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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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李修文、何映宇 新民周刊 2020-02-11

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口述 | 李修文
整理 | 何映宇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我原本准备一早就回湖北荆门老家过春节。我也没想到会封城啊,结果就走不了了。我老家也有几百例感染新型肺炎,我父母的情况我也非常担心,但我没有办法,现在只能是“一种相思,两地哀愁”。

我的生活习惯平常晚上睡得很晚,因为原本第二天要回老家,我就早睡了,准备第二天早起,谁想得到凌晨2:00发了通知要封城。既然走不了,那就买了很多菜,囤积着,以备未来之需,一直吃到今天。

迄今为止,我已经14天没有外出了。现在武汉大街上基本上空无一人,只有仅剩的几家药店还开着。

最恐慌的是现在

我楼下就有疑似感染的病人。好多朋友说要给寄东西,我说不要了,我们这栋楼有了病例,如果快递小哥再被感染了,那就会影响更多人。这不已经有新闻报道快递小哥被感染上了吗?现在武汉唯一还有的快递就是顺丰,顺丰小哥到我们这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进我们小区不要进我们这栋楼,因为已经有了疑似病例。

最恐慌的是现在!

你知道恐惧也是分层的,前一天的恐惧和今天的恐惧是不一样的。老实说我前两天并没有觉得多么恐惧,但是现在我明显地感到了大家的恐惧在升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湖北通知的是2月14日上班,我认为可能做不到,即使是坐班的话,也可能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目前看来,我们还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个人非常反感朋友圈里“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还给武汉”这样的口号,它们忽略冒犯的是一个个个人的具体处境。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住不上医院,还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他们是该指责的对象吗?这难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吗?如果我有了疑似的症状,今天住不上医院,那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看看能不能住院?那他不就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播者了吗?可是,这能怪他吗?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什么他们就应该呆在家里,不应该跑出去把病传染给别人,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天理了,那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都全部摧毁了!他可以被隔离,呆在家里,但要有人管他啊!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身边认识的人得病的越来越多,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近。我前两天还可以下下楼,这两天我怎么下楼呢?前两天还可以通风,这两天怎么通风呢?我楼下就有了几个疑似病例。因为还没有做上核酸检测,只能居家隔离。在我看来,这样的办法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这不就是闭上眼睛骗自己吗?人是有求生本能的,有人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着病情加重,甚至等来自己的死亡吗?人的求生本能必然要求他出门为自己的生存呼喊,而在求救的过程中,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传染源。

即使要隔离,也应该像昨天下的通知那样,及早地征召宾馆、体育馆等场馆。武汉现在号召“社区负责制”,但实际上社区做不到,因为防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来负责,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这是无效的。现在唯一可信的就是仪器,仪器在医院,当然就要奔向医院了。所以只能苦熬。

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

我觉得现在武汉缺乏一种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在巨大的恐惧和困惑之下,所有的人都在猜疑和苦熬。如果有人得了病,他会不断回忆自己曾经与谁接触过导致自己被感染,长此以往,心理上肯定会出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封闭多久,很难对时间做出某种规划。事实上,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作家,很多人说你可以写作啊,那怎么可能?生活已经把你打回了原形,水落石出之时,你就要承担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境遇下的职责,尽一个人的本分。至于写作,那是以后的事,而且我认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

封城之前,元月四日我去南宁出差,同行的一个青年作家对我说,情况可能比较糟,当然他可能也只是一种直觉,谁也料不到情况会恶化成这样。那天我戴着口罩去的南宁,到了南宁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还笑话我说你果然来自疫区啊。回来之后开两会,市里开完省里又开,这么大型的集会,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没事了啊。我们都没有想到疫情会发散和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这一次的疫情,传染性太强,潜伏期太长,这就是它比SARS可怕的地方,传染者他不发热也没有其它症状你怎么知道他被感染了呢?

我特别觉得这次灾难中的年轻人非常可怜,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已经发烧了,高度疑似。到我们这个年纪,在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点资源,可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刚到武汉没多久,20来岁,刚刚毕业,刚刚结婚,如果又是外地来武汉的人员,他们在武汉的人脉资源就更要比我们少得多,他们还没有享受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便利,就遇到了这样的灾难,很容易就乱了方寸。生了病没有办法确诊,没有办法住院,他们内心的焦虑、压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一个大学老师,她的老公和父母都已经感染了,好像父亲已经去世了,她自己也高度疑似。在封城的情况下,她半岁的孩子谁来带?她发出的求救之声多么悲哀,已经不是救她的命,而是谁来救他们的孩子的问题了。

看见的听见的全是生离死别啊!

我很反感一种说法:“武汉按下了暂停键。”这是暂停键的问题吗?好像恢复了暂停键,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似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去过汶川,我的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创伤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创伤的地方,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尤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殡葬车在前面开,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跟着喊着妈妈妈妈。看到这个视频,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心特别乱。我所在的小区比较大,有一天我还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喊妈妈,那天又下着雨,真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它迫近得太厉害!那天以后我的心都是乱的,也没法写作,也读不进书了。

我认识的朋友染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接到的求救也越来越多。我的同事、熟人,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我尽可能帮他们做做协调:怎么样能做上检测,怎么样才能住进医院。但是前几天还有些医院的朋友可以帮帮忙,这两天根本就不行了,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自己得病了都住不上。这真是真实的绝望。我倒没有那么矫情地说什么“写诗是可耻的”,但确实,个人生活和个人内心的一道分水岭已经产生了,所以你很难再像过去一样生活。

我有些医护朋友,我每天都和他们聊聊天。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自己缺防护服,防护服根本不敢脱。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协和医院缺防护用品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天,她中午给我发了个微信语音,说她女儿在北京没有口罩,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我也没办法,我是有口罩,但是我也寄不出去。后来我就叫我的朋友们,几个几个的口罩给她女儿寄过去。至于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也是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它至少影响了我一个选择,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捐助一点钱,那现在我肯定要重新考虑我的选择。

加缪《鼠疫》我经常读,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通过一部小说来认识一个民族的处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被展现被揭露过。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肺炎病毒的新闻出来后,网上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嘲笑购买双黄连的人的智商的各种段子,我看完以后特别愤怒!你和他们难道不都是可怜人吗?嘲笑他们,你和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嘲笑一个和你一样悲惨的人,和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人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事实上,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

宁浩导演很担心我,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或者微信联络。我记得当初拍《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大家还说,中国人是我们拍的这样吗?为什么不去拍《战狼》这样的电影呢?《疯狂的外星人》本质上是通过科幻的外衣来反思中国国民性的一部电影。它还是走在鲁迅先生所开创的道路上,刻画人物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没有阿Q的影子。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无论在灾难之中,还是在灾难之后。我觉得经此一劫,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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