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的秘密（1）
许多人都知道，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记者以新闻报道形式揭露官方的丑事，不但是正当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也是一种“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美国的新闻媒体在这方面一直起着先锋“模范”作用，作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范例，令世人赞叹不已。当然，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法治特质是言论自由的可靠保障。没有这种特质，言论自由就是笑谈一个，不值一哂。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中，重点介绍了美国社会言论自由的方方面面，使我们对言论自由从似懂非懂的感性认识误区中走出来，真正领悟了言论自由的精髓所在。他用真实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是地地道道的“自由言论”，是所有自由权利中的第一要素。
下面，让我们再听林达先生讲一个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例故事。
……美国这个国家，你会在表象上看到它非常五光十色，非常感性。但是在它的根子上，你却可以发现，正是一种高度的理性在统治和管理着这个国家。同时，政治的公开化也使它基本上己经脱离了“计谋”取胜的道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公开化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这就是新闻监督。我们发现，美国的言论自由重点，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在亲友面前、在会议上，甚至站在大街上表达观点而受到保护，也不是他可以放心地在日记书信里写下自己的真实感想，而是他可以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进一步的新闻出版自由。它的关键就是免预检制度。这使我又想起了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一个小插曲。
爆炸发生时，一个电台的女记者恰巧有事来到出事地点附近。她刚停下车就听到一声巨响，随即看到不远处的一个教堂玻璃窗飞了出来，碎玻璃撒了她一车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这教堂的煤气罐炸了。可是当她钻出车子，才发现稍远一些的联邦大楼冒出大火浓烟。她随即意识到这才是爆炸源。她立即冲回汽车拿起她的移动电话，一边向出事地点跑去，一边向电台大叫：“让我播音！快让我播音！”电台也不问青红皂白，也不请示汇报研究讨论，当下就中断正常播音节目，转而接上了这位女记者的电话，播出她的现场报道。可是，她自己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怎么报呢？很简单，她就是看到什么说什么。她先告诉大家她看到的联邦大楼烈火浓烟，然后随着她逐步接近现场，她报道救护，伤亡，采访目击者。也就在事件发生的同时，非常详尽的报道就同步在这个电台播出去了。我当时听了，真是很佩服这个女记者的新闻素质。静下心来一想，说实在的，如果没有电台值班的那位当机立断给她接上线，她不也是徒有“素质”吗？可是，那个值班的怎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敢给她接上呢？这就是美国的新闻免预检制度所起的作用。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里，只有一种类似预检和限制的规定，那就是“五秒滞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实况播放广电节目时，有时会听到“笛”的一声，中断数秒。那“笛”的一声，就是预检的人发现了问题，中断播音，把那句不能播的话给“限制”下去了。这个守在那里做预检的人，他只有用五秒钟抹去一句话的权力。那是什么话非抹掉不可呢？脏话。
这也就是美国的民营媒体才会有的现象。Z国的国营，哦，应该是官营媒体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像这种突发的事件，除非是天灾，要是人祸，你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未经请示就播放出去。美国的民营媒体一是根本没有什么“上级主管部门”，二是手里握着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言论自由的尚方宝剑，三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所以在新闻报道时百无忌讳，一味地迎合受众。Z国的国情决定了Z国的新闻媒体不可能有如此自由度。这种现象大家都见怪不怪了，那就凑合著将就吧。
新闻的免预检免限制在美国的历史很长。一般来说，朝野双方在很早就已经达成共识。所以，由民间控告官方新闻限制这方面的官司很少。但是，一旦发生官方要求限制新闻的案件，就是足以引起震动的大案。下面再举个有意思的例子，大家肯定会感到惊奇。
1979年，有个叫瓦德·莫兰的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一开头就很吸引人：
“你即将获知的是一个秘密——一个由美国和另外四个氢弹制造国高度保守的秘密。”
“我只是通过阅读和提问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没有利用任何保密材料……”
“我干嘛不告诉你呢？……别怕，我并不是打算帮你去造一颗氢弹。你还远远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你掌握着一个中等国家的政府。”
“也不是我希望印度、以色列，或者南非、巴基斯坦从我这里可以更快地得到氢弹，尽管这些资料对他们是有用的……”
“我说出这个秘密，是为了尽可能有力地建立一个基本观点：在原子时代，保守秘密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政治气氛，这种气氛有助于使那些可怕武器的生产受到保护，并且变得永久化。尤其是保守那些被少数专家指为禁区的权威秘密，更是如此。”
这可不是一个玩笑。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反核积极分子，这篇名为《氢弹秘密》的文章，是准备在一本名为《进步》的杂志上发表的，计划中是作为该杂志1979年4月号的封面故事。这是一份在华盛顿州麦迪逊市发行的月刊。该刊在全国的发行量约三四千份。它的宗旨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强调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强调保护环境，质疑庞大集团的所作所为。
一年前，杂志换了个执行编辑，他打算在采访全国的核工厂的基础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核武器工业的文章。在他的准备工作中，遇到了瓦德·莫兰。
瓦德·莫兰的家乡临近世界著名的美国核物理基地橡树岭。在美国，反核的情绪越来越浓，尤其是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你很难找到一个为自己国家所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器而感到自豪的。瓦德·莫兰总觉得核阴影在笼罩着他的家乡。
瓦德·莫兰在上大学的时候选修过物理课程，但他放弃了当物理学家的念头。他参加了空军，这使他有机会看到了氢弹。它只不过长两米，宽半米，这么小的东西，却有一千倍于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这个概念使他深感可怕。他想：这玩意儿可是很容易被误用滥用的。他不仅要知道这个国家干嘛要造这玩意儿，还想知道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所以，当他参加反核活动的同时，他很自然地把精力都投入了研究核技术之中。
瓦德·莫兰和《进步》杂志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他们都质疑政府对核技术保密的合理合法性。他们认为，保密的目的，只是为了把美国人民排除在对核武器的讨论之外。所以，他揭开核秘密的行程就这样开始了。一方面，瓦德·莫兰很聪明；另一方面，美国对于这方面的工厂、设施等等的保密，实际上是漏洞非常多的。最后，据他所说，他发现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基本的物理知识，再加上时间和坚持，都可以找到氢弹的秘密。
瓦德·莫兰坚持说，他所有的材料来自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他和一些原子能工作者的谈话，他只是自己动脑筋把所有的材料拼凑起来，破了这个谜。他还认为，他介绍的氢弹制造原理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威胁：“这距离画出一张氢弹蓝图来还很远呢。”再说，大多数国家不论财力或技术力量，都还达不到造氢弹的水平。
在文章发表之前，一个警惕的教授把它送到了美国能源部。当时能源部负责防御计划的副部长是塞韦尔，核武器保密就归他管。这是他第一次从“外面”拿到这样的氢弹资料。他拿给有关当局的最高领导看了之后，他们一致认为，不仅文章中的一些资料是应该保密的，那份杂志的发行也是有害的。他们把这事转到了司法部，要求他们把《进步》杂志给停了。
司法部一听就头皮发麻了，他们当然知道，这种事在美国可是麻烦大了：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之下，政府怎么能就说“停”就“停了”一份新闻刊物呢？这个国家，除了宪法，谁说了也不算！
虽然在美国也能够找到一些对已经发表的不当新闻的惩罚规则。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对新闻制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预先不能限制。可是，如今是事关比原子弹还要命的氢弹，是一个谁也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司法部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只有硬着头皮上。一开始，《进步》杂志的编辑就知道情况不妙，政府已经全力以赴，一个小小杂志，力量对比相差太悬殊了。
这种事如果是放在Z国，也就是领导打一个电话就能摆平。现在，这个小小的《进步》杂志，竟然想把制造氢弹的秘密公开披露出来，这让美国政府怎么能容忍呢？言论自由再怎么自由也得有个“度”吧？但是，用“迫在眉睫的清楚的现实危险”这个标准来衡量，似乎还真的难以以此为理由，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我们接着看这个《进步》杂志能“进”到哪一“步”吧。
1979年3月2日，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塞韦尔领着能源部和司法部的官员们，来到了《进步》杂志社。编辑说，文章的来源是公开出版的读物。他们要知道，这篇文章到底哪部分应该保密？塞韦尔说，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保密的。但是能源部提出可以帮他们改写，然后再让他们发表。考虑了几天之后，杂志社通过律师回答，他们不打算修改，他们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权利，有权按原样发表。
要知道，三百年前的殖民地时期，这里的新闻预检制已经被废除了，所以这类的官司也很少。最高法院判决的第一个此类重要案子是1931年的“尼尔案件”，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新闻自由）的主要意图就是防止对出版物的预先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是对于滥用新闻出版的人，也只能在事后，即出版之后适当惩罚，而不能预先阻止他出版。在1964年的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又作出了深刻承诺：“公众辩论的发行应该是无禁区的，坚定蓬勃的，以及完全开放的。”有关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他的意思是说，当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就不会有阴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将会尽早地被纠正，这样的国家，它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这种观点在美国很早就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杰弗逊的时代还没有氢弹。
因此，《进步》杂志案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核时代案件”，它不仅是在向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基本信念挑战，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闻界在决定公众辩论所采取的形式时，是否也是“无禁区”的？
《进步》的编辑克诺尔对这个问题是一个持绝对肯定观点的人。有人问他，如果有个喝醉了的海军官员，把海军第二天要出发攻打黎巴嫩的保密消息讲给你了，你也敢发表吗？克诺尔回答说，政府如果不经国会批准就去参与战争，我当然要发表。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美国在国外的情报人员的名字，你也敢发表吗？克诺尔说，那得看他在干什么了。如果这家伙以美国的名义，用着纳税人的钱，却在人家那里挖民主的墙脚，我当然要让每一个人知道。那么，如果这将危及他的生命呢？克诺尔回答说，这是他的工作，情报人员当然得有被人家杀了的思想准备，这就和工伤的性质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个编辑想发什么和不想发什么，也不在于应该和不应该发什么消息，关键在于，他认为发表的决定权应该在他的手里，而不是在美国政府手里。正因为新闻自由的主要原则在美国深入人心，所以，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的官司很少。从前面提到的1931年“尼尔案件”到这个《新步》杂志案之间，美国政府与新闻界只打过四场官司。
从以上情况来看，美国新闻媒体之所以表现得胆大妄为，敢于“犯上作乱”，关键原因在于它们一不是政府的喉舌，二不是执政党的工具，在社会上似乎处于“老子天下第一”的位置。再加上身披宪法护身符，又有法院的庇护，它怕谁呀？！难怪美国人把新闻媒体称之为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部门”。但美国是个讲究权力制衡的国家，这“第四权力部门”也得有制约它的权力呀。美国法院难道对它就无能为力吗？请大家接着看美国政府和法院是怎么对付这个杂志的：
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有两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出，他们认为，在如下情况下，也许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预先限制新闻发表，即政府必须证明“这种发表将无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刻地导致危害，这种危害必须类似威胁已经发航的运输船的安全”。可是，谁又能说得上，对于热核武器该怎么定义“直接和立刻”的危害呢？说到底，以往的规则都无法解决核时代的案件。
另一方面，《进步》杂志则辩称，在科学领域，哪怕是热核科学的领域，所谓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两难问题”更为简单。他们认为，整个旧的安全概念在此领域都行不通。他们还找了一些权威的核科学家支持他们。不少专家并不同意他们发表文章的理由，他们觉得讨论核武器的伦理问题，并不一定要提供制造它的技术资料，甚至他们也看不上瓦德·莫兰的科学知识。他们之所以支持杂志社，是因为觉得文章的内容已经算不上是秘密，发表了并不会有什么危害。
但是，美国政府出动了国务院、能源部、国防部和主要的核武器设计实验室的专家，他们宣布，如果该文章出版，“会有损美国的安全，会帮助外国发展热核武器，会增加热核战争的危险。”尽管美国政府上一次打输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官司，但是他们觉得，这一次可不是上一次，他们手里还有一个绝招：1954年，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了一个《原子能条例》。这是处理非正常情况的非正常条例，是美国极少几个特别授权美国政府可以进行新闻预禁的法规之一。
该条例规定，美国政府可以起诉并要求法院禁止任何人揭示“限定资料”。“限定资料”包括核武器的设计，工厂，设备，或特殊核材料的生产……。但是，不包括已经解密和已经被划出“限定”范围的资料。美国政府宣称，这种资料生来就是保密的。不管是一个政府雇员从实验室得到，还是一个公民坐在自己家里想出来的，不论是设计、公式，还是一个念头，只要一产生就是保密的。所以，哪怕瓦德·莫兰拿出证据，他百分之百的资料都是从公开出版物上抄下来的，但是，只要他把它们凑在一起，结果就是保密的，除非美国政府同意宣布这不是秘密。该条例还有犯罪处罚规定。在当时，揭示“限定资料”的处罚，是一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十年以下的监禁，也可以同时并罚。
大家都知道，制造核武器的秘密在任何国家都是国家核心机密，美国当然也不例外。况且，早在195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原子能条例》，将核武器的制造划入了“限定资料”，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泄露。这下，《进步》杂志该傻眼了吧？
故事较长，先讲到这里，下半部分下次再讲。
荀路2019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