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我们是人,真正的人,不是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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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Advanced Media – NewTalk 提供 香港多间大学沦为反送中战场。 图 : 翻摄自campus TV(资料照)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一群来自苏联党政军要害部门的高级官员发动了一场政变,软禁了正在休假的苏联总统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并成立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来接管政权,他们企图将苏联拖回史达林时代。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坚定意志。八月十九日清晨,数百辆坦克丶步兵战车丶装甲运输车丶几个伞兵团被调到莫斯科的街头和广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诉诸的是自布拉格之春以来的着名方式:街头的坦克是最有力的政治论据。他们决定依赖军事实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时任苏联总统助理丶戈尔巴乔夫秘书的奥斯特罗乌莫夫敏锐地指出:“这首先是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力量不自信。”

政变者认为,他们所应付的还是六十年代的苏联:宣布夺权,在街上部署几辆坦克就成了。人们会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太在意。只要答应他们生活会好起来就行了——至於是否真的会好起来,承诺者不必遵守承诺。民众信不信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对左右局面无能为力。他们不是公民,他们只是臣民,甚至是“自愿为奴”的奴隶。这是苏联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得以持续七十年的秘诀。

然而,正如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F·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变者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政变组织得太糟糕了,而是政变者没有看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六年来,苏联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政变者“是其自身偏见的牺牲品”。政变者没有想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论是在莫斯科丶圣彼得堡还是在其他城市都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们甚至没能制造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假相。改革使社会政治意识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是公民并且开始像公民那样表现自己。尽管改革年代困难重重,俄罗斯的大多数公民并没有接受叛乱分子提供的回到改革前的过去的机会。

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苏联军队。前线指挥官没有听从政变者下达的开枪杀人的命令。国防部长亚佐夫尽力一个接一个地劝说指挥官尽快动手攻占叶利钦据守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所在地白宫。从军事上来说,击溃聚集在那里的丶反对政变的数万名手无寸铁的民众易如反掌。但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和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将军断然拒绝暴力攻击民众的命令。列别德少将奉命从莫斯科南部调兵过来,但他马上告诉告诉叶利钦说,他不会进攻俄罗斯政府所在地白宫,他手下的一些士兵甚至一度加入到叶利钦的队伍里来保卫白宫。克格勃特种部队丶极具威慑力的阿尔法小组的三名副指挥官也表示,他们不会向他们的同胞开枪。

但是,当时走上街头的莫斯科民众并不知道军方指挥官的真实想法,他们确实是抱着以命相搏的决心和勇气走上街头。街头并非没有留一滴血,有三名年轻人与坦克兵遭遇时被打死。如果军队动手,使用重武器,广场上必然血流成河——那将是天安门屠杀的重演。

但是,很多莫斯科市民仍然不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戒严令,走上街头反对政变。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已经沉默很久了”丶“我们要用身体来捍卫自由”。一年多以前,在俄罗斯异见领袖丶科学家萨哈罗夫的葬礼上,人们在其灵柩上留下了“原谅我们”丶“永远不要在这样了”等字样,如今那种感情好像又复苏了。但无论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还是一九九一年八月,政变者们都未能捕捉到民众真实的呼声。

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也走上街头,她对一起上街的夥伴说:“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统治我们,指使我们,但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是人,真正的人,不是牲口。”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仿佛是今天香港抗争者们的宣言。以习近平为首的北京共产党当局和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跟当年苏联的政变者一样,根本不知道香港人要成为“真正的人”的决心和勇气有多大。尽管香港警察以及伪装成香港警察的中共特警和军人并无昔日苏联军队的良知和人性,他们先後虐杀了数百名抗争者,将香港变成伊斯兰国那样的“杀戮战场”,但香港民众没有被吓倒,没有从“经济理性”出发而停止抗争丶举手投降。中学生留下遗书走上街头,年愈九旬的老人要为年轻人挡子弹,大学校长不畏催泪弹挺身而出保护学生,餐厅老板免费为学生提供食物……这是一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丶“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的决绝,这是一场超越世代和阶级的真正的“香港革命”。

那些攻击和辱骂香港人的中国人,包括很多在自由世界可以得到真实讯息和真相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言行无非再次证明了,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牲口,他们是动物农庄中四条腿的动物;而香港人,用他们的泪,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生命,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人,真正的人,不是牲口。

来源:新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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