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进行反抗极权专制的斗争时，勇敢肯定是第一个品质要求。但是，我们有必要分清两种类型的勇敢。
一种是道义性的勇敢。其含义是，你要做一件事，这件事肯定会招致当局严厉的处置，但你仍然勇敢地去做了。结果处罚随之而至，而你勇敢无畏地承受了这种处罚。魏京生、刘晓波、秦永敏、胡石根便属于此类勇敢。这种道义性勇敢的意义是，它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道德榜样，同时也增强了民众的反抗意识。然而，由于大多数民众未必愿意付出这些人甘愿付出的重大代价，所以，民众对这些人行为虽然充满敬仰却不会追随效仿。因此，这种勇敢我们称之为道义上的勇敢。
而一种政治上的勇敢的意思是，你决定做一件事，那件事让普通民众看来十分危险。但你仍然去做了，而结果却证明它并不那么危险，顶多是被当局过问了一下。你化险为夷，你取得了现实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成功。如果我们要用“成功”和“成仁”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应把道义上的勇敢称为成仁的勇敢，而把政治性的勇敢称为成功的勇敢。古代关云长单刀赴会就属于这种政治性的勇敢，现实中许多人发表文章批评不良社会现象、甚至批评现政权也属于这种勇敢。也许你会说这种勇敢算不上什么勇敢，因为它所冒的危险其实是场虚惊。但这样说并不公允。第一，由于你事先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总得作好万一出现恶性结果的思想准备，所以你当然是勇敢的。第二，严格意义上的勇敢本身就应包含有明智或智慧的成分，即所谓大智大勇。因此，这种明智（策略）的勇敢仍然是勇敢。由于这种勇敢会吸引一般民众的追随效仿，能够逐渐推广进而产生克敢制胜的作用，因而是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一种勇敢。
我本人自从八九年遭到牢狱之灾后，从九四年开始继续抗争。九五年在许良英、刘晓波为国际“宽容年”上书当局表明政治立场，参加“零八宪章”第一批303人联署，类似政治性勇敢行为十多次，也仅仅是被当局讯问过几次。今年形势骤紧，我也被国保在二、四月份叫去，就我在微信上发文发帖之事了解了一下。我可以大度地说，他们多年来对我还算宽容，并没有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思想表达而对我进行迫害。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掌握分寸，勇敢抗争，他们未必能痛下杀手。这种对自己力量增添信心的效果，正是民主运动能最终成功的标志。（西方有学者指出：民主是经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一一请大家用心体会这句话）中国一些较为成功的民运人士（虽然不断发声但从未被抓起来），都能意识到这种成功的勇敢或曰政治性勇敢的价值。方励之讲过，有些事情是你不去做，如果你真做了就会发现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近一年来写作发表了近五十万字的文章，当局应该掌握了解，但也只是在我把有关纪念七九民主墙的文章发给浙江原中国民主党创建者吴义龙之后才找我谈了一次话。）刘宾雁也说过，中国大陆的自由度其实比一般人想像的大，有些犯禁忌的事，你去做也就做了。固然，方、刘等人能够做成某些事而有惊无险，那和他们的名气、地位分不开，但是，方、刘讲话中所揭示的那番道理却是普遍有效的。任何专制政权都有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勇敢离不开明智的方法，民主运动必须展示、提供一种普通民众即可承受其危险的策略。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这些道理很不重视，以致于在当局的高压下或是陷于沮丧而无力，或是表现出极端的仇恨而陷于一种情绪化的宣泄。这种宣泄虽然能博得广泛的回声，但它不能转化为在现实环境下的具体行动一一极端情绪化指导下的行为必然会导致对方极端的镇压。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阐明政治性勇敢的巨大价值，坚决确立大智大勇、坚韧不拔的基本态度，树立信心，促使中国民主运动东山再起，就是极其必要的了。
201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