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琪:2020诺贝尔文学奖预测:文学奖正走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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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风波之后,2019年瑞典文学院恢复了文学奖的颁发——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2018年的奖项则授予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赔率榜进行过了很多分析,得出了赔率榜对预测文学奖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故此处不再赘述。抛开赔率榜,我们还可以根据哪些因素来展望和预测2020年的诺奖呢?

走向保守

2019年诺奖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nders Olsson在开奖前揭示了评奖规则的变化,声称当年的奖项将会“开拓我们的视野”,扭转这个奖项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的颁奖倾向。

在动摇性别垄断方面,2019年公布的两位得主也许象征着一些进步;但在改变欧洲中心主义方面,文学奖并没有做得更好——汉德克与托卡尔丘克两位作者,无论是从国籍、书写语言,还是文化认同来看,都很难说不属于欧洲文学共同体(欧洲中心主义的变化可能只是将中心从西向东移动了一点儿)。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 图片来源:Sascha Schuermann/ 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Guardian

这一点也引发了外媒的批评。《卫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诺奖承诺减少欧洲中心主义,却选出了两位来自欧洲的获奖者?》的文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欧洲奖”,并对瑞典文学院发问道:“他们对作家的探究有多勤勉?诺奖委员会有多博学?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认知度到底有多高?”

从2019年两位获奖者的授奖演说来看,汉德克的演讲围绕着母亲、童年与家乡展开,母亲反复为他描述村里人的故事,为他持续一生的写作提供了冲动。这不禁令人想起2012年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主题也是母亲、童年、家乡以及讲故事。托卡尔丘克的演讲关键词之一也是“故事”,与汉德克和莫言相比,她更偏重于揭示故事与意义的关系,强调故事能够在意义周围游荡,不直接将道理表达出来。诺奖对于故事与故事性的反复强调,不禁令人猜测,今后的文学奖要颁给讲故事的人了吗?从文学回到讲故事的传统,究竟是一种复兴还是倒退? 对于故事性的强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写作者思维、情怀与视野的萎缩?

所谓“讲故事”只是管窥一豹,关于文学奖,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与评审宣称的规则“开放”不同,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更加保守了。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诺奖近些年的丑闻风波,瑞典文学院急需授奖给一些极有声望的“保险”作家,重建这一奖项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如果再像前几年一样将奖项授予一位摇滚歌曲创作者或非虚构写作者,诺贝尔奖很可能再次深陷非议。(汉德克自获奖后,因政治立场问题而引来范围甚广的抵制和抗议,但他在演讲中完全回避了这方面的回应。)

与此同时,文学奖也需要一些优秀的“新生”力量来平衡其过于保守的品位。这也许就是2018年与2019年的两位获奖者——一男一女,一年老一年轻——如筹码一般分置在天平两端的原因。

我们在以往的诺奖预测中已经提及文学奖的经典化的倾向,瑞典文学院对2018年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评价也同样是经典化的——“叙事充满百科全书式的激情,代表一种穿越界限的生命的艺术形式。”从瑞典文学院多年的授奖词来看,2017年的诺奖得主、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中被称为是欧美经典作家简·奥斯丁、弗兰兹·卡夫卡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混合体”;2016年大爆冷门的鲍勃·迪伦,被称赞为“在美式歌谣的传统下,创造了全新的诗意的表达”;2012年诺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被赞美为“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

无论是奥斯丁、福克纳还是“美式歌谣传统”,瑞典文学院认可的经典文学传统总是以欧美作家为主导,即使这位作家来自中国、写的是山东某个乡镇,也可以将其顺理成章地归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乡土书写的一派。换言之,如果想要得到瑞典文学院的垂青,作家应该是属于、或者必要时可以被转译进入这样的文脉之中的——托卡尔丘克的千头万绪的开放式写作被读作“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就是一个例子。而将奖项颁给接续传统的作家,让他/她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年年的颁奖中塑造经典、并同时进行“自我经典化”的手段。

追随布克

风波过后,为塑造合法性与正统性,诺贝尔文学奖也需要其他文学奖项的“加持”,其中最值得诺奖评审关注和参考的,就要数有着逾五十年历史的布克文学奖(Man Booker Prize)了。诺贝尔文学奖与布克奖之间的微妙关联并非臆测,布克奖官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得主奥尔加摘得诺奖后,布克奖官网发布了一篇题为《奥尔加通往诺贝尔之路》的文章。文章首先以黑色幽默式的风格祝贺奥尔加获得了“世界第二负有盛誉的文学奖”(the second most prestigious prize in literature),暗示布克奖才是世界第一文学奖,并称奥尔加虽写作多年,但自从去年获得国际布克奖才开始广泛进入公众视野。文章还列出了一份由布克奖走向诺贝尔奖的作家名单,其中包括印度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V.S.Naipaul)、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南非作家库切(J.M. Coetzee)与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布克奖动态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具有“启发”意义,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理解,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领域里,找出合适的文学奖候选人谈何容易,布克奖的短名单和长名单都可以成为诺奖的参考名单。

布克官网发布的《奥尔加通往诺贝尔之路》一文

近些年,布克奖与国际布克奖遴选出了地域多元、视野丰富的作品。去年布克奖开出“双黄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与英国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共同获奖,阿特伍德当年出版的作品是《使女的故事》续作《遗嘱》,埃瓦里斯托的获奖作品为《女孩、女人和其他人》。2019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授予了一部阿拉伯语作品,作者阿曼作家赫尔蒂(Jokha Alharthi)是第一位被译介进入英文世界的阿曼女作家,她的作品《天体》通过三个姊妹的视角关注阿曼现代化进程。2018年布克奖的获奖者是北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她的获奖作品《送奶工》讲述了北爱尔兰地区“问题”时代中的动荡与暴力,伯恩斯也是首位获得布克奖的北爱尔兰作家。更早的时候,2017年布克奖获奖作品是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的《林肯在中阴界》,围绕着佛教“中阴”的概念展开;2016年美国作家保罗·比蒂(Paul Beatty)的《出卖》以架空历史的方式书写了复辟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主题,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美国作家。

布克奖近年来以北爱尔兰历史、阿曼现代化、架空甚至灵异题材,不断拓宽边界、刷新记录,体现了更为广阔的眼界与更大的魄力,真正动摇了欧洲、白人与男性的多重“中心主义”。布克奖对文学的疆域开拓并不在于另辟蹊径——比如从其他文类中挖掘正统性——而在于发掘对现实更具洞察力和把握力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在今天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诺奖评审——如我们推测的那样——也在关注着布克奖的动态,那么2020年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作家,是2019年布克奖得主之一、最符合诺奖“经典化”要求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中文世界

自2012年莫言夺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对文学奖的讨论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而在去年诺奖公布前夕,中国作家残雪突然借由赔率榜进入大众视野, 中国媒体、读者、评论界和出版社各方都卷入讨论。虽然她最终无缘诺奖,这场讨论也已过去,但依然折射出了人们对于诺奖尤其是“诺奖奇迹”的期待。

2019年10月,不少媒体报道了残雪跻身赔率榜前列的消息(进入诺奖赔率榜不等于入围诺奖,诺奖赔率榜由博彩公司Nicer Odds编制,很有可能是“新学院奖”、国际布克奖和过往的赔率榜的拼贴),热心读者也卷入了这一波赌博一般的热潮之中。在豆瓣最大的读书组里,一位网友发帖表示已抢先下单数本残雪小说,14部作品花费300余元,标题为“赌一单!!!不拿奖就吃土”。

在这波讨论中,国内的文学评论者和研究者也纷纷表达了对于残雪作品的看法。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其微博中表示,虽然不喜欢残雪笔下“神经病一样的人物和噩梦般的世界”,但作品中“直面虚无与黑暗的力量”使她成为了“鲁迅的传人”。也有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从文字、思想、学问等角度看,残雪都距离鲁迅“十万八千里”。除了“鲁迅传人”,残雪身上的标签还有先锋派作家代表、中国的卡夫卡、最“反传统”、最“现代派”中国女作家等等。在另一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也在朋友圈发出了“我社残雪作品已经全部售空,正在加印”的消息,称“即使不得奖,这一次,也完成了在大众认知中的残雪普及”。

在这一波诺奖讨论之中,各方都将残雪的“冷门”当做了宣传的热点,湖南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章标题为“湖南女作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却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人知道她”;阅读器kindle推送文章介绍残雪作品时,使用的文案是“最受中国文坛忽视的诺奖热门作家”。虽说这类夸张修辞在今日十分常见,但“万分之一的人知道”“最受文坛忽视”等措辞也都流露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奇迹叙事的色彩。

如果说以冷门制造奇迹是诺奖本来就有的特性,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读者乐见的“残雪奇迹”?在中国遭受大众与专业双重冷遇的作者因诺奖赔率榜而收获注意力,是否意味着人们在期望另一种文学标准、另一种有别于今天文坛秩序与大众阅读品味的标准的到来?虽然没有满足“为国争光”“夺得金牌”的心愿,但这场风波帮助我们认识了中国文学更为多元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权威评价或畅销排行榜之外的另一重空间,如此说来,这场乌龙也有其意义。

至于2020年中国作家是否有机会夺得文学奖,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注重经典化的瑞典文学院大概不会使中国文学爱好者得偿所愿。再者,令人遗憾的是,去年10月瑞典文学院唯一可以直接阅读中文的评委马悦然溘然长逝,中国作家日后获奖难上加难。

终极预测

那么,哪些作家在2020年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项标准:首先,他们是经典化的,以欧洲以及英语世界作家为主;其次,或许与布克文学奖及布克国际文学奖有交集,至少在国际文坛动态上有踪迹可寻;最后再排除掉近些年获奖作者的国籍,比如美国、德国等。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做一些大胆的猜测。

此处需要提示读者的是,2018年初界面文化的文章预测了3位当年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中就有2019年公布的2018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文中预测的另一位候选人迈克尔·翁达杰,在2018年摘得了当年的金布克奖(为纪念布克文学奖创立50周年而设)。在2017年初的预测文章中,我们曾指出彼得·汉德克可能摘得诺奖,尽管当年的奖项颁发给了石黑一雄。在2020年的诺奖预测中,界面文化将接续往年的预测方式,首先排除一些作家,而后提出几位有可能得奖的作家。为避免重复,前已预测应验的翁达杰等人就不在讨论范围内了。

从国籍、语言方面可以排除:北岛(中国)、阎连科 (中国)、残雪(中国)、乔伊斯·欧茨 (美国)、唐·德里罗 (美国)

上文已经提到,中文作家的得奖可能性极低,尽管北岛、阎连科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有所提升,残雪也入选了去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至于“美国队”的几位成员,也属于国际声望很高但“生不逢时”——2016年的诺奖已经颁给了来自美国的鲍勃·迪伦,从“美国队”过往的得奖频率来看,也可排除。

考虑到国籍、经典化以及与其他因素,这些作家有获奖的可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大卫·格罗斯曼(以色列)、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匈牙利)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79岁高龄凭借《使女的故事》续作《遗嘱》摘得2019布克奖,这也是她第二次获此奖项。近年来,阿特伍德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响强烈,这也证明了其作品拥有着广泛共鸣的话题性与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她的系列作品《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1954-)关心社会现实,将笔触探及以色列社会的诸多现实政治问题。1987年,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完成随笔集《黄风》。2017年他凭借《一匹马走进酒吧》摘得国际布克奖,此作品由99读书人引进中文版。更早之前的长篇作品《到大地尽头》曾引起轰动。2018年底以色列作家奥兹去世,这对世界文坛来说都是一件憾事,瑞典文学院会不会因此对大卫·格罗斯曼特别青睐呢?

大卫·格罗斯曼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aszlo Krasznahorkai,1954-)曾在2015年凭借《撒旦探戈》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他的作品以反乌托邦题材著称。同时他也是一位电影编剧,与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合作的电影《撒旦探戈》已经成为影史经典作品。在经典化方面,他以卡夫卡为文学偶像,在经典文学的脉络里有所依附。他的《撒旦探戈》在2017年由译林出版社引入中文版。

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

(来源: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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