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的民主转型与西藏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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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六月,达赖喇嘛受邀访问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在此期间他正式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在这个计划中,西藏将是“一个自治、民主的政体,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其权力结构由“一个人民选出来的行政首长、一个两院制的立法部门、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所组成。二十多年来,中间道路获得了大部分海外藏人、关心西藏问题的西方人士以及一部分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中国人的肯定,却遭到中共当局以及持强烈民族主义理念的中国人的反对。

面对此种情形,除了达赖喇嘛继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国际影响力,藏人流亡社区持续其民主化的实践,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继续关注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之外,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观念可以改变世界,中间道路无疑是一种优质的观念;但首先观念必须得以普及,并在更为宽广的制度和文化层面赢得支持。在这一领域,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不能袖手旁观,而是大有可为。

中间道路应当具备宽广的阐释空间

达赖喇嘛为中间道路描述了一个粗线条的远景,它排除了两种不利于西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选项,即中间道路“不是”什么:一是中共政权目前对西藏实施的极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此种统治方式是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的;二是某些激进的藏人以暴力手段争取西藏完全的独立,并断绝与中国所有联系的策略,这种想法和做法既不现实也不符合西藏文化传统中的非暴力价值。

那么,中间道路究竟“是”什么呢?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并没有作出更加细緻的定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个凝固、僵化、定型的概念,而是一个存在着宽广的阐释空间的、动态的观念。

二零一三年,台湾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名义发佈了一份以两岸关系为旨归的《自由人宣言》。该宣言指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唯有自由人,才能签订契约“,我们认为,唯有当台湾与中国的宪政主义与人民主权都真正落实,人权获得充分保障,两岸人民都成为真正自由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各自人民自决的前提下,开始思考是否发展联邦、邦联、国协、东亚区域联盟,或其他具备宪政主义基础的新形式。”这份文件显示了台湾知识分子处理两岸议题时高瞻远瞩的视野、宽广的胸襟和灵活的姿态.尽管台湾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拥有实质性独立的政府、军队以及为少数国家承认的独立国家的地位,比起西藏来回旋的空间大得多,但西藏方面仍可从台湾知识分子的智慧中汲取富于刺激性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未来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而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没有共产党,才有中间道路的真正实现

近年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大大增强了与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正在成长中、充满活力、思想开明的中国民间社会的互动,这是一个相当可喜的现象。反之,越来越多的藏人认识到,中共政权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谈判对象,中共政权从来只迷信枪桿子的力量。只有当中国的民主转型来临之后,才有实践中间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没有共产党,才有中间道路的真正实现.

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对香港的强硬政策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中共对作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的、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的香港,尚且不肯放松一丝一毫,那么,中共对西藏又怎么可能作出让步呢?再多藏人自焚的悲剧,也唤不醒中共统治者泯灭的良心。中共统治西藏的逻辑,完全无视藏人的心声和基本人权,正如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统治西藏的模式,以及统治的每个阶段该收紧或放松控制到什么程度,都不真正受到西藏内部的情势所支配,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班子所面临的更加複杂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的议题所支配。”当下中国统治集团内斗加剧,习近平必然採取最左、最保守、最强硬的手段,处理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等所谓“中国内部事务”。所以,对中共政权的“恶”必须有充分的估量。如果低估了中共政权的“恶”,必将付出沉痛的代价——就如同一九八九年的学生那样。

在此,我要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出一点小小的意见,我认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不宜在公共场合表达对中共当局不切实际的期望。试图用正面评价习近平政权的“善意”来换取其在西藏政策上“松绑”,实在是一种与虎谋皮之举.其实,更有效的立场宣示是:将独裁而腐败的共产党政权与中国切割开来,强调历史上西藏与中国之间长期存在友善的关系;反之,毫不回避中共专制制度不仅荼毒中国内地人民,也造成西藏人民亘古未有之苦难的事实。换言之,批判、反对共产党政权,既符合西藏民众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所有中国人乃至全球民众的根本利益。

作为中间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要让中间道路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中国民众当中获得广泛的共鸣,首先需要清除作为中间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那就是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首先,需要反思和解构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用谭嗣同的话来说,中国两千年一以贯之的是“秦制”。在权力的横向分配上,皇帝以天子自居,神权与政权合一,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合一;在权力的纵向分配上,对皇权所及的大部分区域採取秦朝的郡县制,中央垄断绝大多数权力,地方不享有自治权。此种统治方式,用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将崇高的儒家理念与严酷的法家手法合二为一。中华帝国採用了同样以高尚辞藻和高压为特点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外部威胁.这种意识形态界定的道德主义与冷酷的高压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华帝制灭亡之后还长久地留存下来。”破除这种被共产党继承过来“为我所用”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是推广中间道路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次,需要反思和解构中共从苏联抄袭而来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苏共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疆域更为广大的苏联之后,强行按照民族划分行政区域。没有想到,这种貌似“优待少数民族”的体制,反倒恶化了不同民族之间原有的良好关系,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导火线。法国学者埃莱娜?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指出:“苏联政府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以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描述今天中国民族问题不断激化的现状。如同“皇帝的新衣”一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他国强行移植而来的,跟中国“在地”的环境水土不服,并且在苏联的实践已经完全失败,却在中国成为一道不容置疑且难以摘下的“紧箍咒”。

作为中间道路推动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多元化的统治模式,共和及联邦制度

作为中间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需要解构和清除;反之,作为中间道路推动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则需要建构和鼓吹。

在古代中国,与大一统传统和朝贡体制相配合,有一套相对柔和的、多元的统治模式。美国学者黎安友在《寻求安全感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中国并不视自身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不把它当作一个有着不同臣民的帝国,而是把它视为文明的中心。清王朝愿意给周边的所谓“蛮夷藩邦”授予特权,让它们对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本族臣民进行管理、徵收贸易税以及惩戒。当西藏逐步形成一个结构松散的神权国家的时候,满清统治者为了笼络西藏,甚至放弃他们原来的萨满教信仰,转而皈依藏传佛教。换言之,帝制时代的中国,中央政府对在其势力和影响所及的范畴内的不同种族、地域和历史文化大致都能给予一定的尊重及自治权,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统治模式。而中共政权建立之后,这一传统却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元化的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中共政权悍然撕毁与西藏签署的协议,破坏西藏固有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从而在西藏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未来的民主中国,在处理西藏问题的时候,需要重新发掘“前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的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政治资源,使之成为中间道路的支撑点之一。

其次,让在现代中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度的失败的尝试,得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样中间道路就有了另外一个支撑点.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中华民国成立,那时的仁人志士一度尝试在中国实行联邦共和制度。特别是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差一点就在山重水複疑无路中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当时的实力派人物中,无论是南方的陈炯明,还是北方的吴佩孚;在当时的知识界领袖中,无论是戊戌一代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还是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胡适,都曾真诚而无畏地投身于联省自治运动之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苏俄驱使的国共两党,联合发动北伐战争,以武力方式统一中国,使联省自治的努力功败垂成。如今,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从当年的联邦共和实践中汲取教训,另一方面需要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联邦制与共和制的成功经验中取来火种.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同时,也同步完成联邦共和体制的建立。否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可能借助民主掀起法西斯狂潮。民主若与联邦共和的观念相配,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也就必然能够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下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纳.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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