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前面所讲的历史背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一时的相关社会因素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媒体的作用。麦卡锡的猖狂一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成功地利用了媒体。据当年与麦卡锡交情很深的记者回忆,麦卡锡为了拉拢记者,会主动对他信得过的记者透露一些参议院共和党党团秘密会议的细节,作为记者正面报道他本人的回报。而一些记者也主动与他配合,只要他给记者开“小灶”,他们就保证让麦卡锡天天见报。为了抢新闻,很少有人去查证,使得麦卡锡的不实指控有较大机会蒙蔽公众。

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还与他有一批铁心反共的支持者有关。这个被称为“麦卡锡院外集团”的非正式组织的成员有前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编辑、商人、议员办公室的助手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政治上不满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仇视改革势力。当麦卡锡跳出来后,他们立即慷慨地向麦卡锡提供了大量有关CP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并没有经过证实,其中不乏夹杂个人恩怨的黑材料。例如,在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问题上,向麦卡锡提供情报的人之一是一个名叫阿非尔德·科尔伯格的商人。此人曾在1949年前从事了30年从中国进口布匹的生意,是蒋介石政府的忠实支持者。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断了他的财路,所以,麦卡锡一提出抓CP,他便立即表示支持,向麦卡锡提供了大量他个人收集的材料,并四处为麦卡锡的听证活动寻找证人,还担任了右翼组织与麦卡锡调查活动的联络人。

此外,美国体制的运行机制也为麦卡锡主义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环境空间。美国宪政的特点是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在权力界限的划分上并不能做到事事清楚。麦卡锡在惠灵演讲提到205人名单时,杜鲁门政府完全可以让麦卡锡把名单交给联邦调查局去处理,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上台后,也可以这样做。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除了害怕背上“对CP手软”的罪名外,也许是不敢干涉国会议员的调查。权力制衡机制的初衷是防止恶性权力集中和膨胀,但麦卡锡这样的人一旦按照程序进入权力机制后,他便获得了一种机制的保护——合法的豁免权。还有上面提到的,保护麦卡锡的力量一部分来自体制内的党派利益之争。共和党中许多人明明对麦卡锡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但并未站出来反对;民主党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因为国会重要委员会的大权掌握在多数党手中,民主党把持的参议院对麦卡锡行为的任何反对(如他们在1950年和1952年对麦卡锡的调查活动),都会被共和党故意解释为是党派治在中祟。而在冷战这样的大环境下,反对麦卡锡就等于反对反共。这样,只要麦卡锡反共,他就可以高于一切,甚至违背宪法,侵犯公民自由,把民主体制蜕变成一种不经正当程序而剝夺个人自由的暴政。而其他议员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前程,争取连选连任,则默许或助长其对宪法原则和公民自由的践踏。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与六十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关联,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耐人寻味的相似和差异之处:

“文革”是“扫除”、“揪出”一切“混进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麦卡锡本人对自己主义的界定,虽然省略了战斗指向的对象,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清除”“联邦政府雇佣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就是麦卡锡的既定目标。中美两支旗帜不同的队伍,分别攻打和摧毁着对方的城堡,这是何等相似。

“文革”的发动和进行,带有自上而下的显明特点:最高统帅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一人挥手,亿万人民紧跟,赤旗旌动,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横看竖看,麦卡锡主义都像是“非官方”的行为。虽然五十年代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来也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粉丝,在冷战思维下同样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早在1947年,杜鲁门就发布行政命令,制定“联邦雇员调查方案”,以防止“赤色分子”渗透联邦政府;而艾森豪威尔则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称,“自由乎社会主义乎”是“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并将消灭共产主义提到了“生存或者死亡”的高度。然而,他们却始终让美国政府与麦卡锡保持着一定距离。当麦卡锡四处乱泼的“脏水”溅到自己政府的身上时,便以种种方式回击:或者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正式调查加以驳斥,或者干脆就声称不知道何为“麦卡锡主义”,等等。不仅如此,就是在国会中,也能听到与麦卡锡完全不同的声音。国家权力上层对于麦卡锡主义的“敬而远之”或者说“厌而远之”的态度,使麦卡锡除了手头的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和在社会中下层有一群乌合之众外,可以说在国家政权面前,几乎像一个唐。吉诃德式的孤独斗士。

麦卡锡没有挖出一个真正的潜藏在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人,但他却给英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按照麦卡锡自己的解释,所谓“麦卡锡主义”指的是清查“政府中的共产党分子”的意思。而遭到攻击的杜鲁门却把“麦卡锡主义”看成是一种不惜以“敌视美国理想”为代价来满足个人或党派权欲的方法。麦卡锡死后,“麦卡锡主义”曾被理解成“国会的委员会对情报的滥用”。《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对“麦卡锡主义”的定义是:“一种20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作出的判断和结论。”简而言之,“麦卡锡主义”成了在政治上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的代言词。

反共当然不是麦卡锡的发明。在五十年代,反共是一种时髦。就能力和背景而言,美国政坛上当时能够胜过麦卡锡的反共人士并不少见,但为何麦卡锡能够独领风骚呢?略加梳理人们就会知道,这是由于麦卡锡“反共”的手段非常极端、造成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而决定的。为了要在众多的反共人士中脱颖而出,麦卡锡不得不诉诸于极端的做法。

麦卡锡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制造危言,以造成轰动效应。

麦卡锡曾批评共和党上层多年来对民主党政府的抨击一直停留在抽象意义上,不抓出几个潜藏在政府中的CP出来,吸引不了选民。正因如此,麦卡锡在惠灵演讲时必须说他掌握了205人的名单,虽然他当时(乃至最后)并没有什么名单。但是因为他说出了具体的数字,举着“名单”,而且说得非常肯定,听众和媒体不得不信以为真。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敢攻击别人不敢攻击的人,这是麦卡锡将反共具体化的一个特点。他把国务卿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都称为CP在美国政府里的代理人,就是这种具体化的一种表现。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动因,据说是中共中央主席当时坚信党、政、军内钻进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睡到了身边,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乃至“千百万人头落地”成为最现实的危险。现在看来,这种基于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危机感,同样是麦卡锡主义存在的逻辑,只是变换了具体内容而已。请看,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在各种场合下,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描绘着一幅“危险”而“恐怖”的图景:一个由CP组成的“红色第五纵队”存在于美国现实社会;“美国政府中CP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已经“左右着美国政策的制定”……这些几近于迫害妄想症的描绘,对于刚刚摆脱二战阴影又笼罩在冷战阴影下的美国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也是容易获得认同的。而如何解除这种“危险”,在“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拯救美国,当然只有仰赖于首先发现这种“危险”的“超人”,也就是麦卡锡。当时美国普通老百姓中对麦卡锡的支持率很高,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麦卡锡主义行将走到末路的1954年初,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54年1月前的六个月,“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16%。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这除了归结为麦卡锡主义的“共产主义威胁论”已深入人心外,很难有别的解释。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麦卡锡自己的“反共”恶劣表现使得他的反共“伟业”功败垂成。

歪曲夸大事实是麦卡锡的另外一招棋。他在1950年至1954年提出的所有指控,自己并没有仔细核实和调查过。但是为了在公众面前树立自己的“猎巫英雄”形象,麦卡锡在使用一些旧材料时,常常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以显示他掌握了新的材料。例如,一份众议院的材料曾提到某一个案子中有三人的名字是“俄国名字”。麦卡锡在报告此案时,将此改为该案牵涉了“三个俄国人”。麦卡锡传记作者奥辛斯基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麦卡锡得到的一份材料的原文是:“据说被调查对象的兄弟是CP”;麦卡锡将此改为:“被调查对象的兄弟在国务院任职,他是一个CP组织的成员。”

人格诋毁是麦卡锡的杀手锏。麦卡锡在指控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时,先给对方戴上一顶“CP嫌疑分子”或“具有颠覆倾向”的帽子,然后再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听证调查。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麦卡锡就会给对方贴上“亲共”的标签。在麦卡锡活动的早期,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曾企图通过内部惩罚的方式制止麦卡锡的胡作非为,但麦卡锡立即采用诬陷诽谤、人身攻击,甚至伪造新闻材料等手段来打击这些民主党议员,污蔑他们是“亲共分子”,致使他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落选。一位名叫汤姆。亨宁斯的民主党议员,因为负责起草了调查麦卡锡违反联邦选举法行为的报告,立即遭到了报复。仅仅因为亨宁斯原来的合作人曾经为一位左派报纸的主编当过律师,麦卡锡便把亨宁斯说成是“CP路线的追随者”。

此外,当麦卡锡提出的指控被反驳或给予解释时,麦卡锡不是悉心听取被指控方的解释,而是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指控,以避免在回答对方时被抓住辫子。这样的连环套,一波接一波,无止境地出现,以致到最后麦卡锡提出的问题与最初的指控变得风马牛不相及。麦卡锡通过这种方式始终掌握主动权,牵着对方的鼻子走,直到把对方拖得精疲力尽。

回顾“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可谓是最典型最普遍的现象,但这绝非中国的独创,在麦卡锡时代,同样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在威廉。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中,对麦卡锡的“光荣与梦想”亦有涉及:“在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受到怀疑;在有些单位,受怀疑就等于有罪。”在麦卡锡眼中,共产主义侵袭的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央,因而“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任何一个普通的政府雇员,都会被他淘金般的视为“赤色分子”或“粉红色分子”,甚至连五角大楼的陆军部长也被“揭露”为“保护共产党员”。就连联邦政府都被随意泼上“脏水”,其他机构、其他人员又有什么理由不被怀疑呢?在“猜疑的年代”里,凡是与意识形态沾了边的行业或人员都难以幸免。比如教育机构,“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的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各大学的教师被迫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拒绝宣誓的教授则被解聘了157名。又比如在娱乐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说成是“CP最满意的公司”;大批演艺人员上了黑名单,好莱坞亦不例外。其中一个倒霉蛋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他不得不像自己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一样,在后半生背井离乡去国外生活。辛辛那提棒球队红队因为沾了一个“红”字,为了划清与“赤色分子”的界限,结果把队名也改了。而印地安纳州的一个家庭妇女则出于高度的“警惕性”,“敏锐”地指出中世纪的绿林好汉罗宾汉也应在清洗之列,因为“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CP的路线”。再比如科技界,大批科技精英成为怀疑对象,连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也被打成“CP间谍”,“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不得不到安全审查听证会上“说清楚”……凡“说不清楚”的人,轻则丢掉工作,重则就会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美国的左翼力量受到空前打击,原本就处于弱势的美共更是受到致命打击。一些左翼的工会和文化组织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在外交政策方面,麦卡锡主义将反共主义变成了美国的唯一选择。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影响应该是在思想领域。一些讲述社会主义和鼓吹社会改革的书刊被从学校的图书馆撤出,所有被麦卡锡定为嫌疑分子的人的著作被禁止流通。大学教授在讲课时倍加小心,生怕表现过于激进的观点而被人打“小报告”。还有一百多名教授在麦卡锡时代因观点问题被解雇。民权组织非常小心地与激进主义划清界限。大众文化的生产也极力避开敏感的政治性题目,而代之以智力测验表演和轻歌曼舞。在历史学界,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冲突的流派被新的“共识学派”所取代。“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思想界的时髦口号。

就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深表忧虑。他指出,麦卡锡主义“给我们的思想套上了模式,缩小了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把许多有思想的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道格拉斯还指出,世界上的问题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掌握了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解决问题需要多种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需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进行撞击和交流。他认为,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物质力量,而在于它的精神力量,在于它能容忍“一个完整的思想的市场”,而麦卡锡主义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扼杀这个思想的市场。

其实,麦卡锡自己也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他以反共起家,但最终又以反共而被历史所抛弃。虽然在他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仍然在继续反共,只是麦卡锡的反共已经没有了用处,不但没有用处,反而成了一种累赘。麦卡锡自称要搞一场现代的“猎巫运动”,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成了被人捉的巫师。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折腾了四年多,其“战果”并不辉煌——只是导致上千人一度失去了工作,其中一人自杀。至于他所指控的所谓“敌人”一个也没有被定罪入狱(卢森堡间谍案除外)。而他自己的下场却很悲催:1954年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谴责。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饮酒过量引发肝炎和神经炎,一命呜呼。

美国人自己承认,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社会及其制度上的一块污点。但是,托克维尔在对19世纪美国社会和制度考察后,认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虽然发生失误的机会肯定要“多于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那么,美国人是借助怎样的一种社会机制而有机会去擦拭麦卡锡主义这块污点呢?

从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是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美国社会也并非“舆论一律,万马齐喑”,人们仍然可以发出或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公开谴责麦卡锡主义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成危险的事”;《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则步步与麦卡锡作对,“一直揪住他不放”;在多数人对共产主义噤若寒蝉,沉默不语的时候,还有共和党人敢于站出来说应该允许大学里讲授共产主义;即使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也总是能听到对麦卡锡主义发出厌恶的嘘声。尽管这些声音有时并不响亮,但它确实存在着,从未停止过,社会没有因为它有“异端”倾向而令其噤声。多元的声音包括麦卡锡和反对麦卡锡的声音并存,使人们获得了从另一种视角观察麦卡锡主义并且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的法律制度依旧正常运转;对于麦卡锡的“指控”以及由于“指控”所引起的纷争,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诉诸法律程序公开地解决。虽然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通过法律程序所作出的结论未必都是公正的,许多人仍然受到伤害。但是法律程序的存在,保证了受无端指控的人有权进行辩解,使有的人得以避免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间谍案”即是一例:在经过听取了40个证人的证词后,国会听证会推翻了所谓“间谍”的指控,并且对奥本海默作出“我国人民可以放心,他是个忠于美国的公民”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程序的存在,也为麦卡锡主义的终结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没有那次向全国公开转播的国会听证会,麦卡锡的政治生命或许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让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将纷争纳入法律的轨道。这种社会机制在阻断麦卡锡主义并使它没有发展为一场类似中国“文革”式的社会动乱时,显示出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它有力地印证了托克维尔的一个断言:“我深信,如果专制制度将来竟然有一天在美国建立,它在消除自由所形成的习惯方面,将要比在压制人们对自由本身的爱好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

诚哉斯言,托克维尔。

荀路写于201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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