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独裁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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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五日,报载杜勒斯向美国众院作证,证词中说道:“美国在和苏俄一切谈判中,有着一项重大优势,是即我们所欲求得的东西,也就是世界多数人民所欲求得的东西。当苏俄每次公开而确定地拒绝任何一项建议时,世界上的多数人民都愤愤不平,苏俄的身价也随而下降。”又说:“就德国统一来说,事情也是相同。莫洛托夫不得不明白表示,苏俄计划维持他对德奥的军事控制。苏俄已明白表示,苏俄领袖对自由发生基本的恐惧。俄人对统一德国不感兴趣,除非他能控制选举的机构。”又说:“杜勒斯相信”苏俄领袖已把他们自己赶入穷巷。不安的情况是如此巨大。因此他们不敢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生怕这会对他们不利。但如果他们不以自由给予人民,则不安情势将继续高涨。“

这一番话多么富于警惕性!多么富于启示性!这一番话告诉我们:独裁极权者对于自由的恐惧是怎样敏感,又是怎样深刻!

从政治的观点看来,在一切种类底自由之中,有而且唯有个人自由才是基本的自由。这种基本的自由,即是诸基本人权。然而,一切型态的独裁极权者对于这种自由却最恼恨,因而打击之也不遗余力。为什么呢?理由非常显著:个人自由最实征,最坚硬,最需要兑现,而且最难曲解。个人自由,对于一个一个的个人,老太婆、主妇、厨师、画家、文人、商人、农夫、工人,都有实实征征的好处。所以,个人自由底意义与价值,不是什么“明天开奖”,更不是“牺牲这一代以为下一代”,而是对于一个一个的活人有好处。

个人自由,是每一个常人底自然权利。上帝生人一张口,自然要说话,因而享有言论自由。上帝生人一个肚子,要吃饭,因而享有谋生的自由。上帝生人一双腿,要走路,因而享有行动的自由。……这些基本自由,是固有的,任何特殊人物既不能“授与”,又不可夺取。如果有人意图授与或夺取,那都是“逆天行事”。任何特殊组织不可拿任何藉口剥夺了大众这基本自由。谁剥夺了,谁就是妨碍大家好好作人,甚至于不要大家活命。妨碍大家好好作人,甚至于不要大家活命,岂不是大家底公敌吗?赤色恶魔如此,所以我们反共。古往今来,一切形形色色的独裁极权暴政如此,所以自由思想者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独裁极权暴政。

这些基本自由,是一切政治组织所不可动摇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遭突破,那末人就成了一群一群的人畜。因此,如果突破这些基本自由来“搞政治”,那末所“搞”的“政治”,不把人变成人畜,那就是舍本逐末,就如杀鸡求卵。这个样子的政治,对于人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君不见!极权地区苏俄,那件事不是以看待畜牲者看待人?所以,我们如果要“搞”“人的政治”,那末,任何名义的政治组织,必须首先肯定诸基本自由之不可侵犯性,都要以诸基本自由作原始出发点向前延伸。随便那一个弄政治的人,不可在自己底政治组织行不通,不能发生,甚至于不能维持而山穷水尽时,回头过来向每个人底基本自由上打主意,勒令大家放弃他们生命底宝贵部分,作你底政治资本。如果你这样做,那末就好像一个商人经商失败了,眼看着一个一个小贩底包袱出神,想从他们底包袱里找回既失的资本。这样一来,你至少不是一名正当商人了。

然而,不幸得很,我们这个时代底一切独裁极权统治者,如马毛之流,都不愿做正当商人。毫无例外地,他们一提到“个人自由”,无不深恶痛绝。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有了人底尊严时,他们便碍手碍脚,不便随意操纵摆布,不便像猪群牛群那样容易驱策了。一种方式,便于少数人而不便于大家;另一种方式,便于大家而不便于少数人。如二者不可得兼,少数人如系以自身底权利为基本前提,而且可巧又掌握全能,那末,他们会怎样抉择呢?毫无问题,他们一定摒弃便于大家的那一种而选择有利于己的那一种。罗素说:“我们从历史上观察,政治上的寡头们对他们自身底利益着想者多;而对社会底利益着想者少。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拿道德责难他们,那是太愚蠢了。”西欧人民经三四百年与专制及教权奋鬬,在世界人类中,他们得以最先享受经过自觉阶段的个人自由。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列宁要实行独裁极权。但是,个人自由构成独裁极权统治之障碍。聪明而狡猾的列宁看准了这一点,他深知非彻底消灭个人自由不能建立专政。于是,他运用种种恐怖手段和阴谋暴力,竭力打击俄国底自由人士,并进而消灭他们。现在,苏俄是没有“自由分子”了,非常之“青一色”了。自列宁以后,数十年来,许许多多要建立并巩固独裁极权暴政的组织,都相率效行。

独裁极权统治者剥夺了大家底基本自由,连言论自由也不剩。彼等对于言论自由底限制之繁与夫压制之严,不下于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独裁极权统治,系一全面的统治。这种统治与过去专制统治不同的地方,系除以暴力为基础以外,更益之以史无其匹的“谎言体系”。所谓谎言体系,为各种各色的主义、宜传、教育等等构成;而整个的气氛则为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理想主义以及唯心玄学,正如唯物玄学,同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迷妄(illusion)。广义说来,谎言体系是不能藉经验的事实来直接或间接印证,但意图因他人被骗以获利而创构的语言网。这样的语言体系之创构,大率利用人众之渴望、惶惑、无知,与恐怖之情相互交织所致。谎言体系之建立,为现代诸极权统治藉以兴起之一大资本,这一资本又转而成为极权统治维系之不可或缺的手段。实行极权统治,必须面面俱到,一有漏洞,立刻破绽百出。所以,极权统治者绝对不许人揭穿其谎言体系。

维持独裁极权暴政底必要条件为建立无上威严。为了建立无上威严,统治者必须表示其一切系百无一误。统治者为了表示其一切系百无一误,于是必须戴上这具谎言构成的面纱。即使七月天气,汗流如注,彼等亦不肯盛装稍卸。然而,不幸得很,那些不能与经验事实对照的谎言体系,如毛泽东之流所制造者,无一经得起稍有头脑者之追问、推敲、穷究或驳议。如许言论自由,当众指穿,则威严尽失。所以,在各形各色的独裁极权地区,无不严禁言论自由。独裁极权者之恐惧言论自由,亦若身患肺病者之惧怕风寒。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春风和煦,群莺乱飞。彼一人兮,独坐深宫,畏见天日。何耶?弱质天成也!不同于众也!

独裁极权者限制或消灭言论自由之方法甚多: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硬性的,有软性的;有法律形式的,有法律形式以外的。酸、甜、苦、辣,味味俱全。而还有一种根本手段,为一般人所不及察觉者,为在思想言论范围中,树立中心权威。所谓中心权威,包括中心权威人物,及中心权威教条。在极权地区如苏俄之类者,任何被统治者,对于中心权威人物,只有如敬鬼神之“自由”,只有歌颂之“自由”,没有以常人视之的自由,更没有以言论反对之的自由。因为,常人有失误(fallible),这种中心权威人物永无失误,他们比柏拉图所说的形范(form)还要完美。任何被统治者,对于官定中心权威教条,只有“无条件信仰之自由”,没有怀疑之自由,更没有作反对的批评之自由。

这种地区以内,有时在表形上似乎不无言论自由。许多人“发言”,好像颇为热烈。有些浅识的观察者遂以为这种地区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其实,一察究竟,这样的“自由”不过是自由之“表演”而已。这样可怜的“自由”,与狱囚之被允准在牢里打圈子无什分别。狱囚既可被允准在牢里打圈子,便可不被允准在牢里打圈子。在这样的“发言”场合,无论表现得怎样热烈,所谈的充其量只是枝节上技术的问题,凡涉及根本前提的任何疑问一概不许提出。同时,没有任何一个被统治者可以碰碰列宁、史达林、马林可夫而不冒莫测之祸的。在这类地方,如有辩论发生,只要有人引用“列宁说……”,或者说“根据马列主义……”,人家就如碰到真理底准绳,便俯首无言,便鸦雀无声,或“一致赞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这还有何言论自由之可言!这是以权威主义为骨干,以“言论自由”为外衣的政治把戏而已。极权主义原是权威主义底一种。任何形色的极权统治都需要一种权威主义作它底“精神骨干”:新的也好,旧的也好;“阶级”形式的也行,民族形式的也行;:那种方便就利用那种。对于极权类型底人物而言,除了权利以外,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可作权宜之计。

吾人须知,在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是没有这一套的。在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一人可自立于众人之上,没有任何人能自外于公意的批评,也没有任何一种人造的“主义”只许信奉不许驳难。民主之所以为民主,就是在这些事体上不许有一个例外。假若不幸出现了例外,而且有个组织来维护这个例外,那末一切打击自由民主的建制均可假此权威性的例外之名而行。这么一来,民主政治迟早要“办理结束”的。试想在美国,如果有人提出“艾森豪总统说……”时,大家便如至宇宙尽头,如面玉皇大帝,那末美国所有的议员只好每天度其周末了。而以美国科学技术之发达,不出十年,美国底民主政治会成为历史陈迹。那时,中学教科书上只轻描淡写地说:“艾森豪元首光荣地结束了自华盛顿以来的平民乱政。”

独裁极权者对于自由既然敌视如此之深,因而他们限制甚或消灭自由的方法之严酷与彻底,亦为亘古所未有。凡独裁极权主义者必为全体主义者。全体主义者用来消灭自由的方法也是全体主义的。弗顿新(Fulton J. Sheen)说:“从基本上观察,共产主义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共产制度与人间一切别的制度不同。其不同处,在于它不仅管制着大家底衣、食,住、行、用等生活节目,而且也管制着人底内心生活。共产主义有一种理论,也有一种实际。共产制度不仅要代替国家与政府;而且还要代替教会,代人底良心作判断。”这种统治一经形成,真是天罗地网,插翅难飞,连你底心灵都遭禁锢!

极权主义的“理论”,是前述谎言体系之重要的经纬。罗素说:“极权主义的理论是一回事,它底实际则是另一回事。在实际方面,极权主义是一群人利用某些方法夺取权力机构,尤其是掌握军队与警察,然后借着各种方法高度控制他人,来巩固其既得地位,从而获致自己底利益。然而,极权主义的理论则完全不同:它底教条是民族利益,或阶级利益。这些利益是超越个人之上的。极权主义的理论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在考虑它时,不能肢解成许多部分。而且所谓善与恶,与其说是属于某一部分的,不如说是属于全体的。……这种说法是不通的。其所以不通,是将社会比拟为一个人身。这可谓比拟于不伦。吾人应当明了,政府对于个人并非有感有情的。当政治性的群体受到损害时,感受到痛苦者乃组成群体的分子,并不是整个群体。寡头政治的理论是一种利用联想错误的欺骗。”有些人对于“历史文化”的说法,正出于与此同属一种的思想型模。这类玄扯“历史文化”的人,常津津妄议“主张科学”系“浅薄的理智主义”。彼等所谓之“深厚”者,究为何乎?曰: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想不清楚,既不能印证,又不能否证的一大堆文字戏法(verbal legerdemain)而已。黑格尔、斐希特,与马克斯之流,实为一个窑里烧出的砖。彼等之各形各色的徒从,直接或间接,无一不是极权主义建设之小工,言念及此,不禁令人浩叹!

从上述极权主义的“理论”及实际之前提出发,已经有或可能有些什么展演呢?罗素说的最确切:

“科学技术增加了组织的重要性,所以政府对于个人生活的干扰范围加大。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科学的寡头政治比科学出现以前任何时代的寡头政治要具更多的权力。时至今日,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是,组织并合组织,组织底势力扩张,一直到最后完全被政府吞没为止。”

又说:“寡头政治主要地系依据于教条之上。寡头们借着各种科学技术来宣传教条,控制公意。他们又借着控制教条来封锁青年底头脑;借着控制印刷来消灭任何反对的言论。所有的广播和电影全属国营,藉此以固蔽大家底耳目。他们更利用科学的侦查技术,以及科学的特务制度,将每个被治者底生活纳入铁的轨范之中。历史上的暴君尼罗王曾竭力建立一个侦探制度以侦伺叛党;可是,他终于遭叛党击败。如果他能利用现代化的特务制度来保护他自己,那末一定可终其天年。”

又说:“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生理学和心理学底进步,将使政府对个人心理底控制力大为增加。在独裁国度里,将来对于儿童从幼小开始,就利用吃进去的东西,注射进去的针药,以及听去的训词之联合的作用,产生一种新的性格。具有这种新性格者,会以政府当局底意志为意志,以政府当局底思想为思想。这么一来,对政府任何不利的批评,压根儿不会发生。于是,纵然全体已经陷入悲剧的深渊,他们也以为是在极乐的天国里。”

这种光景,何等可怕!

从最近数十年的事象之演变观察,凡向着独裁极权道路走的地区,终必趋归于一党制度(one-party system)。这一个党骑在万人头上。党底头目又骑在这个党底头上。所以,这个党底头目骑在万人头上。史达林、马林可夫,以及毛泽东之流,就是过的这种非常生活。他们是万人生活资源底控制者,是万人祸福安危底主宰者,又是万人心理活动底总指挥。君不见!大陆人,被迫“学习毛泽东思想”!被迫“恭读”“毛泽东言论”!

在一党制度之下的另一重要特征,便是训练主义(disciplinarianism)盛行。现代的独裁极权人物如史达林之流者,无一不视“训练”为万能,因而当作高出一切之上的要政来全力推行。训练之事,并非在一切意义之下为可以放弃之事。例如,技术训练,在现代复杂生活及战争场合,实为不可少的一面。民主国家进行训练的项目至多。但是,在极权统治之下,所谓的“训练”,其重要的用意并不在此。在极权统治下的“训练”,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使人绝对“效忠”政权,尤其是站在上面的那一座神。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极权的训练在改造人底头脑,心理状态,以至于生活习惯,与夫禀性气质。结果,在极权的训练之下,久而久之,如苏俄等地所表现者,人人满脑袋装的尽是口号,标语,八股教令,条例规章;个个弄得手强脚壮,耳朵长大,但大脑退化;于是,只会听叫子声音而动作。“训练”进展到了这一地步,大概就算“功行圆满”了吧!功行圆满固属功行圆满,然而人也就从高等动物退化到低等动物了。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极权暴政:极权暴政者,把人变成低等动物之“政治”也。所以,极权暴政行之一久的地区。未有不民智固蔽的。

基于以上的陈示,我们可知,现代独裁极权暴政所引起的问题,最后分析起来,还不是什么这个政权对那个政权冲突的问题,也不一定是这个政治组织与那个政治组织冲突的问题,而是它与每一想做个起码的人之人为敌的问题。现代极权统治者对每一个想保有基本自由的人都过不去。这实在是自古以来最大的人为灾祸。此祸一日不除,全世界底好人一日不得活命。

从前面所陈示的看来,现代独裁极权者所用于防制自由的心机和气力真不算小了。近几十年来的事实显示,独裁极权者在内部用以防制自由所费的心机和气力,至少不下于他们所用以对外的。他们为什么这样恐惧自由呢?原因再简单也没有:

有自由便无独裁

自由与独裁是势不两立的。一个世界不能同时这一半自由而那一半被奴役。今日世界底整个情势,可以拿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个正人君子碰着抢劫的。这个抢劫的紧扼住正人君子底咽喉。他不能放手。他一放手,正人君子翻起身来,什么都完了。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任何角落里,只要有独裁极权者与自由民主者对峙,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是这种光景。诚如杜勒斯所说,“苏俄领袖已把他们自己赶入穷巷”。在事实上,今日所有的独裁极权者都是如此,毛泽东为尤然。他们回不过头来。他们必须牛角尖钻到底。所以,他们“对自由发生基本的恐惧”,“因此他们不敢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生怕这会对他们不利。”

这一实际情形之对峙,真是再明显也没有了:凡独裁极权者都怕自由;凡怕自由者都是独裁极权者。共产赤魔,集古今独裁极权底“理论”与实际之大成。在独裁极权阵营中,它最害怕的是自由。所以,有而且只有自由是灭共倒俄之最合逻辑的大资本。一个人不能在白天作天使而又在黑夜作魔鬼。既要反奴役又要从事桎梏是怪别扭的事。为善与作恶不能同时并进。脚踏两只船无法得到稳定,也无法得到真实的力量。明乎此理,自由中国底志士们,在选择他们灭共倒俄底正途上,还用得着徘徊于两端吗?

原载《自由中国》卷10期7(195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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