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美贸易战暂时缓和，但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先后发表严厉谴责中国的演讲，直接指出中美之分歧乃是价值观的分歧，贸易冲突仅仅是表象而已。
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奉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做出彻底的否定。川普説：「实质上，不管是什么地方尝试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衰变。……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了扩张、入侵和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川普谴责那些顽劣不化的独裁者説：「那些宣扬可耻意识形态教义的人，只会继续让生活在这些残酷体制下的民众受苦。」这段讲话彼彭斯和蓬佩奥的讲话更重要，它早已透露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急转弯：美国政府和民众放弃了将中国改造成像日本、德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和盟友的幼稚想像。中共的集权主义的顽石本性与民族劣根性，超过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无法达成「自我治理」的伊斯兰国家。
政治学者丁学良认为，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层判别某一国家是否为「潜在威胁者」时，有五大尺度。第一个尺度，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上：对方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非民选的？是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还是一党始终当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权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众多的军人政权或家族统治，还是更靠近权力极度集中的「全权制」（totalitarianism）？显然，后一类更容易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这类政体的权力更加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强制性的对内对外政策，说出手就出手。中共政权是共产极权主义加东方帝国传统，对民主世界的威胁最大。
第二个尺度，关乎种族和文化包括宗教。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美国精英层对同文同种的外方更感亲近，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方不是白种人、不是基督教传统，则更容易引起误解和猜疑。「九一一」之后，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击和连锁反应，就是突出的实例。如果对方的政府或宗教团体实施有组织的迫害基督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于招致美国公众的同仇敌忾。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迫害，达到文革之后的顶点，对其他宗教团体如维族穆斯林、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更与日俱增。此类报道在美国媒体屡见不鲜，珍视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国公众对中共政权不会有好感，美国官方更不会跟这样的政权做朋友。
第三个尺度，是规模。对方的领土（领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理位置等构成了其综合潜力的基本要素，这个道理明显可见。打开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在规模上能与美国匹敌的国家，屈指可数。
第四个尺度，是发展的速度和素质。第三个尺度里的要素，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潜力，发展的速度和素质则是把综合潜力转化成综合实力的动态过程。它受到战略分析界的高度重视不言自明——越是发展得快、技术密度越是高强的经济体或国家，越是易于摇撼既有的全球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
第五个尺度，是行事或操作的方式。如果对方以「润物细无声」、「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挑战，美国精英层不至于立刻摩拳擦掌、纵马回枪，作为既有的霸主方，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麻烦事需操心用力。若对方的手法突变，或是在舆论战线正面叫板，或是在全球多地处处出击，或是在关键领域勐然显威，或是在要害部位生勐挥拳，美国精英层就一定会认真反省、重整佈局、运力反击。邓小平韬光养晦，美国或许无动于衷；习近平「一带一路」，美国就不能坐视不理。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基本符合所有五大尺度。
在刚刚落幕的中共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已经宣佈中国跟西方脱钩。官媒赞颂此次会议为国际政治现代化「树立了一个中国范本」，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标准」，「中美制度竞逐拉开大幕」。法国评论人安德烈指出：习近平的要害在于，他真的相信存在着一个抛弃普世价值的中国方案，把他上任七年来在唯唯诺诺的官员面前发表的所有讲话，报告叠加组合，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国治理体系，并随即被官媒誉之为「中国之治」，「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方案」。他的中国方案实质上是回归毛时代，党领导一切，自己独裁一切。
习近平政权主动承接当年苏联佔据的、已经空了将近二十年的「美国的头号敌人」的位置。铁幕不是肯南、丘吉尔和彭斯、川普们拉下的，而是史达林、毛泽东和习近平们拉下的，独裁者只是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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