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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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1991年和1992年,我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州五百周年的两次会议上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的时候,全球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不过几年,这个词儿已经是中国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流行名词了。我当初为了说明全球化的现象借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理论,他们不但指出了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的经济方面,而且指出了全球化必然要达到的政治方面,以至文化方面,向全世界明确提出了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的远景,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现在中国人嘴上和笔下的全球化却大抵只是谈的经济的全球化,不少人还夸张地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现在除了欧洲已经跨进一体化的门槛而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起码是要到21世纪中期才可见端倪的事情。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提法在国际上开始流行以来(据考证,“全球化”这个词是1985年由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其《市场全球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见1997年第4期《拉丁美洲研究》江时学文章《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经济》),各种各样国际性的哲学的、宗教的会议,就差不多年年都要讨论“全球伦理”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人殚思竭虑想要整合全世界的道德和哲学,这当然是各种宗教、各种学派自从建立以来就有的愿望,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什么天人合一,梵我一如,信、望、爱,理一分殊,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甚至可能全人类都认为值得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真、善、美。我相信各国人民最重要的创造是各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正是各色各样的国家制度,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以至国民性,也就是各民族的价值取向。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于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不过,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90年代中期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和在野党领袖金大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在韩文中用的大概是韩文大量使用的中文“世界价值”,一翻译成英文就成了“全球价值”(global value)了。

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

21世纪,也就是历史的第3个千年,是以一条不大不小然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闻开始的。

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新加坡的开国元勋、近十几年一直以积极鼓吹所谓“亚洲价值”而闻名于世的李光耀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了,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李光耀甚至说,新加坡在应付这场危机时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美国《新闻周刊》1月28日专稿)

李光耀多年来一再声称,他所不遗余力宣传的亚洲价值就是儒家价值,而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他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业巨子戴尔邻席,当时他问戴尔后者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30岁以前侪身《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人,戴尔回答说“是,但是我今年35岁,已经老多了。”李说:“在信息时代,年龄和一个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李光耀的反思甚至及于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孝道。他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采访时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知识最多,孙子也许懂得更多。”

李光耀宣扬的亚洲价值并不是当今世界上与西方价值对立的唯一的价值系统。光就政治而论,这个世界上还有各色各样的价值系统,我们未必能数得过来,比如20年前由霍梅尼,而现在由奥萨马•本•拉登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极其有名的一种,而且是很强有力的一种。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多少特别出色的表现,不像李光耀所说的奉行他所揭橥的亚洲价值的国家,首先有日本在20世纪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早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20世纪下半期又有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表现突出,最后到20世纪末,作为儒学的发源地与大本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异军突起,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有家有以连续20年居世界之首的GNP增长率引得世人刮目相看。这些成就都使得李光耀宣扬的亚洲价值有了底气,而且骎骎然有与西方价值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之势。

李光耀本人以一个受过英国高等教育而并不怎么懂得孔孟程朱之学的侨生华人,用一双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腕,使新加坡在不过30年的时间内(新加坡1965年建国)由一个极其落后而在世界上不足挂齿的小岛变成一个世界上最为整洁,最有纪律,秩序最好,效率最高因而赫赫有名的国家,确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劳。这为他赢得了国际上的声望,他的讲话在世界上也总是有人听。因此,李光耀这次突然转变态度是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的。它表明了亚洲价值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已经结束。他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以西方价值为主体的全球价值。

李光耀的觉悟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我希望它有某种普遍意义,因为他过去的错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犯的错误–把物质文明的发展,把GNP的增长率当成了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应该说持有同样错误观点的人在中国人中间占了绝大多数。(不过世界上却也很少有人把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富国当做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不知道只有人的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等才是现代化的目标,而这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民主才是全人类的共同归趋与共同要求。

“9•11”事件的世界意义

21世纪第1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3架民航客机冲向美国纽约的两座世贸中心双子楼和华盛顿郊区的五角大楼的事件。美国总统布什立刻宣布这是一场战争,并且认定由奥萨马•本•拉登领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是这一恐怖行动的罪魁祸首,随之就在窝藏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阿富汗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单独依靠空军进行的战争,不过1个月光景,多年来掌握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已被消灭。国际性的“基地”组织亦已基本就歼,不过还没有丧失继续活动甚至卷土重来的力量,元凶本•拉登则至今尚未缉拿归案。美国方面一再宣布,这场战争是长期的,现在还不能预言何时结束。美国为消除对它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发源地还宣布伊拉克、伊朗和朝鲜3个国家为“邪恶的轴心”,军方正在积极准备有朝一日就可能对之发动攻击。

有人把这场恐怖主义的突袭比喻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是大多数世界舆论并不附和,因为虽然一时间死伤人数达几千人,但是对比起世界,以至美国的人口来,涉及的毕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世界大局还是和平安定的。只是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东边靠大西洋,西边靠太平洋的保护而本土从未遭受过外来袭击的美国则确然已经失去了这种天然屏障,而它的居民因为随时需要高度戒备而处于惴惴不安的恐惧之中。美国人历来引以自豪的自由度不得不因为要保证安全而受到许多的限制,这倒确实类似于某种战争状态。

虽然反恐怖战争的规模与性质还要看将来的发展而定,但是这场战争必然会大大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却是可以肯定的。首先,9•11事件的攻击方——奥萨马•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并不是通常发动国际战争的一个或者几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群信仰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个人,这就带有一点全球化的味道了。其次,这次突袭的野蛮性和残酷性极大地刺激了文明人类的感情,或者说价值观,因此美国轻易地就组织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恐怖大联盟。不但是联结西欧北美的北大西洋公约首次动用了“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其他成员国的攻击”的条款,北约国家政府下半旗,人民戴黑纱以表示对美国受难者同情的行动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由与美国对抗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脱胎而出的俄国也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300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

我生79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回想第2次世界大战,号称是民主国家同盟对法西斯阵营的战争与胜利,然而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到底有几个民主国家呢!实打实地算下来,只有英国和美国两国再加上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其他如德国、日本与意大利已成为法西斯国家,弗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扎的葡萄牙情况也一样。所谓老牌的民主国家法国则已被德国征服而处于其傀儡贝当的统治下。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15年,苏联当政者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残暴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化真的太大了。所谓世界头等强国的德日意都经过盟军的占领而成为世界民主力量的中坚,还带起了一批在当今国际上堪称模范国家的芬丹挪瑞冰,西、葡也已转变成为民主国家。20世纪末年苏联东欧集团的自我爆炸不但扩大了民主国家的阵营,尤其证明了人类争取自由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1941年8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2000年6月27日,107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

不必怀疑,这里面有些国家的“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未必就能符合世界公认的民主准则,但是它们至少表示了走向民主社会的意图。

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是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治(rule of law)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10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

9•11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英国《经济学家》2001年10月27日一期文章《重新审视世界》)。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

中国加入WTO

21世纪开局以来,对中国来说,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12月11日的多哈会议上被接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半年以来,WTO 3个英文字母在中国简直成了最热门的语言,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听得到。

这是可以理解的,争取到这一步是经过15年艰苦谈判的结果。据最后一位中国的谈判代表,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说法,15年其实只是谈了8个字,就是“市场经济”和“开放市场”。这两者本来是一切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太落后,15年前还以自己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自鸣得意,不敢也不屑向外国开放本国市场,就是国内市场也由于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税费壁垒,还加上到处都是“过手三分肥”的贪官污吏而不可能是统一的,也不可能是自由化的,因此谈判成了一场长达15年的拉锯战。

参加WTO,中国从此就在经济上正式参加了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的领导人和各级外贸外交官员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要充分实现对WTO的一切承诺,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中国的一切对外经济行为必须按WTO规定的一切规章制度办事。

中国现在的经济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有人说,虽然邓小平在10年前就指出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是支配中国的仍然是计划经济,赔累严重的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有人说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然而不是正规的资本主义,而是十分腐败、乱肆掠夺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杂交生下的怪胎。我对此不敢下结论,只有改革远不彻底是我能肯定的。不过,由于中国的加入WTO,至少引起了一些好心人的希望,希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规范中国十分无序的市场经济,再由经济的规范化导致政治的规范化。我也是抱有这种希望的一人。

以上所说的固然不是十分有把握的理想,但是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幻想。毕竟经济要求有透明度;也就连带要求政治的透明度;经济要求严格的立法与执法,也很难不要求政治减少黑箱操作。当然改还是不改的权力还是在统治者手里。

民主成为全球价值

20世纪下半期以来,世界上流行一种理论,说是只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上形成了中产阶级,就会出现民主。这是一种十分模糊笼统的说法,既没有精确的量化的概念,也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不过经验的事实倒似乎还有些根据,上面提到的韩国与新加坡就是例证。

在我看来,近代民主的出现与经济的发达并无必然的联系。对全人类而言,其最初的萌芽毋宁是偶然的,可能与不同民族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有关。而民主一旦确立以后就发生了伟大的示范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所谓规律性。大家都知道,近代民主发端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而基本完成于1776年当时几乎完全由英国移民组成的独立的美国在1783年制定颁行的宪法。一直到今天为止,英国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宪法之祖,虽然它并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因此被称为“柔性宪法”);美国宪法仍然被认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也称为“刚性宪法”),虽然它200多年来也增添了若干修正案,但是可以说基本不变,而只是增加了进一步保护和扩大人权与改进政府运行机制的内容。

英国与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世界上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看看近代史,至迟从美国独立的1776年算起,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唯有英美两个国家一直保持了安定,偶尔发生的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也都能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就国力的伸张而论,英国曾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大的殖民帝国,在18、19世纪几乎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现在许多“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新派人物侈谈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而忘了恰好是英国把现代化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世界最广大的地区,当然也伴随着血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总是在痛苦中前进的嘛。二次大战以后,英国按照《大西洋宪章》走上了收缩的道路,殖民地从印度到加拿大一一独立,然而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它国内的安定,到现在,它仍然是欧洲各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继英国而起的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不用我再加申说了。

对世界民主化起过启蒙作用与主导作用的个人(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还要推两个英国人,就是约翰•洛克(1632——1704)和亚当•斯密(1723——1790)。后者开启了近三百年的市场经济,世界文明至今受其赐,因为马克思都推他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前者则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恶谥至今仍然存在,在中国长期无人问闻,最近才有人加以研究。中国人只懂得赞扬马克思和列宁赞扬过的法国大革命(1789——1979)。其实被推为思想上的启蒙者,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如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都认为自己的学说传承自洛克。由此还可上溯到16世纪的英国人培根(1561——1628),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德国主张自由社会的大思想家康德(1724——1804)也同样承认是受洛克的影响。法国大革命除了推广自由民主的影响而外,还由于卢梭(1712——1778)的思想而发生过灾难性的雅各宾暴政,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以及当今世界上某些极左思潮的潜流,后世还有严重的荡涤批判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之引进民主,是由于1919年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来,这也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智慧的示范作用,因为在此以前,真正把西学真谛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严复认真译介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原富》)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也唱过民主的高调,而且参加政治运动为民主而斗争,实际上并没有把民主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20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民主之逐步成为全球价值应该追溯到上面所说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它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尤其不能忘却的是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表明了人权高于主权。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照现在中国报刊媒体上的说法,全球化是自然形成的,不可抗拒的进程,但是,任何不可抗拒的进程也还是总有人抗拒,历来如此,全球化也不例外。

自从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开会,遭到世界各地来的各派组织的强烈抗议几乎开不成会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经济八强的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碰上对全球化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

分属于各个民族的各个群体的利益毕竟是不同的。这恰恰是民主制度所以要存在的理由,正是要依靠民主制度来调和、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最后的希望当然是消解、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紧跟着协调的完成,新的差异、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大概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跟我年轻时相信“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相反,抗拒全球化的人群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货物的自由流通使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受到了穷国商品的排挤,因为穷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成品便宜,也因此挤掉了他们生产的商品,也就挤掉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当然要反对,要抗议。当然,穷国的人民也另有理由反对全球化。生活确实要比理论丰富得多,人类的认识过程因此也永远没有终结的时候。

纯粹出于全球利益而反对全球化的例子是各国的绿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其中也包括水和空气),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环保本身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价值之一,人类如果要避免毁灭,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人文价值而言,全球化首先遭到的抵抗是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

人类最古老的分歧,应该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的体质差异,这就是种族主义的根源,起源于庄子所说“物莫不自贵而相贱”的天性。解决种族主义可能是最后,最艰巨的任务。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10年前就说中国不能参加WTO,因为WTO的竞技规则(rule of games,现在通用的是“游戏规则”,不过我还是赞成老的译法)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我们进去,就要服从他们的规则,就要受他们的操纵、欺负和剥削;我们要参加,除非规则由我们来定。这确实是可敬的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可惜就是办不到,除非我们下定决心不要发展经济,不参加全球化的竞争。

应该明确,全球化确实是有强制力的,就像500年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出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一样。许多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首先就要受先进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统治,同时又必须向后者学习。现在侵略和殖民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学习的过程还远没有完,只有把充分的民主政治学到手,各国之间才能有完全平等的交流。

虽然上面提到,还没有什么严格的论证可以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出现民主政治(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是一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农业国,而且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妇女也同样还没有参政议政之权),但是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2001年11月13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反面的事实则有俄国总统普京一个星期以后在上海参加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时的一番谈话:“不要害怕全球化,全球化是客观的经济的过程,我是作为曾闭关自守的国家的一个公民说这话的。闭关自守只能对经济有害。”这番话十分感人,俄国在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也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我想在普京的话后面再加上一句话:“拒绝民主只能对经济有害。”

鉴别真假民主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21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20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1789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组织民主政府的原则,则从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直到警察制度、监狱制度,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已有成熟的经验,可以为后进国家参考、学习、验证。

充分的民主必须实行充分的法治。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自己制定宪法来管理自己的话,法律必须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处于宪法之外,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居于宪法之上,所谓法治国就是康德所谓“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下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古代的法家也是主张“以法治国”的,不过那是为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服务,与民主的法治国毫无共同之处。决不容许以专制君王治人的法制(rule by law)与人民自己实行的法治(rule of law)鱼目混珠。

历史上还有所谓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古代如希腊那样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城邦实行的就是直接民主。一切大事由全体公民投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这种民主很容易给人以“最民主”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不但因为后世的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大,直接的辩论和投票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而且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可以不尊重少数,更不懂得保护少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必要而破坏了民主。另外,一个国家有许多利益各各不同的集团,而确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针政策往往要多方面研究考量,而不是一次辩论,一次投票就能作出正确决定的。因此现代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是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的国家,人民由于利害的不同还要组成不同的政党,反复辩论,各自争取群众拥护,形成多数才能最后作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定。

20世纪以来民主还有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分。实质民主也是一个十分蛊惑人心的名词。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直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间折腾了二十年之后才觉悟到民主与否不能由一个政党自定的真理来判断,终于认识到自称能给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实质民主”其实“一文不值”。

我在青年时候就是沉浸在宣传之中而迷恋于“实质性民主”的。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

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的自由。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研究,这里就先不说了。

另外,这里所讲的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因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不过这起码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可以先不谈。

最后,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两句名言。一句是邱吉尔说的:

在这个罪恶与灾祸的世界上,各色各样的政府形式都试过了,而且还要再试下去。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讲话)

邱吉尔说的实际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这也是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版本。

另外一句是当代美国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bur)说的: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现代西方神学辞典》R.Nibur条)

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虽然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我在20世纪生活了77年,只能算是一个20世纪的人。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20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21世纪。

2002年5月于杭州

中国MPA社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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