在哪个地方?再多找一下。”“九九,你晓得我的家中有继父,姊妹多,地方又小,这些东西是我多年来的心血情感结晶,丢了,是不可能再复还的。”他说着,不断地用眼睛偷视着身后:“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半夜我起来塞进那个不流水的干洞中的,为了防潮,我用牛皮纸加塑料布裹了又裹。没有了,我把那沟用竹杆捅过了,肯定是哪个公安局的搜去了……”“你该放在我家里嘛!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后悔道。“你还不怕你家没有抄过一百回?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打成反革命,到时你都脱不了手。我走了,到时再联络!”

陈墨在新南门府河边和我匆忙分了手。我木然注视着他瘦瘦的背影在夜色中惶惶消失……说实话,我当时只有16岁,仿佛第一次被这接踵而来的心灵震颤弄得心中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人仿佛成熟也老了许多,感到严酷的现实真像一把罩在我们头上的大黑伞。模模糊糊地,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颜色与众不同。岁月像张网,我们像天然猎物。那段时间,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

——此事发生时间,好像也有分说。九九说是1965年夏,当他16岁时,“第一次被这接踵而来的心灵震颤弄得心中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按理说铭心刻骨,“第一次”的事不会记错。可是陈墨回忆,在文革武斗中,大概1968年。他说当时借住小学同学窝哥处。有次窝哥偷自行车被抓,派出所通知单位要抄家,有人跟陈墨透了风,就慌忙把东西藏到阴沟里,想风头过后再去取,最后不翼而飞——“好在抄的诗全都写成二十年代”。对于这桩事,邓垦讲述又有不同,他说在“清阶”期间,“他失窃的只是一部分诗稿。清理阶级队伍,闹得很凶……藏诗稿不在了,被邻居看见了。其中有小说《疮痍》。只是一部分……。”

能肯定的是,事情发生过。而且几十年间,陈墨将其“内容反动”的诗东藏西藏、乃至狡兔几窟也是家常便饭。再说从上书记叙看,那时《落叶集》未藏在九九家里。也就跟他本人半个世纪后在“陈墨之博”上的留言——“墨兄的《落叶集》几十年从未示人,包括老友。我也只见过那一本本诗集的封面”……说法一致。对照见天的《落叶集》,则回忆中陈墨“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打成反革命……”云云,实在没有夸张。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物证,亦无人证——既然一开始就讲,“从未示人”云云。

2014年5月14日,在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时,陈墨跟我说:

它的写作年代,肯定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因为1964年11月份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那天我去找叶子老师,发现叶子老师已经……他的房子都了换主人了。我才去问到派出所、问到办事处,都说此人死了,至于死亡的原因,在哪个医院住的,具体的死亡时间,骨灰在哪个地方……完全不得而知。因为那个时候,官方都是推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完全就“不晓得”,把我打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受到的刺激很大,连续几天我都跑这个事情,想要落实叶子老师究竟咋个……但是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他死了,骨灰都没有存留。因为我后来问了一个这方面比较熟悉的人,他就说对待这种“孤人”……他又是个“右派”,也没有什么财产,啥子都没得,就由政府把他拖到火葬场去烧了,骨灰很可能就丢到垃圾里头去了。……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在这个过后,我就开始写关于叶子老师的,纪念叶子老师的诗。我记得很清楚,我11月份过生日,肯定动手在11月份,我过生日是11月20号,那么肯定……最迟不过12月份,大约就开始动手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腔的……哎呀,说不出来的、非常复杂的感情……因为我跟叶子老师虽然只交往了一年多,但是叶子老师确实是我的引路人。哎呀,这种感情,我简直没法说……只有倾诉在诗里头。我就写下了这些诗。但是过后的话,这些诗我从来不示人。

……到了68、69年的时候,因为我在搞了本《中国新诗大概选》,我当时对新诗基本上具有充分的认识了,悟出中国新诗的出路,必须呀把古典的美抓住,另一方面。还要像闻一多、戴望舒那样子……花了几个月时间搞它,在搞的过程中,我觉得要对自己的诗歌有个整理,于是……我特别画了些封面,这封面的纸都是很特殊的,都是一本老相册,那种黑色的纸,用白色的线条勾勒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诗集,它的创作年代肯定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但是没有啥证据。至于这个版本,就是69年版,就是我最早的稿子了,其他就没得了,没得比这个更早的了。

——要之,“你要认定是64年的,也可以。站在更认真的角度,至少都是68年、69年。”我都不好跟陈墨说: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认定”68年、69年,也还需要一些旁证……但也知道,他拿不出更多我所要的“证据”(除了安全原因外,1981年7月成都发洪水,住在河边的陈墨家进水,也让他永远地损失了很多)。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手稿本《落叶集》扉页,题写着如下字:

谨将此集献给恩师
叶子先生!
秋小叶
1928年秋

据2005年3月,《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日语杂志《蓝?BLUE》总第18、19期合刊号)提供的线索,陈墨早期诗编年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标“1926年”就是“1966年”,“1927年”就是“1967年”,“1928年”就是“1968年”……则《落叶集》手稿是1968年秋,即叶子老师去世4年时。细看2015年5月,陈墨给我的手稿本复印件,六个诗集钞在活页纸上,加了个右下方有“公私合营 上海文化纸品厂”凹字的封面、封底,里面又夹了几张彩印插图,其中有一张无疑是普希金画像,一张疑似《欧根·奥涅金》中的塔吉亚娜,推断其出品年代是六十年代前期或者更早,系五十年代中苏亲善时。另外抄写时,看上去较早的《砚冰集》头几页,用了有点漫漶的蓝墨水,别的则统一用了当时未必普遍的碳素墨水……介质能够参考,不能鉴定其“出生”。

倒是扉页上几句普希金《我爱过你》诗句,透露出确凿信息。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记载,那时陈墨尚有“《孤星集》(1969年献给恋人的诗,48首)”(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3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诗友们也回忆,陈墨当年有《孤星集》。可现有六个集子中,不见它。为此2014年7月8日下午,专门询问陈墨。陈墨说1968年到1969年,几乎与抄6个集子同时,发生了一段感情纠葛。最后感情破裂,到1969年就决定6个集子,“有些诗就决定不要了,有些比较好的保存在《砚冰集》、《乌夜啼》中。”

只是光凭这些,不能证明《落叶集》“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所作。

似乎没有人证。比如交好以后不久,就合编过一本《二十四桥明月夜》,自云“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的老朋友邓垦,一开始听说我要了解《落叶集》,就肯定地说“写的过程中,我读得比较多。因为我们住在一起。”2014年5月25日中午,电话中说:

《落叶集》64年我就看到了,他就给我看过。我当时不以为然,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他早期的几个诗集,都比较幼稚。原因是自由体,而我偏重新月……所以评价不高,这是我的偏见。和我接触之后开始转向,开始写所谓的格律诗,就是新月派所提倡的。才出现《草堂独游》、《望江楼》、《薛涛井畔》这样一些所谓的格律诗。他在64年、65年这个阶段大量的自由体,比如《蚯蚓》、《春夜》、《嘶哑的叫喊》,都是他当年自由体的代表。可以说《落叶集》中这样的诗多。不觉得有多珍贵,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差距。

当天下午到邓垦家,听邓垦、徐坯后来还有杨枫回忆当年。当我翻开《落叶集》,询问一些诗句还有印象吗?邓垦又回忆不起什么,那么刺心的诗句。最后邓垦讲:

……至少这点可以肯定,他现在给你看的是68年的抄本。我们作为人证来说,能证明他64年在写这些东西,不能证明他有这个集子。但是至少能够证明他写——而且是这种风格、这种高度的。至少我可以证明,他1964年的诗达到了什么高度,其他诗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旁证,还是能够说服一些人。如果我的抄本跟他的这些东西近似,几乎是一个人写的,能够做写作上的、风格上的、包括语言上的认定,那么应该是真实的。不光是《落叶集》,说不定64年还没有《落叶集》,他当初写的时候,没想到要用“落叶集”,是在一些诗写了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沉积,把它们收集一下,编成个集子,跟鲁迅一样,整了些乱七八糟的,《二心集》、《三言集》……乱七八糟的,都是总结、汇总。这些集子的命名必须是在若干年之后,专门做一个收集、归纳、命名。但不能因为它是那一年才汇集,就认定这集子是68年的。他口头上说,他64年就写这些诗,从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如果能够认定,他在64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度、这个深度,那么就可以认定,他这些话是真实的。不会有假。

我以为这些话,逻辑上能成立。问题是,非证据。而且陈墨坚持,“从未示人”说。如何那么好的朋友,几十年都不让看?2014年5月14日,针对我的诘问,陈墨答:

我以为主要是我的艺术观。我对《落叶集》使用的艺术手法并没有很大自信。《乌夜啼》更娴熟,这是我的艺术观。决定了我不会把不成熟的东西拿给人看。第二点是我的性格。像《落叶集》这样的诗歌,着重点完全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灵魂的引路人。对这份感情来说,艺术表现形式是次要的次要。我并不很看重它,而且我……没把它玩得很娴熟。这样不成熟的东西示人,一个是自取其辱,第二个,也许根本不会被人理解,甚至会根本不被理解这份心意,反而会亵渎了叶子老师。出于这两点原因,不愿拿给人看。再加上,我这个人骨子里非常孤傲……友谊再好也感觉是隔的,天然拉开了距离。

到最后,于前述《关於“黑色写作”》一文中,“学理地”阐述这个问题:

在资源主要靠手抄本传阅的年代,我对象徵主义诗的偏爱并未影响到我身邉的诗友们。我要树“诗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於早期新月传统的“新格律诗”。而这方面,我和我的诗友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从来不跟我身邉的诗友们探讨象徵主义诗歌,这方面跟他们交流不起来;“偏爱”得有点孤独,也有点缺乏自信。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创历史地兴旺发达时,我还在为一日三餐劳苦奔波,偶尔站在岸邉“观战”,并轻声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些“轻声叹息”里,其实还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沉重呢。

——毫无疑问,时间隔得久,记忆靠不住。所以任何人的一面之词,都还需要核实。只是在上述各执己见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讲述中,我倒有一种看见……怎么说呢?陈墨有诗友,能“见证”、甚至参与他的写作。比如早在1968年春节后二日,邓垦就以一篇《二十四桥明月夜》“后记”,为几年前江边同住时,对方“默默地写,默默地想”留了真:

1964年元月,有临工可作即往双流。9月中旬返蓉。时砚冰君正漂泊萍迹,始能与我在我的江畔草屋同住一、二月,也方能有一段唱和之交。

多愁善感的砚冰并不缺乏热情和理智,这集子便是力证。双流归来,恋人已吹,这双重打击是怎样有力地制伏着我。然而,失学否,失恋否,终归算不得什么,失业则简直就是大事;当然还不至於饿死,但至少什么“金榜题名”、“如意佳人”怕非给饿飞或者饿瘦不可的。故每每感到一切的多余与无聊。砚冰君却不然,整日整日地、默默地写,默默地想——在破屋的小桌旁,在半残的昏灯下……这集子则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件罢。

推算时间的话,“整日整日地、默默地写,默默地想”,似乎正是叶子老师弃世前后?由于他“感到一切的多余与无聊”,未能提供更多有助于今天考订的线索,只是按时间、按逻辑,则陈墨在写的《落叶集》(未必成集),或许也属于“其中小小的一件”?

关于邓垦与陈墨的唱和甚至“参与”,可抄录一段邓垦博客上的文字:

数日前,川师大李亚东老师来电话,求证陈墨在《我所遭遇到的几个放逐者》一文最后称《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是我的老友邓垦在1970年初我逃亡乡下时,为我写的一首送别诗”,与我所署写作日期“1967年秋”不符是怎么回事?我说此系陈墨记忆有误。1970年3月2日,陈墨与九九上山下乡,我只写了两首送别诗,一首是当天挥别后写的《送友人赴山中》,另一首是两天后写的《似水离愁》。《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是1967年我从雅安返蓉后,读到陈墨许多诗作有感写给陈墨的,其中上半阙四句意象分别是从陈墨四首诗中转化而来的。第一句“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在长空”,用的是陈墨诗《在你家门外》中“是寻一只飘零的失雁”的意象;第二句“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用的是陈墨诗《嘶哑的叫喊》中“象萤火仰望着月光而孕育着羞惭”的意象;第三句“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用的是陈墨诗《小夜曲》中“找寻我心上的姑娘,难道是无望的梦幻”的意象;第四句“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的暮钟”,用的是陈墨诗《山寺》中“我爱山寺的黄昏和清晨”的意象。这些诗,都是陈墨在1967年之前所作。若《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写于1970年陈墨下乡时,则此诗可供选择的意象绝不会只限于1967年以前(因为陈墨许多优秀的新诗产生在1968年以后);又,若写于陈墨下乡时,全诗理应包含离情别意等。

这不是“孤例”。还想提及或表彰,另外一段运斤成风的“高山流水”史。

我说的是白水,与“茶铺派”有一定距离的他,倒是跟陈墨有两次隔了四十五年,无论于诗于人都很珍贵的“互文”。第一次在1970年。陈墨《“天才”话——怀念诗友白水》云:“69年,他分配工作去了甘孜。……70年,我下乡到了盐源,并很快结了婚。我所有的朋友我都未写信告知此事,仅告诉了他。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他一封超重很多的厚信和四十元汇款。(这可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呀!)厚信里除了一纸短函外,全是他的诗,约有三、四十首。其中有些是赠予我的,尤其是《赠砚冰》,情真境高,令人感动。”

——或许读过《零碎的爱》,《复砚冰信》写:

满纸的愁怨分明是激昂,
如哀筝弹出金石的铿锵。
谁能不抚膺愤然同歌,
卑贱的寒士正血涌满腔!

二十四年来落魄巴蜀,
何方不潜藏屈辱与悲凉?
云雨纵然是峨嵋最多情,
你也只空守住几天风光。

不妨让月儿暂将你朦胧,
无须效刘伶在杯中颠狂。
裁取锦水做白幅万段,
一只恨笔写人间沧桑。

古长城并没有衰老于战火,
黄水的风波几曾颓丧。
若正在苍茫时又遭暮雨,
请劈剑听三尺古铜的暴响!

是年陈墨二十四岁。白水劝他“不妨让月儿暂将你朦胧,/无须效刘伶在杯中颠狂”。后一句应该典出鲁迅二十年代,为“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的杂文集《坟》所写的后记。但也可能是回应陈墨《八声甘州·雨后》(《鸡鸣集》落款1970·8):

几回江楼立寒,叹访涛村近,烟雨重重。料穿砚苦磨,相思写更浓。且暂效,刘伶狂醉;枕华年,竹林卧清穷……

一晃就是半个世纪。2015年11月,当陈墨70岁时,已在美国退休的白水写了《迷魂——贺陈墨大寿》一诗,继续他的看见和劝勉:

连番否卦,整部易书都乱套
凌空劈来老陕朱砂掌
案头陈墨四溅却无路可逃
百香词谱格律摇晃
掌风中有文脉抵死往南河一跳
凄厉迷魂沾着些许墨浆
然而并没有彼岸可以逍遥
罗刹在,天地无处不罟网

墨滴托身蝌蚪聚于浅塘
一堆小黑仔口含淋漓元气
丝丝尾尾泛出国风泥香
主流之外自己嘻戏
游入荥河经河,到彝到东藏
诳语盘空时代暗有蛙声醒堤
歌,却不能鼓腹张扬
闲狐兔在阴阳界巡弋

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
诗情还如雪梦晶莹且缥缈
举臂揽去,触境生霹雳
轰得腕下平地走蛟
堕落浮云有江河湖海兜底
招回迷魂定需文字燃烧
武松脱铐佛狸跋去
泰卦来时乾坤轻轻颠倒

我以为这首诗,简直就是一部微型的地下文学秘史——“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然后重申“不妨让月儿暂将你朦胧”的提醒,毕竟“罗刹在,天地无处不罟网”。……没有理由说,陈墨没有“知音”。只是吊诡的是,需要“人证”时,没有谁能“出庭作证”。

我倾向“从未示人”说。不能怪他“信不过朋友”。2010年10月,不厚于山城“唱红打黑”时,陈墨《读刘向〈新序〉闲批》深恶痛绝写:

……文革时,倡扬“大义灭亲”。不少红卫兵与父母“划清界线”,检举揭发父母的“反革命罪行”。更有甚者,在“批斗”父母时,不仅污言秽语凌辱亲人,还下狠手痛打父母。而这种禽兽不如之人,这三十年来,却鲜有认罪者与忏悔者。

其实何止“文革”。起码1949年起,“历次政治运动”如此。

宋永毅《1957的荣光与耻辱——〈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1957-)〉总导言》写:“一部中国反右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耻辱史,例如,1957年右派们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都很短,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不请愿说:“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

几十年来发生的事,恰如《古拉格群岛》概括:“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朋友之间呢?患难之交呢?就抄九九《魂断台北》书中,“埋书—挖书—转移”的情节:

也是一个半夜三更,当然只有我和老何两人,老何他拿起一把锄头使劲地在房子中间挖着,我举着油灯:“挖出来看一下,头回子偷书他分的尽是好书……”我有点替老何也替自己打抱不平。咚咚咚,松松的泥土已掏空见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有书!我把看到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了一遍给老何听。他眼睛眨了眨,吐了一口唾沫:“老子晓得,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转移了!”

是的,陈墨的书确实转移了,神经兮兮的他怕“运动”临头。虽然我们是患难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那几箱子书藏到哪里去了?几十年后我也没有问过他,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藏几本书,我看问题不大,不过,我已确定,越是读书求知,越是接近犯罪。

陈墨君是一个成熟得独特的人。

——陈墨的确是,成熟得独特。其《对话——旅湘笔记》(1989年2月)一文,忆及十五岁时“打胡乱说”,被同学告发:

当同学们在学完《岳阳楼记》后,难免要私下议论。我愤慨地说:“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是骗人的鬼话!那些高级人,吃高级,住高级,不管自家人民的死活,却把大米、面粉一火车一火车地运给古巴,运给越南,运给朝鲜,运给他妈的非洲黑人!”自然,我被其中一个同学告发了。曾老师把我找去(不是办公室而是家里),对我说:“你打胡乱说些什么话?你要是再大点,完全可以判你几年徒刑!至少也要被开除学籍!你一辈子就完了!……”后来我得知,曾老师并未将我的‘反动言论’往上汇报,她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从此,我变得沉默寡言,落落寡合,郁郁寡欢,仿佛一下子就“懂事”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懂世”了。

无独有偶的是,自己的恩师叶子老师,因为同样原因被打成“右派”:

63年夏,我偶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本名叶超,但除政府方面的人其它人都叫他叶子,当然我也特别喜欢这样叫他,我觉得这称呼响亮亲切,还有点儿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的味道)。……他跟我讲他的身世:他川大毕业留校任教才两年,就碰到“反右运动”。他的老师张默生因同情流沙河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打成右派;他又因同情张默生说了几句良心话 (私下里对其内人)复被打成右派。并且被扫地出门,变成落到最底层靠体力谋生的社闲。新婚妻子也跟他 “划清界线”离了婚,嫁给了同时留校的另一位同学。

因而《落叶集》最后一首,拒斥“这个充满告密的世界”:

恶意原地打转/离心力让沉默/化为坚硬的壳/不向人群/多说一个字/你拒绝接受/这个充满告密的世界

“不向人群,多说一个字”,既写叶子老师,也是学生自勉。所以年轻的他,“自与他分手后,就结识了邓垦等一批臭味相投、年纪相仿的文学朋友”。只是经过洗礼,已能觉察人性的幽暗与社会的狰狞。再要好的朋友,他都知道限度——原因还用多说么?我们置身的环境,确如《古拉格群岛》揭示:“有可见的生活也有不可见的生活。到处都张着蛛网,我们走过时注意不到是怎样被它缠住的。”

在同一国度呆过的诗人布罗茨基,跟人讲述自己在人群中的疏离感:

与其说是与国家和体制关系紧张,不如说是与周围的人关系紧张。我刚才谈到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的问题……还是在列宁格勒的时候,我写完一首诗,然后在晚上走到浇铸大街上,我感到——甚至不仅仅是感到,而是确切地知道——我置身在一些与我很少共同之处的人们当中。因此,十五分钟之前我脑袋里所产生的东西,由于各种各样的东西却没有产生在他们的脑袋中,看来,将来也不会很快地产生。可是,这些人却都是我的同胞。

(《布罗茨基谈话录》第291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

陈墨跟我解释,像《落叶集》这样的作品,完全为纪念一个人,“也许根本不会被人理解,甚至会根本不被理解这份心意,反而会亵渎了叶子老师。”其实不如直截了当说:《落叶集》这样的作品,“思想感情太敢暴露”(李明达语),所以不适合“示人”。

再看l996年6月,陈墨《庄话与谐话》一文有言:

三十年前,我就对九九说过:“何必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缩短射程只有利于子弹。——当你不是射手的时候,必然就是靶子。”可是三十年后,九九老早就“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我还在自己的“愤慨”之中左冲右突,纠缠不休。

——很欣喜的是这段话,在《落叶集》中见到了。其《无兄弟》一诗云:

斗争哲学下:/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有利於子弹/——当你不是鎗手/就一定是靶子

还必须扯出《落叶集》中,《火化》一诗第四节:

朋友不由分说/把我的文字塞进/灶烘 火化/锅里煮着香喷喷的/红苕 吃得我/发了一身风丹/灿若桃花/奇痒难止

所涉两事,均与“朋友”有关。一是吃红苕引发“风瘅病”的故实,邓垦《初识陈墨》一文有清楚记载:

这夜初见陈墨,正应了“酒逢知己”之意,却少了“千杯”之味,于是端出一锅红苕稀饭和一碟老泡菜来款待二人。事后徐坯告诉我,陈墨“盛情难却”,吃得“风瘅病”复发,痛苦不已,横生一节“怪哉笑骂”。

另一件就严重了,不过跟诗题相关。为弄清“本事”,我问了作者,然后找邓垦、徐坯核实,问写的事他们是否听说过?由于涉及的人已走,“本事”无从核实。只有听徐坯讲述,那时他跟邓垦已离开成都:

我们离开后,他还是时不时跟学甫啊、德基啊喝下茶。但是(我回来后)他跟我摆的,天啦,坐在一起硬是没话说,不晓得该说啥子。(邓垦点头)……假如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如果他……德基肯定是虚的(邓垦:“他们关系不到位”)那个时候不见得跟德基关系很好(邓垦:“他是65年12月才到喜德”)……一辈子都没听自强谈过这件事,德基也没说起过……毛哥推论可以成立:第一是关系不到位,第二个是,德基那个时候对这个未见得感兴趣(邓垦:“德基一辈子胆小”)……

我的看法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类似的事,一点儿都不奇怪。哪怕徐坯这样的“铁杆”朋友,忆及那时“他视我为‘知己’,常常把他心中对社会的分析,对人生的领悟向我吐露。每次都听得我胆颤心惊,血脉贲张,又觉其言之在理,真知独到。”(《陈墨的对子》)……怎么不会胆颤心惊呢?哪怕只是口头。现在涉及到“我的文字”,换个说法是寒气逼人的“白纸黑字”……所以怪不得朋友。当然换个角度,也能体会被“朋友不由分说”的受伤。

因此之故,《残萤集》中一则小诗,倒是完全能理解了:

友谊,以心换心/坦诚固然必要/理解更不可或缺/坦诚如舟/理解是水/水大水小舟快舟慢/一旦断流必然弃舟

现在试着叙说一下,《落叶集》“秘不示人”的美学方面原因。

其《老师》一诗云:

蜀犬吠日/因为那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吴牛喘月/因为那时/石头/都被烤裂/於是眼中的形象/被昏昏噩噩的思维/扭曲/急欲出关的老子/只有用语言/流放语言/沼泽地/怎会有奔跑的鹿群?

还有《见他》:

走出函谷/需要勇气/见他 更需要/黄沙袭来的黄昏/放弃不该放弃的脚印/脂肪太厚/沙漠折曡不出年轮/为他/放大针眼万倍/让缄默的骆驼/从中穿行/感觉如同踏浪而去/佛珠/只是一百零八个同心圆/被穿起的一串寂寞/不该/脚踏风火轮/哪怕是去见他/将你的花心藕骨/重新组装/风沙扑面/弓腰牵牛的老子/喘得说不出一句话

这里的关键词,是“用语言流放语言”,就是自我放逐。鲁迅《出关》写得明白:

“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对照历史上,当王安石感叹知音难觅,“微言惟有故人知”时,他还是属世的、乐观的。而当阮籍认清,“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时,那就迥然不同。当《落叶集》狂欢式写“见他”“如同踏浪而去”时,就透露了“走流沙”与“上朝廷”之歧途。其实也就反射出,自己与世界的冲突。正如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说自己丈夫——“曼德施塔姆写到,诗人面对的并不是亲近的人,而是遥远的读者”,“他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和当下的现实是不相容的……”。

曼德尔施塔姆《诗人与谁交谈?》一文“必然弃舟”地写:

……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尤其是“同辈中的朋友”而有的恐惧,顽强地纠缠着所有时代的诗人们。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

……诗人只与潜在交谈者相关联。……因此,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如题诗或献词)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写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只有真实性才能促生另一个真实性。

“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在陈墨身上体现得很突出:

他以“瓜娃”自许,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太“方”,锋芒太露,棱角太多,吃了不少亏;就是在朋友圈中,也得罪过不少人。就拿他跟雪梦的关系来说,他就几次三番言辞过激、行为偏颇,深深地伤害过雪梦(皆因把朋友的标准定得过高)。……其为人婞直,可见一斑。其“瓜娃”既属天之生就,虽时时常愧常悔,无奈那“毛病”总不见改。发展到后来,甚至提笔为文,公然表示对众文友“不思长进”、“学识浅陋”瞧之不起,大有绝尘而去之势。真是一竿竿扫倒了一朝人,也把与众友关系撑得老远,留一个孤“方”自嚼,慢慢消化。 (徐坯《陈墨的对子》)

陈墨自己,则以“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孤“方”自嚼:

其实我心中,一直把这首《送别》当作《自我放逐者之歌》。因为我们虽无他的气质秉赋能斩断红尘,但他在斩断前心绪的那种凄美徬徨,则是所有自我放逐者所共有的。我以为这凄美境界既包含了那么一点点《易水歌》的悲壮,也包含了那么一点点《采薇歌》的迂顽;既包含了那么一点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也包含了那么一点点“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怅惘……不过,对于一个自我放逐者来说,凄美境界只是一种象征,它只能给你血淋淋的逃亡蒙上一层诗意而巳。 (《我所遭遇到的几个放逐者》)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内在的流亡者”。正如高尔泰《寻找家园》繁体版自序写: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使自己有一种在敌国做俘虏的感觉。“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祖国的疏离。……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已经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又像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袒露:“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

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隐士发出的声音,这隐士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孤身一人,他也很珍重自己的孤立。”(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正如布罗茨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份悼词)》一文揭示:“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爱情,也就只有记忆。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亲近关系。”可是另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东西。因为同样的原因,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回忆录里自问:

我们这样的人适合做证人吗?要知道,毁灭计划中也包括清除证人……

——因而写这篇文章,既有发现的喜悦,也有深深的悲哀。

陈墨自画像

(待续)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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