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我的老友胡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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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胡绩伟已经85岁了,觉得他的思想已经彻底转变到位了,再没有仅仅是体制内开明派那样的“暧昧”了,于是想写写这位老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绩伟先生,是在1948年11月,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有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辨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当时我们都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的,对于党性原则,不论思想通不通,反正都接受了。胡绩伟办报30余年,到了1981年才公开提出“人民高于一切”。“报纸的党性要服从人民性。”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如此,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却要处心积虑的咬死第一个站起来走路的猴子。岂不悲哉!

我同胡绩伟第二次接触,大约在1959年5月。那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直属宣传文教部门的一批领导干部到全国一些著名的人民公社进行公社调查,目的是写出一批宣扬人民公社“伟大成果”的文章,为十届国庆献礼。绩伟被分配到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公社。他不识时务,没有忠实贯彻领导意图,写了人民公社的一些弊端。在“反右倾斗争”中,烽火公社的顶头上司中共礼泉县委和咸阳地委给中共陕西省委写报告说:胡绩伟关于烽火公社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陕西省委不能不把礼泉县委和咸阳地委的报告转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社,但同时用其他形式上报了一个为绩伟开脱的材料。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等人正是在那次公社调查中中箭落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知由于谁的保护,绩伟幸免一场大难。

我同胡绩伟个人之间的接触,是从1977年7月开始的。那时,我和我的顶头上司——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在“文革”中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平反。我到北京申诉无门。胡耀邦由于我的问题同他有牵连不便转信。我才找胡绩伟替我和赵守一转递伸冤大状。绩伟当我面给华国锋写信,把赵守一和我的申诉信分别转送上去。此后,我同绩伟的交往时断时续,并不经常。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据绩伟自述:1916年9月24日(阴历8月18日)他生于四川省重庆地区。他们的家族出了两位辛亥革命元老:一位是他的大伯父胡驭垓,在武昌起义前一个月,领导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民军,攻占了威远县城,宣布独立,在清军反扑时就义,人头被挂在威远城楼上。另一位是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过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曾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秘书、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四川省议会议员等职。胡绩伟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自由民主思想,既来自孔孟的民本主义,又来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35年,胡绩伟20岁时,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一些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结交了一些进步的师友,又受到川北红军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1936年,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他在华西大学数学系学习时加入中共,1938年转到四川大学经济系,1939年到延安,1940年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群众报”,并担任总编。

胡绩伟说:他在延安的初期,信仰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最赞赏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即《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当时的胡绩伟认为“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种主义百家争鸣。这种国家独立和社会平等、民主、富裕的前景,是多么令人向往啊!”

胡绩伟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边区群众报》,后来改为《群众日报》,在延安时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在西北各省、区解放以后,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机关报。1952年,胡绩伟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来又成为常务副主编,”文革“中自然被打倒了。1976年12月,华国锋起用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78年到979年,胡绩伟同胡耀邦密切配合,在拨乱反正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例如: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制造舆论,抵制两个”凡是“,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4·5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宣传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议“精神,和发表会上一批有创见的文章……

1981年以后,胡绩伟再一次闯下大祸。这一年10月,胡绩伟到陕西临潼温泉治疗他的肩周炎,趁此机会写出了《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的长文。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作党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领导,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见。而且,党性应当服从人民性,是人民至高无上,不是党至高无上,党只是人民的工具。

胡绩伟从陕西回到北京以后,把他的论文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做出了根本否定和无限上纲的政治结论,认为绩伟的论文不只是对党报性质的歪曲,而且是对党的根本性质的歪曲。于是,一场毁灭性的大批判便紧锣密鼓地策划于密室。胡绩伟愤而辞职。总书记胡耀邦诚恳挽留,任命他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选派思想同他接近的秦川任总编辑。1983年9月,极左派已在内部会议上对绩伟进行缺席裁判,绩伟再次愤而坚决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被中共中央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本来,胡绩伟是愤而辞职而不是撤职,可胡乔木、邓力群却借中共中央批准辞职的机会,在《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动对胡绩伟和王若水的批判。绩伟被迫离开艰苦笔耕30年的《人民日报》,又受到颠倒黑白的横暴批判,自然满腔悲愤。这从他在1983年9月24日所写的《六四自寿》诗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笔走龙蛇四七年,遍尝喜乐与辛酸;
纸炮墨枪沥虎胆,文羹词粥披牛肝;
战友千员是非鉴,纸张万日功过篇;
书生去职何悲叹,转换疆场战地天。”

尽管胡绩伟已经离开《人民日报》社,尽管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都在抵制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清污”的三板斧还是逆潮流砍将下来:第一板斧对准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第二板斧对准周扬和王若水的“人道主义与异化学说”;第三板斧对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批作家和作品。

好在当时胡、赵、万、习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嚣张一时的“清污”闹剧以失败而告终。1984年夏季,胡绩伟在北戴河所填的两阕词,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浪淘沙·北戴河(1984年7月20日)
丽日艳阳天,
浪笑波欢,
欺天霸地惨翻船。
虾头蟹脚奸鳄泪,
暴露沙滩。
堤翠百花妍,
稻富鱼鲜,
绿男红女彩龙翻。
诗情文风喜奔放,
败了狐仙!

螃蟹嘲(1984年8月3日)
大肚草包,
莫头莫脑,
贼眉贼眼,
野心不小。
全副盔甲,
两手双刀,
横行霸道。
自己只会横着爬行,
却骂一往直前是不走正道;
自己向左向左又向左,
却指责人家右了右了又右了;
自己的脑袋同肚子长在一起,
却怪罪人家何必长个独立的头脑;
自己是浅水动物,
偏偏要去当江洋大盗。
不妙,不妙,
雄鹰来了!
快跑,跑不掉了!
满腹“经纶”,
化作海草,
一代“地骄”,
卷进怒涛!

绩伟这一首自由体的《螃蟹嘲》,信笔挥洒,把那些极左阴谋家骂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同时也充份显示出绩伟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

1995年夏季,胡绩伟在回忆上述的往事时说:“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乐观仍是太天真了。这帮人的势力只是暂时受挫,他们韬光养晦,在暗中酝酿更为猖獗的风暴。”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来,1986年,绩伟对我和李洪林说过:“形势吗,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同样的话,1992年5月,他在西安又讲过一次。

尽管胡绩伟已经离开《人民日报》社,尽管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一再抵制“清除精神污染”,“清污”的头两炮还是在《人民日报》社公开打响了。第一炮对准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第二炮对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

1986年1月初,正当邓家班子以“生活会议”的名义发动推翻中共第二代合法领袖胡耀邦的宫廷政变之时,胡绩伟填了一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实难忍,狐群作孽。擡望眼,洪流汹涌,谁能挡得?自古倒颠忠与贼,而今混肴红与黑。切莫忘,多少虎狼终成蛇蝎。极左毒,犹未雪;封建种,待清灭。驾神黢,冲破百魔千劫。世界明星威不惧,神州健将险能克。新愚公,建四化功勋,蒸蒸热。

这首词中有一句:“世界明星威不惧”,是指当时中国女排战胜了世界明星,也许语带双关吧?

1989年4月,耀邦刚刚去世,绩伟就在《世界经济导报》组织的讨论中,为耀邦鸣不平。后来,在八九民运面临大屠杀的危急关头,绩伟又带头签名,发动50位全国人大常委发表声明,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由于邪恶势力的破坏功败垂成,绩伟受到反攻倒算,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他在全国人大的一切职务也随之被撤销了。中共《人民日报》党委还要开除他的党籍,由于老谋深算的高层领导人的干预,中共中央纪委给他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份。1990年3月11日,绩伟在海南岛三亚市接到全国人大传来的电话,说是要罢免他的人大代表资格。绩伟联想到中国古代那些被专制君主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忠臣义士,填词一阕。

满江红·天涯海角
海角天涯,
翡翠岛,
银沙玉浪。
擡望眼,
晴空浩淼,
胸怀宽广。
棕榈真诚常坦荡,
椰林正直何卑亢!
仙果药,
酸辣苦香甜,
驱魔瘴。
五公祠,
黜流放,
贤良者,
垂荣榜。
谢炎炎夏日,
百炼强壮。
海瑞陵园,
忠谏勇;
东城书院,
奇才畅。
莫回头,
待飒爽雄风,
重开创。

“六四”以后,胡绩伟不论在家休息、出国访问或到外省旅游、疗养,都不忘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不停地写作,不断的发出争取自由民主的声音,尤以其1995年1月到4月起草和修改的《新春放言》为一转折点,它标志着胡绩伟先生经过了类似陈独秀的反复实践、反复探索、最终实现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返本还原,而且是在更高水准上的返本还原。

在那篇长文中,绩伟追溯了他的55年政治经历,做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他说:“50多年过去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好像翻了一个’个儿’.当年,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批评国民党的致命伤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50多年以后,人们也普遍认为共产党的致命伤,也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他说:“从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有真理,也有谬误。一切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把它变成圣经和教规,就必然走向谬误和失败。”

他说:“当年我们批评国民党的某些话,现在正好用来批评我们自己;当年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的某些话,现在也正好适合于要求我们自己。违背历史的,必然要受到历史的嘲弄;落后于时代的,也必然要受到时代的鞭笞。”“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各种主义只能在比较中自由研讨、自由批评、自由争辩。而信仰各种主义的各个政党也只能相互竞争、相互监督,才能按照一定法制程度决定是单独执政还是联合执政。执政党也得尊重在野党,保证其参政议政的权力。任何执政党也只有在执政时期内不断改进,不断革新,在错误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不断前进,争取得到选民的拥护。如果自以为完全正确,十全十美,打击异己,压制批评,必然错上加错,必然停滞倒退,必然蜕化变质,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绩伟常说自己是“醒时老,老时醒。”正因为饱经沧桑老而觉醒,才会觉醒得彻底,觉醒得牢靠,觉醒得对后来者更有启发;而对自己来说,活得越老越清醒、越老越明智,而不像有些大人物越老越糊涂、越老越悖谬,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绩伟为人坦荡、刚直而又稳健、温和。1987年,李洪林和我在他家闲聊。洪林批评绩伟说:“你和耀邦一样是老小孩,不看场合就暴露自己的观点。”绩伟说:“多年形成的脾气,改不了了。”北京其他朋友说:对待错误的批评,于光远和胡绩伟有不同的对策。于光远是平心静气地听取别人的批评,大家批完以后,他才笑嘻嘻的引经据典,说明他的哪一条观点是根据马克思在某一本著作中提出的原理,哪一条观点是根据恩格斯或列宁或毛泽东,在某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原则。那些批评者发现他们批评了马、恩、列、毛,都很尴尬。胡绩伟则是一听到错误的批评,就跳起来争辩和反驳。

绩伟虽然坦率、刚直,但是,他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是谨慎、稳健的;他的言行是持中、温和的。他并不是一个“激进派”,他主张“和平渐进”的民主改革。

在知人论事方面,绩伟持论力求公允。他发表过一篇题为“邓小平的白内障”的文章,一面对邓小平在1989年的过失进行了坦率的批评;一面又充份肯定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功绩。他是中共领导干部中最早对华国锋做出公正评价的人。这种评价是符合民意的。中国的老百姓早就认为华国锋是一个比较老实、本份的人,他对两个“凡是”持而不坚,不过两年时间就能够改弦更张;他搞个人迷信,比之第一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那是小巫见大巫;他的缺点只是缺少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知识与才能。

有一段时间,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夸大宣传胡耀邦同赵紫阳之间的矛盾。胡绩伟在香港《开放》月刊发表了他在黄山地区的游记。其中有半阕词是:“看万里晴空紫阳普照,光耀国振,”表达了他对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那个开明进步的领导集体的怀念之情。我通过电话,把绩伟的这半阕词读给鲍彤听,鲍彤高兴地把它记录下来。

《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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