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五)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明确提出要克服缺点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肯定了1958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1958年以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普遍滋长起来,想在一年或者几个月里就要实现本来需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目标;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例如轻易否定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政治挂帅“,不适当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等等。本来,彭德怀说:那封信只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不是给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可是,7月16日,毛泽东批示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人员讨论。在前几天的讨论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彭的意见,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书记处书记周惠同意彭德怀信件总的精神;后上庐山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前总书记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和发展了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毛泽东吃了三片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半夜里把到会人员从睡梦中叫起来开会,由他发表了批彭的讲话。他说,彭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性“,”跌到了右派的边缘“。并且说:”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

毛泽东讲话后,庐山风云突变,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似乎彭德怀一封信,就改变了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省、市委领导已经做出正确估计的客观形势。这是对唯物主义的极大讽刺。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会议集中开展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分明是中共党内为国为民求实纠错同祸国殃民、讳疾忌医的两条路线斗争,却被颠倒黑白的拔高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可见,毛泽东反复无常的阶级分析、是非判断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为我论”和“独断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也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讨论会议初期毛泽东提出的19 个问题时,到会的领导人众口一词的总结“左”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的时候,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彭的意见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毛泽东龙颜大怒的时候,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却又众口一词的反右、批彭,最后发表全面批彭讲话的是刘少奇,他说他有几天睡在地板上,“杀的两眼通红”。在那一场颠倒是非善恶的生死斗争中,齐国的“太史简”在哪里?晋国的“董狐笔”在哪里?西汉的晁错、主父偃、汲黯、司马迁在哪里?东汉向光武帝“折槛力争”的朱云在哪里?“党锢之狱”中的陈蕃、李膺、范滂在哪里?唐朝向唐太宗直谏200余次的魏征在哪里?谏议大夫阳城在哪里?宋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在哪里?屡屡犯颜直谏以至垂老投荒的寇准、苏轼又在哪里?明朝抬棺上书痛斥嘉靖皇帝的海瑞在哪里?以生命反对魏忠贤的杨继盛、邹应龙又在哪里?所以我要说:苏共和中共的现代专制主义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现在还有不少人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归咎于所谓“封建遗毒”,期期以为不可。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并不专制和残暴,应该说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19个讨论题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分别传到各地,要求地方党委组织领导干部进行讨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分管各口的书记处书记召集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党群各部门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组讨论。我那一次未上庐山,在西安参加了宣传文教组的讨论。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厅、局长,而且讨论的主题是纠“左”,大家都在讲纠“左”,我没有新的意见。后来由于我代第一书记起草文件的特殊身份,知道一点庐山风云突变的信息,但还不知道变得那样严重。7月31日,在讨论会最后一天,我发表了不吐不快的意见,从理论上提出对“大跃进”、“政治挂帅”和毛提出的“积极平衡轮”的不同意见。那是我的“打抱不平”、“冒险犯难”的“坏”脾气在起作用。事后,有的领导人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要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党的。”

中共陕西省委的“反右倾斗争”火力很猛,超过其他政治运动,还有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第一、在“大跃进”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又使用了他的不为人先的“拖”和“磨”的功夫。虽然“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问题样样都有,但比其他地区走的慢,吹得小。谭震林、陆定一等人都曾批评:“陕西是一个黑锅底”,东不如河南,西不如甘肃,南不如四川、湖北,北不如河北、山西。第二、庐山会议讨论批“左”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他在会上未作正式发言,只是在别人发言时有一些插话。做记录的人没有记录他的插话。批彭开始以后,中办发现,西北组的会议简报中没有彭的发言,就向西北组召集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张德生提出询问。张德生要求会议记录人追忆彭的发言补报上去。结果发现彭的插话中有两颗“重炮”。一颗是批评“第一书记挂帅”。本来,彭德怀的原意是批评西北地区的某些第一书记,毛却认为批评“第一书记挂帅”就是批他,因为他是全党的第一书记。另一颗是:当西北各省、区的第一书记都在检讨自己的“左”倾错误时,彭德怀插话说:“责任主要在中央,我们政治局委员们都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本来彭的插话是代地方承担责任,而且也符合事实。但是,点了毛泽东的名,这还了得!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西北组漏报彭德怀插话的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发泄他的不满。他在一次批彭的讲话中。突然讲了几句:“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就不听我的话。”张德生等人听到毛的批评惶恐不安,立即把“西安事变”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欧阳钦、赵伯平、汪锋找到一起,大家挖空心思的回忆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没有听毛的话,想来想去,一件事也没有。但是,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已经由彭德怀迁怒于西北干部,迁怒于陕西省委。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就是带着这种战战兢兢、唯恐触犯毛泽东的心态,大抓“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是8月16日结束的,8月22日至9月10日,陕西省委召开了二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后来统称“反右倾斗争会议”。省级各部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的会议记录都印发会议,我的言论也在其中。会议前期,我是不能参加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传达和声讨告一段落,即将转入批判本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时候,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到会场去。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在劫难逃,有的朋友劝我要撑住,千万不要自杀。我到会议场所以后,省委文教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的发言乍听起来,有新意,仔细推敲起来,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你就在这里写一个检讨,先给我看。我在文教书记的房间,奉命写了一个又像检讨又像辩护的材料。文教书记看了一遍就加了一段批语:“林牧同志自觉地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请省委宣传部安排时间,让他在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奉命检讨变成了“自觉检讨”,敷衍了事的检讨变成了“深刻检讨”。第二天上午,支部书记先向大会宣读了文教书记的批示,然后让我把检讨念了一遍。大多数党员对文教书记的批示心领神会,在我作出检讨以后,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左”倾分子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当天下午就打电话来要我搬到会场去。第一书记对我谈话说:毛主席讲写文章要有“三性”: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担心你的文章不鲜明,不生动,我只担心你不准确,我要求你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你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这一次又说错话了。听说你已经在支部大会上作了检讨,这样就好。犯了错误,不能闭门思过,要在斗争中改正错误。所以我要你来参加会议的斗争。我在会议结束时要做一个反右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仍然由你执笔。

当天晚上,第一书记的秘书向我介绍了第一书记保护我的经过。他说: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你的问题时,多数常委主张批判和定性,大家说:林牧已经知道庐山会议在批彭反右,还要继续发表右倾言论,性质严重。第一书记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的几个秀才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都有错误。毛主席在讲话中说:“要保护秀才”,“秀才拉不走,秀才还是我们的”。所以,除了李锐以外,其他几个秀才都保护下来了。我们陕西省只有这么几个秀才,陈元方的“论否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我们保不住,只能公开批判了。林牧是在内部讲了错话,我们一时又找不到代替他的干部,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过关吧。这里讲到的陈元方,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陕西省的理论家。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又告诉我:“你的言论印发会议以后,有一位大学党委书记已在进行系统批判,西安师院党委书记提醒那一位带头批判者说:‘你批判林牧是否过早?’带头批判者说:‘早什么?省委把他的言论印发会议,就是发动大家批判的。’西安师院党委书记说:‘你是否考虑过,第一书记能不能离开这个笔杆子?’听到师院党委书记的提示,文教组其他成员就按兵不动了。”我听到这个话,感到毛骨悚然!我自己和我在陕西省委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一次,“死定了”。师院这位老兄的城府竟然如此深沉!揣摩领导意图竟然如此到位!此后,我同带头批判我的那位朋友始终保持着亲密友谊;同师院那位党委书记在真正遇难的时候,断绝了关系。

后来,在大会批判中,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国声和西安市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专职常委从一平,公开提出:“林牧的言论比我们严重,为什么不批判他?”对刘国声的抗议无人回答。对从一平的抗议,主持会议的文教书记回答说:“林牧的情况和你们不同,他是说错话,你是反党。”从一平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三八式”老干部,会后,他去找文教书记说:“我和林牧都是在文教组发言,他的发言分量不比我轻,为什么他是说错话,我是反党?”文教书记无理找理的说“据西安市委同志揭发,你不止一次地说张书记(即省委第一书记)是一个‘白面书生’。”从一平说:“白面书生不是贬词,张书记的风度温文尔雅,就是像一个白面书生吗。”文教书记无辞以对。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受到保护的人——原西北农学院党委书记陈吾愚。他没有参加省委各口召开的纠“左”讨论会,但在学院内部,有许多不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言行。西北农学院党委副书记是一个“左”派,而且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当陈吾愚在省委参加“反右倾斗争”会议的时候,副书记没有报告省委,就在该院发动党内的干部教师揭发批判陈吾愚的右倾言行。当时我已经解脱,信息很快传出去了。西北农学院支持陈吾愚的中层干部把西农批陈的情况打电话告诉我。我就报告省委文教书记说:“毛主席不是再次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吗,一个党委副书记不请示省委,就在校内揭发批判第一书记,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文教书记要我用省委的名义给西农党委副书记打电话立即制止。后来对企图借反右倾而夺权的西农党委副书记进行了批判。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抵制“反右倾”的方法之一。

有一天晚上,陈吾愚到我们房间谈心。他说:我们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以后,主席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不仅我们赶不上,大多数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赶不上。主席不是经常强调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吗?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赶不上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主席的决策对不啊?我说:你今天这一席话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陈吾愚是一个很有见解和风骨的知识型的老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坚强,不像我那样脆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却遇到很多勾心斗角的事,他信念失落,精神崩溃,患了严重的神精官能症(有时精神分裂)。外界传说,他已经不能认人了。1980年冬季,我去医院看陈吾愚。我问他:“老陈,你认识我吗?”他说:“你是林牧吗,烧成灰我也认识。”我问:“你怎么得了这个病?是不是受到交大那些上海人的排斥?”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软蛋,又是一把手,还怕别人排斥吗?”我又问:“那么到底为了什么?”陈吾愚才对我讲出不会对别人讲的心里话。他说:“我对我们党内你斗我我斗你,在党外不断整群众这一套做法,早就厌烦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以为,我们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料党内的情况仍然很复杂。我现在认识到,这不是人的作风、人的素质问题,是制度问题。我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现在有小平、耀邦在领导改革,我们的党,我们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他说”你太天真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是很难改的。恐怕耀邦也无能为力。“我又问:”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他说”我无力回天,当年入党时是宣过誓的,我又不能叛党,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当时,我并不理解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1981年,我住在西安南郊长宁宫写文章,陈吾愚也在长宁宫疗养,由他的妻子陪伴。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他的房间聊天,他神志清醒,情绪正常,我也放心。不料,有一天,他的妻子去王曲镇采购日用品,陈吾愚用一根带子一头拴在床栏上,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拼命使劲,把自己绞死了。疗养院的病床,只有很低的栏杆,这样自杀,是要下最大决心,承受很大痛苦的。一个有才能有远见的共产党人,一个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就这样死了。在他死后,我才懂得,他在信仰失落又自感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要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中国有一句俗话:”在一棵树上吊死“。陈吾愚就是在信仰失落以后,还要在共产主义这棵树上吊死的人。就像中国古代那些从一而终的忠臣和烈女一样。可是,对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者,我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友情和敬意,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

陕西省委二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用两个月的时间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我除了协助省委第一书记起草文件以外,还兼任省委宣传部科学高教处处长。驻陕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运动怎么搞?我同省委文教书记商量,主张只对中央和陕西省委有关反右倾的文件进行正面的传达、学习,一般的不去揪斗新的斗争对象。因为1959年1月,毛泽东有一个批示,批评清华大学党委的“宁左勿右”。中共中央为了落实这个批示,曾经召开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批评和纠正了1958年教育革命中一些过“左”做法。那次会后,陕西省委和驻陕各高等院校又进行了认真纠“左”的工作。现在,如果在高等学校揪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恐怕上半年按照中央教育会议精神认真纠“左”的人都会成为斗争对象了。中央和省委何以取信于人?省委文教书记一贯反对整人,对反右倾持消极态度,自然同意这个建议。可是,陕西省高教局长是一个老左派,他要在高等学校“大开杀戒”。这时,我下了狠心,干脆拔掉陕西省这一棵极左的毒根。我这一生主动整人、蓄意整人就只有这一次。

这位高教局长来头不小,他原是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第一副局长,虽然知识贫乏,但却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对上级的公关能力。颇受中央教育部门和陕西省某些有权威的领导人的器重。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以后,他到陕西省担任省委文教部长兼任政府的高等教育局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位部长为了把对他本人和他的亲信提出尖锐批评的办公室副主任打成“右派”,采用了修改鸣放纪录的手法。例如:把“省委文教部无真理”改为“党内无真理”;把“省委文教部一些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改为“省委领导干部都是唯唯诺诺的人。”而且在讨论定右派的会议上,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副部长和处长参加。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和干部处副处长向文教书记揭发了他的卑劣做法。省委文教书记召集会议对这位部长进行了批评,并免除了他的省委文教部部长职务,让他专任政府的高教局长。可是,此人积习难改,继续打击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干部。

我在准备打掉高教局长的时候,碰到一个难题:此人是老“左派”,没有“右倾”言行。响当当的“左派”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怎么抓住他的辫子呢?恰好,此人利令智昏,他组织陕西师范学院的教师编了一本《教育学》教材,他以主编的名义署名出版,并在他所写的序言中吹嘘自己如何设计和领导编写那一本《教育学》。我看了那本书,如获至宝。因为那本书是以凯洛夫的《教育学》和东欧各国的《教育学》讲义为蓝本编写的。他的主线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那些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高教局长虽然是老“左派”,但却不学无术,他分辨不出那些观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亲自把那本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摘录出来,并加以评论,送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省委开了一个有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的会议,批判高教局长主编的《教育学》。高等学校的多数领导人正在担心高教局长反他们的“右倾”,参加了那个会,如释重负大快人心,纷纷起来进行揭发批判。由批判《教育学》发展到揭批高教局长一贯整人的种种劣迹。最后,陕西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高教部批准,撤销了他的职务,下放到师范学院去做中层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位高教局长起来造反,指控省委文教书记和我对他“栽赃陷害”,就是说《教育学》不是他写的,是师范学院教师写的。我们把教师们的责任,转嫁于他,进行陷害。他领导师院学生对省委文教书记和我进行了几次批斗,而他则被造反派结合成为师院革委会主任,后来又被造反派识破,罢了他的官。平心而论,我采用反右的手段来打击危及一批先进干部知识分子的“左派”领导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反右倾反不倒他。但是,那位高教局长的过失,在于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弄虚作假来抬高自己。那本《教育学》,论责任是他的,论观点不是他的,何况我并不反对那本书的观点,只是利用那本书作为打击“左派”的工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整这个人,我后来也有内疚。

在几次反右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曾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对付“左派”,保护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和同袍。当时,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有一个开明、进步、一贯反“左”的支持者——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而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又是赵守一和我的支持者和庇护者。就是这个赵守一,当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时,他作为省委第二书记是最坚定最得力的合作者;当万里在安徽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又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后来,在他担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长时,又率先进行了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以检查和部署“反右倾”斗争为主题的文教书记会。会议由中央文教小组两位组长陆定一、康生主持。陕西文教书记赵守一参加,我也随行。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沙滩办公,几层楼贴满了大字报,杀气腾腾。集中批判的是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宣传处处长秦川和副处长张军。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是老运动员,几乎每次运动都要受到批判,“反右倾”也少不了他。不过,于光远每次都是边缘人物,达不到戴帽子打倒的程度。因为他的言论都能从马、恩原著中找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同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很快,常常是第二条原理修正了第一条原理,第三条原理又修正了第二条原理。“左”、中、“右”派都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根据。所以,在“六四”以前,我常常学于光远,从马、恩原著中寻找和引证那些具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据。耀邦和胡绩伟、王若水也是这样。

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的反右倾会议上,我对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派和极左派的面目,有了初步认识。本来,在同年一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康生反“左”的情绪和力度,超过陆定一。他公开说:“去年一年(指1958年)我们说了一年胡话”。庐山会议前期,康生还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理论干部训练班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大放厥词。听到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消息,草草结束了那个训练班,而且不许把他的讲话向下传达。在这次讨论反右倾斗争的会议上,他迅速恢复了杀气腾腾和信口为人定性的本来面目。例如:当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介绍中宣部宣传处长秦川的“右倾”言行时,康生并不注意秦川有什么言论,却问了一句:“秦川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会上有人回答:“1936年。”康生说:‘是“老战友了,够条件了。”因为毛泽东讲过,:“这次运动着重解决’老战友‘的问题,”康生就把革命资历作为一条定性标准。当甘肃省委文教书记汇报到该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文遴的“右倾问题”。康生插话说:“吴文遴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阶级异己分子。”康生说:“1936年,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吴文遴是我的学生,是一个学生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谈话说:他的家庭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不动富农的财产,他家的家产却被农民分了。康生又说:”当时,吴文遴的家乡延长县传出一个谣言,说是天上掉下一块石头,上面有几个字是不分田。我怀疑这个谣言就是吴文遴造出来的。“康生这一段话实在荒谬,你有什么证据怀疑天上掉石头的谣言是吴文遴制造的呢?可是,有了康生这段”金口玉言“甘肃省委就把”为富农家庭翻案“和制造天上掉石头不许分田的谣言等罪名,落实到吴文遴身上,把他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同30余个”分子“关在一个穷山沟,强制进行每天长达十二小时的劳动,只给吃六两粮食,几乎整死了。在这次会上,陕西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是康生表扬的对象,因为赵守一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元方的哲学著作《论否定》,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岳邦珣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陕西高教局长张华莘挂名主编的《教育学》。康生和陈伯达表扬陕西省委”把反右倾斗争提到理论斗争的高度了。“康生还表扬了由他约稿和定稿,由赵守一署名发表的《教育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在大会上说:”我们的教育部和高教部还写不出这样一篇东西。“1960年,康生提名赵守一任教育部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没有同意,赵守一后来做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这不能说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无关。可是,到了赵守一协助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超前的民主改革以后,康生却点名说:赵守一这个人我了解,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延安派出来开书店时,就是叛徒了。当时无人敢问:既然你早就知道吴文遴是阶级异己分子,赵守一是叛徒,为什么几十年都不揭发,反而要加以重用呢?后来,在”文革“,中,康生点名定性的有800余人所以,中共党内许多领导干部说,同康生认识,受康生表扬,是祸不是福,说不定哪一天,他会给你编造罪名,把你从九天之上打到九地之下。康生就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和人格的魔鬼式的恶人。对于康生在1959年一年之内由反”左“到反右的两次荒谬的表演,我得以亲见亲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从中央一直发展到基层,不叫“反右倾”斗争,而叫“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和“整风整社”、“整党整团”运动,全国被打倒的干部和民众共有360万人,有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叫“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分子。

不仅如此,在1958年2月到1959年7月逐步降温的“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又迅猛升温。本来,1959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了3400亿斤,比上年下降了15%;棉花170.9万吨,比上年下降了13.2%;油料410.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14%.与此相反,钢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了73.3%;煤36909万吨,比上年增长36.7%.农业与工业同轻重工业之间严重不平衡。可是,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会议确定,1960年的钢产量要增长到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各地响应号召,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社队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千亩万亩的丰产方,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千头万头的养猪场;同时,又大办无米之炊的代食品。把异想天开的“大跃进”的邪火烧得更大,烧得更旺。

就我个人的精神状态来说,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起先是深信不疑、满腔热情、如痴如狂的拼命执行;在作了许多蠢事,碰了许多钉子以后,半信半疑,不时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到了大反“右倾”以后,我一看到无处不在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几丈长的标语、横幅,就像碰上三根大棒,三堆大火,三颗核弹一样,心惊肉跳,噤若寒蝉,不再出什么点子,也不敢提出一句不同意见了。我感到无产阶级的暴力专政,已经延伸到经济、文化领域,一切工作都在用专政的手段来推动了。

就在对反“左”和反“右”我都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1960年6月,我被提拔为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当时,我的党龄还不到十年,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力排众议的结果。有人说:省委提拔了一个“右派”,又有人说:省委提拔了一个“左”派。其实,我有时公开右倾,有时“形左实右”、亦左亦右,是一个具有二重人格的两面人。不过,自觉的两面人可以左右逢源,变过来变过去都能得其所哉;被迫的两面人,却经常处于良心与党性、宽容与严酷、诚实与说谎、自由与奴役的矛盾之中,苦不堪言啊!

自由圣火2006年07月01日(半月刊/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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