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是中国第一个彻底突破现代专制主义理论和体制双重禁锢的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顾准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批判计划经济，首倡市场经济；批判唯理主义，提倡经验主义；而且在于：他从批判唯理主义出发，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的病根，一个是追求至善理想，一个是追求大一统的一元化。
中国儒家文化追求至善理想的色彩太浓厚了。儒家主流派认为“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止于至善”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的“圣人”。
儒家对“圣人”的描述和歌颂连篇累牍。这里举出其中歌颂得最高、最玄的两段。《中庸．右第二十九章》歌颂孔子：远宗尧舜之道，近守文武王之法，遵循自然规律，就像青天之无不覆盖，大地之无不负载，四季和日月之正常运行，万物共同繁育而不互相伤害，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并行不背，小道理像江河一样川流不息，大道理敦厚达到化境，这才是天地之所以伟大呀！
《中庸．右第三十章》歌颂圣人：大智、大勇、大仁、犬义而又有很高的文采和明察秋毫的能力，足以君临天下、包容天下、威慑天下；人民见到他的面莫有不尊敬的，听到他的话莫有不相信的，对他的行为莫有不悦服的；他的美名扬溢于中国以至异族、外国，凡是天之下，地之上，日月照临，霜露下降，车船和人力可通的地方，一切有生命的人和物，没有不尊敬他亲近他的。（以上两段话不引原文了）。
以上两段话所描述的“圣人”不就是一个全知全能、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超人”和“超神”吗？基督教的上帝和佛教的佛祖，就是这样的神上之神。可是，上帝和佛祖都在人们看不见、摸不着、遇不到的彼岸世界。他们只能使人产生崇敬之心，成为人们向善惩恶的精神力量，不会给人们构成直接的压力和奴役。儒家的圣人在现世，而且就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一样，他们是人世间“内圣外王”的教皇，掌握着“以理杀人”的权力，对人的威胁和压力就是最大的了。所以，儒家心目中的圣人，也就是一个掌握最高权威，君临天下，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的大独裁者。儒家所追求的“止于至善”，实质上是止于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
现在，国内还有一些学者把儒家的“性善论”、“仁治说”和“止于至善”等等当作中国文化的精华。其实，“性善”和“性恶”，都不是人性的全貌，人性有善有恶，还有一部份说不上是善是恶。
晚清的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超经验的性善性恶一元论，把人性当作我们不可经验的东西，都能自持其说。但是，用他们的学说来说明经验，或者用于修身事业，矛盾就随之而起了。王国维的结论是：“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着二神教之色彩。……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也。”运用王国维这种分析反观孟子与告子对人性的争论，我们就可以发现：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是说人的知觉运动就是人性。
讲的都是人们“经验上之事实”；而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不是人们“经验之事实”，而是从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中推导出来的。至于孟子把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歪曲为“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简直是偷换概念的诡辩。我们过去怎幺没有注意到告子的合理性和孟子的荒谬性呢？
如果我们抛开孟夫子、荀夫子、程夫子、朱夫子人为推导的先验的人性，只着重“经验之事实”，那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人性有善有恶。《家庭》杂志2002年12月刊载刘宇先生的报导：清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村民陈邦顺夫妇二人以严重超过身体承受力的卖血，供给大儿子陈小良在西安念大学。4年内给儿子汇卖血款6.35万元。最近才发现，陈小良在西安冒充包工头的少爷，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仅在第一学年报了到，交了学费，后三年，根本没有报到，没有交学费，二、三年留了两级，第四年一片空白，乾脆离开学校。可是，陈邦顺的二儿子和三儿子没有念完初中就出外打工，赡养被他大哥吸干了鲜血的父母。可见，陈邦顺夫妇和他的二儿子、三儿子是善良的，一母同胞的大儿子陈小良是邪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的主义，一样的党，造就的领导人，却是有善有恶的。至于人性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我想在另一篇专文中去讲自己的一得之见。这里就不说了。
“止于至善”，更是虚幻的空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完善的，人性是不完善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无穷尽的。波普尔说：科学研究，是在不断地试错和证伪之中有所发明。这就是说：人们经过几百次地试错和证伪，才能得到一次发明，而这一次发明，还很不完善，只在某一种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制度、法律、政策，也要经过不断的试错和证伪，最终确立的制度、法律、政策，也只能是最不坏的，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同儒家的性善、性恶一元论和追求至善理想的思想，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人在半个多世纪中接受了现代革命文化的原因之一。
现代革命文化的阶级论认为：无产阶级绝对的善，完美无缺；资产阶级绝对的恶，一无是处。例如：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富有远见，最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等等。资产阶级损人利已，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生活腐朽，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等等。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知识份子，则是“最无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有动摇性，软弱性，”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梁上君子”，等等。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唯理主义的空想家看来，都是完全正确，毫无瑕疵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惑的，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善，不容置疑，不容非议的。
这种性善、性恶的一元论和追求至善理想的思想，危害极大。
第一、它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产生和滋长了一种思想自大、道德自大、知识自大的狂热症，总认为自己个人和本党本派，思想最先进，道德最高尚，知识最渊博。这种对自己和本党本派的迷信，导致了对圣人、对君主、对革命领袖的个人迷信，导致了思想上、道德上、知识上的真理垄断和文化霸权。而思想上、道德上、知识上的自大狂又必然导致权力和地位的自大狂；思想垄断和文化霸权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完美无缺的圣人、圣君、革命领袖、救世主必然是大独裁者。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大多缺乏自我反思、自我怀疑、自我批判、自我忏悔的精神，对于圣人、圣君、革命领袖、革命政党，更不会怀疑和批判，只会匍伏在地，山呼万岁，狂热地或者麻木地歌颂其伟大、英明、正确。
目前，在中国各地流传的政治民谣，对上述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例如：“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成绩没有不巨大的，效果没有不显着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法律没有不公正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前途没有不光明的”。
这种欺人自欺的高调、滥调，唱了一年又一年，唱了一代又一代，浪费了数不清的纸张、油墨和金钱，浪费了亿万人的精力、时间和生命，老百姓早已厌烦得无法容忍了，否则就不会编出讽刺得入木三分的歌谣了。
我在这里只说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而不说所有的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并没有思想自大、道德自大、知识自大的毛病，他们的缺陷是蒙昧和自卑。不论是古代和现代，人民创造历史都只是一种高调，中国人民始终在受那些圣贤、君主、英雄、豪杰和救世主的欺骗、误导和奴役。他们从来就没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自然也没有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更不可能自觉地创造历史。曾国藩、左宗棠认为最好的军队是书生统带农民，就是因为书生们可以用假仁、假义、愚忠、愚孝去误导和利用纯朴老实而又蒙昧自卑的农民，为书生们升官发财和维护他们的道统、政统而效力、卖命。
第二、它能够制造人与人之间互相歧视、仇视、斗争以至自相残杀。
伏尔泰说：宽容精神，来源于承认一切人都是不完善的。这个话非常深刻。如果人们都认识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是不完善有缺陷的。那就能够使大家互相容忍对方的不完善，而实现不完善的平等。相反，如果双方都认为自己尽善尽美，别人充满缺点和邪恶，那就会互相歧视、仇恨、斗争以致引起战争和大屠杀。西方的百年宗教战争，是由于当时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认为自己信奉的是完美无缺的正教，对方信奉的是充满邪恶的邪教。希特勒发动侵略全世界的战争和屠杀600万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雅利安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种族，犹太人尤其邪恶，他要让雅利安人征服世界，统治世界。斯大林屠杀了1000多万苏联人，并且在苏联各地建立流放和迫害苏联人的“古拉格群岛”，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他的忠实党徒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完美无缺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先锋，对他们有任何一点不同意见的人，都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在中国不断发动“干部斗干部、党员斗党员、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五六千万人死于非命。不仅由于他继承了斯大林的极端的“阶级论”、“专政论”，而且由于他继承了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独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把儒家的“克已复礼”、天主教的“忏悔”和斯大林的批判斗争、劳动改造熔为一炉，作为改造思想的手段。这样就在“绞肉机”以外又加上史无前例的精神奴役和精神迫害。当代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之所以疯狂，是由于一些民族宗教极端份子，把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看作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把现代文明看作极端邪恶的。他们自不量力地要用极端的民族、宗教狂热来摧毁现代文明，消灭一切和他们信仰不同的人。
第三、由于至善的人、至善的理想、至善的理论和制度都是虚幻的，根本不存在的。所以，那些自以为至善的人及其党派、理论、制度，必然要弄虚作假：有伪圣人、伪君子、伪学者、伪学说，有假仁义、假民主、假革命、假文明、假社会主义，还有假政绩、假数字、假工程、假典型、假文凭、假职称、假论文以至充斥市场的假货色。越是吹嘘自己英明、正确、繁荣、昌盛的朝代和年代，假人、假事，假话、假货越多。“止于至善”必然变成“止于至假”。
现在，再揭露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的第二个病根──大一统的一元化。
世界是多元的，人性是多元的，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意见是多元的，一切事物及其生长发展的规律都是多元的。可是，在中国古代和近古，居于统治地位的以儒为主的儒法互补的文化却强调大一统的一元化，而否定每一个人都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个人权利的多元化。在父权、夫权、族权的家庭专制、家族专制的基础之上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一元化；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演莫非王臣”的原则上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上的大一统一元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大一统一元化；“严夷夏之大防”，只许“用夏变夷、不许“用夷变夏”，是在民族和种族方面的大一统一元化；“天人合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大一统一元化。
这里还需说明：先秦以前的统一和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是不同的。西周分封诸侯的统一，是周王室和诸侯分权的统一，周王室只掌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权，也就是制礼立法和战争的权力，各诸侯国的内政外交和财政、司法是独立的。 这样一来，在周天子和各国臣民之间存在着六七十个能够起缓冲作用的中小共同体──诸侯国。而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农奴和士、庶人还不至于实行过份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西周金文和《左传》、《国语》《国策》来看，防止农奴逃亡和人才外流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齐桓公、晋文公等五霸迭起，打着“ 尊王”和“息争”的旗号，来协调周王国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城夺地的战争更加频仍。孔子、孟子、追求恢复西周那种松散联盟式的统一。苏秦的联合六国以抗秦的连横“政策”，也是想恢复松散联盟的统一。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专制以外，其他六国为了争夺人才、争夺庶民、都有多元文化的态势，儒、道、墨、名、法、阴阳家、农家、杂家百家争鸣。儒家又分了八派；道家分了庄子、列子、杨子几派，名家有惠施、公孙龙两派，法家有管仲、晏子 、慎到、李悝、申不害、韩非等几派，那时是中国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齐国设稷下学宫，汇聚各个学派讲学、争辩，异见迭出，最富有创造性和包容性。楚国文化具有自由精神和浪漫主义，华美、飘逸，富有想象力。如果按照屈原的设计，以齐楚为核心联合六国抵抗强秦，实现一种松散联盟的统一，中国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也许不会像秦汉以后二千余年这样严重。
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像庸俗进化论者设想的那样直线地进化，而是有时进步战胜落后，有时野蛮征服文明。
秦国自秦孝公到秦始皇、秦二世，以商鞅、韩非、李斯这些后期法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以耕战立国，压抑工商业和文化事业；钳制思想，禁止偶语，禁止民间读书、藏书；独创了没收财产，连坐、抽筋、下油锅，五马分尸、千刀万剐 、诛灭三族等惨绝人寰的刑罚，以严峻法制统治人民，鞭笞天下。秦文化在当时是最为“惨刻寡思”的一元文化。可是，秦国却依靠都江堰、郑国渠建成以后川西和关中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经济实力，依靠当时最锋利的武器（例如秦俑坑出现的现在仍然可以吹断毛发的镀铬铜剑和与现代冲锋枪弹头曲线完全吻合的箭头，加上以人头计功封赏调动起来的杀人狂，离间六国各个击破的“合纵之术”，用数十万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以野蛮征服了文明。从此，“百代犹行秦政制”使中国处于大一统一元化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的悲惨而落后的境地。统一和大一统的区别就在于：统一是承认和包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分权统一、松散联盟，就像中国的西周和现代西方的联邦与合众国；大一统是不尊重甚至消灭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垄断的专制帝国或者变相的帝国。前一种统一，我们今后仍然需要；后者，我们必须加以批判。
有些不大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认为：中国现代的革命文化完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至造成中国民族精神的失落。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并不宣传和实行马克思关于“德国的解放是人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并不宣传和实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学说，却全盘继承秦始皇的高度中央集权皇帝专制，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垄断的大一统一元化的制度，。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1957年，毛泽东在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不久、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后来又强化“舆论一律”。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又提出“五个统一”即：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中，有三个人提出过“解放思想”。但是，三种“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内涵不同。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除思想”的口号，并且提出要破除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也要破除对“无产阶级教授”的迷信，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教授就是马克思”，他号召“超过马克思”。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太天真了，他在湖北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超过毛泽东。”后来，最能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康生等人对王任重组织了一次尖锐的批判，说什幺马克思是可以超过的，毛泽东是不能超过的。显然，毛泽东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为了破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切权威的迷信，仅仅树立他这一个最高权威的迷信。结果是：大放卫星，大搞虚夸，“跑步走向共产主义”，以至造成三年人为灾害，饿死了三四千万人民。1965年1月，胡耀帮在陕西省提出“解放思想”，1978年又在全国范围提出。他对“解放思想”的要求是“不强求一律。”1965年2月17日，他首次在陕西省西乡县干部大会上讲这个话，后来又一再加以重申。显然，他提出的“解放思想”是要破除那些一元化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允许多样化。1978年11月，邓小平也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如果解放思想的目的真的是“实事求是”，那就对了。可是。不久，他又要求全党全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党中央──实质上是同他个人完全保持一致。这就不是解除人们思想上的一切禁锢。而是要求人们解除毛泽东的思想禁锢，统一于邓小平的思想禁锢。这不又是新的大一统的一元化吗？
所以，中国的革命文化，并没有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制度文化方面，是同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而且，我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而且在思想统治和精神奴役方面超过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正是由于它利用和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故。
顾准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著作中指出：“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是他的唯理主义。……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是真的，至真的也必是至善的（这就是黑格尔那幺反对康德的真善二元论）。”顾准明快地提出：“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真理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们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正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
追求至上理想和大一统的一元化，其理论根源都是唯理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法、道的学说，都是唯理主义。儒家把万古不变的纲常名教，看做“礼”或“天理”。道家把先于天地万物和人类而存在的“道”，看做自然之理。法家不讲道和理，却把“严刑峻法”之法和阴谋权求之术当做治国治民之道。依据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而确立的现代革命文化，更是发展到极端的唯理主义。正是从唯理主义的理论出发，才产生了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理想，才产生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才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制度和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91年，以赛亚伯林大声疾呼：“文化的多元化是不能化约的。”
正是普世一统的一元观念，19世纪在法国和德国提出以后，各国竞相仿效，使20世纪变成充斥屠杀流血、集权统治的时代，还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文明史上没有比这个世纪更加可怕的时代了……。甚至比野蛮民族肆虐的时代还糟。”伯林生动地比喻说：各种持无约束的一元论的人都认为，为了一个煎鸡蛋，必须激烈地把所有的蛋都打碎，可是理想化的煎蛋却遥不可及。
顾准和伯林指出的从唯理主义产生的追求至善理想和大一统一元化的严重祸害，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真是痛深创巨啊！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觉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化”的荒谬，他说：“聪明人是碰到南墙就回头；蠢人是碰到南墙也不回头。”我自己就曾经迷信过从孔子、柏拉图，黑格尔，到马、恩、列、毛的唯理主义，迷信过法国和俄罗斯的大革命，执着地追求过孔夫子的世界大同和马克斯的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同中共保守派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碰到南墙而且一碰再碰之后就要回头，他们则是碰到南墙仍然执迷不悟。
当然还有一点不同：我们在既得利益集团既受益又受害，而且受害大于受益，他们大多只受益未受害，因此利令智昏。
顾准远比我们高明，他是最早回头的一个。他在造神运动席卷中国，八亿人民（当时是八亿）沉迷不醒的时候，就从唯理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及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后果。”他指出：摆脱了一元论抽象概念以后，“人的头脑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一切方式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那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
顾准对于起源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宪章运动的两种潮流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他倾心发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的，依托市场经济，维护个人自由、代议制决策具有多层次多过滤的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既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又能有效地防止多数暴政和保护少数，思想和文化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及螺旋式上升的经验主义渐进风格。
同时，顾准透辟地说明：“至于弊病，那一种制度都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到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顾准这些思想，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提出的。到了80年代，西方思想界介绍了帕普尔的政治学观念：“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其他制度比它坏，而且坏得多。所以，民主比较好，有必要加以推行。这同顾准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顾准思想的深刻和超前。
试说人性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事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我，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吴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是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的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 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那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那里来？
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以惟危，道以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熟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着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祀而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已。”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像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以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像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恶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像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的理性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性，而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性中引出，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再从这种抽象的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来。
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休谟提出另一种人性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射把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而人的欲望又取决于外物同人的心身的相互作用。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分。
亚当．斯密和休谟与洛克的观点还有一点不同。他们认为人性是利已的，但是，人们之间还存在和心灵的交感与共鸣，人与人之间依靠联想的作用能够使自己感受到他人所感受到的苦或乐。因此，亚当．斯密把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本能的同情心，他主张“经济人同时也应当是一个道德人。”
我们把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论的种种看法加以选择、归纳和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人的精神活动的要素，是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欲、情、意都来自人的肉体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它们是与生俱来，并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佛家把人的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去掉欲 ，其他六情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佛家把人的欲望概括为：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产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欲”却是很不完全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看、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二、人的欲望、需求、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的本性，没有善恶、美丑之分。但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却不能倾和向、无节制地、发展和发泄。比如：爱和恨，是人的自然感情，但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这是善；爱自己恨他人，这是恶，爱恶人恶行恨好人善行这是大恶。再如：喜欢美食、美衣、美屋、美色和追求幸福、快乐，这是正常人的合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要有限度，一是不能防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二是不能妨害他人的利益与合理需求；三是，要采用优美的形式和方法。即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这是善；利己损人，损害社会，这是恶；用丑恶的形式和方法追求欲望、发泄感情，这是丑。认识欲望和情感发展和发泄的倾向和限度，判断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要靠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都不是先验的，不是人的天赋本性，而是人们经过教育和阅历、实践，使自己的主观功能认知、适应和同化客观事物的结果。 而人的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都不是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成长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就人的欲望和情感来说，婴儿只有饱、暖、呼吸、睡眠、排泄等生理需要，只有用哭和笑来宣泄喜怒的情感；婴儿长大一点，有了恐惧和感情和追求安全、追求庇护的需要；再长大一点，才产生爱、恶、悲哀、羞耻的情感，才有了追求所爱的人和物，反感厌恶的人和物的好恶感和自尊，以及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尊严感；继续成长，又有了求知欲、受美欲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成功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至于性欲，虽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但却要到青春期才会觉醒和外现。
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它随着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逐步成熟而循序渐进。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通过“临床法”发现：3－8岁的儿童思维的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解释功能、混合功能和推理功能；七、八岁以上的儿童才会有同成人真正理解的谈话。不过，也有早熟的儿童，皮亚杰发现；有一个6岁儿童提出了1000多个问题。
第二、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既不是先验的“生而知之，又不仅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而是人的心理机能同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人既要适应外界环境，又能同化外界环境，而且在适应和同化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或是自我扭曲、自我异化的作用。
第三、由于人们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特别是人的思维能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们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影响，有所不同，所以，人的素质，有善恶之分，智愚之分，美丑之分。不仅不同的人有上述的差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兼具善性和恶性、明智和愚蠢、优美和丑恶的因素。所谓圣者、智者、美者，不过是善大于恶，智大于愚、美大于丑而已。
就一般人和一般情况来说，智和愚、善和恶、美和丑，是可以易位的。就特殊的人和特殊的情况来说，有些人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愚昧和丑陋，大多是先天素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大多是后天形成的。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经验的事实。天生的白痴、弱智和形体上的丑陋，是不能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周幽王、秦始皇、隋炀帝、金海陵王、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以至秦桧等等，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东条英机、斯大林等等，大奸大恶，都是至死不变，而且至死没有忏悔的。他们之所以至死不变，既有坚持反人道、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至死不放弃生前的专制特权和淫威，也不放弃身后的威权和面子的因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大奸大恶是不适用的。孔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还是有道理的。
第四、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和不断认知的过程。
德国的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永远是一个动态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只存在于人类不断创造的辛勤劳动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
我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上述观点。人必须不断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自我；同时又要不地认识他人，认识人类，并且推进人类的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就个别人来说，死亡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结束，盖棺就可以定论。就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也难以有最后完成的时候。
三、人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要确定一个善和恶的标准。 按照人类通行的道德准则：利已是人的本性；既利己又利人是人的善性；损人利已是人的恶性。那幺，既利己又利他的善性是怎幺来的呢？
在西方，亚当．斯密和休谟都提出同情心之说。他们认为：人和人是同类，所有人的形像和生理、心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心灵交感，情感相通，同类的苦乐会引起自己的共鸣，以他人之苦为苦，以他人之乐为乐。亚当．斯密把人类道德的起源归之于本能的原始同情心，他反对道德本源来自神或理性，也不赞成休谟以效果的功利来判断道德。
第二、来自人与人之间利害相连苦乐与共的社会性。
人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是由于人类除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个体的人，只有在同他人一起，同整个社会一起去争取生存、自由和幸福，才能够得到个体的生存 、自由和幸福。所以，人们为了利己就必须利他。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把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对于无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的、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最终源于千百代人以来由亲属关系植根在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对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我们最尊崇真正高尚的利他行为。是为了回报这种行为。他还引证弥尔顿．戈登的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和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我并不同意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的全部观点，但是，对于他把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联系起来的看法还是赞同的。
找到了人的善性的来源，良心，良知，自然法等概念，就容易解释了。
良心，良知，并不是天赋和神授的，而是人与人之间作为同类的心灵交感、情感互通的同情心。基督教《圣经》上说：“我所欲，勿施于人。”中国的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已及人”的博爱和仁恕之说所以能够通行，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的良知、良心或者说同情心，作为推已及人的基础和桥梁。所以，良知、良心或者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自然法，也不是天赋神授之法，而是人类社会以良心或同情心为基础、约定俗成而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制定的法则。 □
北京之春200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