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惊察五四百年造假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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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本党军队:陈独秀光说不练

啥叫“光说不练”?读者看其英译,就可顿时晓悟——“All talk but no action”。

《新青年》1919年中始着力推广马列主义,构成共产党1927年中始着力掀起武装斗争的前奏。“广义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现在业已尘埃落定,乃是国共内战和一党专政,哪儿有什么立宪“民主”和原生“科学”。作为《新青年》的主持人、共产党的总书记,从文化革命船艉踏入武化革命船艏这一历史瞬间的陈独秀有着何种“言”、何种“行”,乃是“五四”研究一项不可回避的论题,本着系列之五遂得聚焦其上。

一、对蒋汪妥协的是俄苏共而非陈独秀

过去,大陆官修党史也好,民修党史也好,普遍认为,史达林、吴廷康、鲍罗廷、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乃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根由,导致众多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倒在血泊之中。但是,著名作家叶匡政于其所著《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一书当中,指出:强加给陈独秀头上的九条罪名,其实无一能够成立。陈案乃为中共党史上的最大冤案。叶氏总结道,近年,大陆学术刊物:

《历史研究》发表了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唐文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200l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全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一传统说法,指出:“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作为一部最高当局认可的权威著作,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分难能可贵。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陈独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

(以上见诸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2/0903/c198865-18901199-5.html)

笔者补充一句:当时国民党、共产党都是接受苏联金钱援助的主,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占领江浙、鄂豫之后,各自都具有了新的饷源以及大兵工厂,可与苏联割席。然而中共一直没有自开饷源、枪源,只能惟苏联马首是瞻。陈独秀能为无米之炊吗?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的译者施用勤于该书<译者前言>中说道:

——然而,史达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6页)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以及中国——笔者注)这样的落后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准;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4页)

——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恪守“三个阶段”理论的史达林、布哈林的领导下失败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7页)

——阶级斗争的发展冲破了史达林、布哈林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机械的阶段论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却成功地束缚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那个的手脚,把他们送到了国民党的屠刀下。(8页)

然而,随着苏联有关中共革命的档案的陆续解密、公布,人们发现俄苏共党/共产国际早在“三个阶段”的首个阶段发轫不久,就已开始策划武装中共,为中共革命跑步进入第三阶段积极准备。笔者认为,不能把史达林的三阶段论太过当真:判断一人之真意图凭啥?他说了什么不重要,他做了什么才重要。

业已熟读有关苏联档案的笔者,得出一家之言如下:自打国共合作伊始,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就有计划通过自身努力以及指示中共,实施策反旧军队和组建新军队,来使中共成为一个有宗旨有能力夺取全中国的武装集团。但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政变之前,为苏联军校所培养的中共军事干部大部尚未学成毕业,因此由中共自行组建新军队一事,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认为的。(见诸上引书118页)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并不同意1926年7月启动北伐,应与此事有关。策反旧军队,第一个成果是郭松龄反奉,其人败亡;第二个成果是冯玉祥反直,其军败退。第三板斧,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亦被证明难以“升级换代”成为本党正规军队。所以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提早北伐,亦即“先发制共”,打乱了苏中二共的计划,谈不上什么有谁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不是“没骨气”、“三阶段”,而是“来不及”、“动作慢”造成大革命生变故,仅仅是个策略问题、技术问题。

当然,如果自打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签订伊始,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就同时并举国共公开合作和中共秘密组军,陈独秀总书记亦能做到“两手都硬”,有三年的提前量,历史本来可能出现另外一种中共革命版本。下文即将谈到。不过这也属于策略问题,而非立场问题;对于陈独秀总书记来说,还有他的个性——Idiosyncrasy——问题:尚文轻武;以及有可能的“有心避免因行惹祸上身”——五四当天游行,他不是没参加么?

二、苏联早于1925年就起意筹建中共军队

俄国虽于一战败于德国,凡尔赛体系又对它——“叛徒”——加以排斥,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高尔察克白卫军东遁,随撤黄金尚有二百吨,国民党二百万人播台,随撤黄金仅有廿三吨,国力高下立判。大革命时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史达林凭什么要对蒋汪“右倾投降”呢?他怕他们什么呢?狼为啥要怕羊呢?国共分裂若果再晚上一两年,苏联所用“借腹(国民党)生子(共产党)”之法便有可能大功告成,国方军队好些部分就有可能变成红军主干。苏联于1927年对蒋汪妥协退让,其实并无大错,行拖刀计啊;若行过早公开武装中共,苏联担心许会引起英国军事干涉——省港大罢工就是为了预防英国军事干涉而起。毛泽东为之喝彩的两湖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又何尝不是迫使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提前破裂的主因呢?无怪乎毛泽东曾经为陈独秀缓颊呢。

[俄]维克多·乌索夫于其所著《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第二章章首写道:“苏联关于通过各国人民在外部(即苏维埃俄国)直接支援下以武力推翻统治政权,实现世界革命的学说,必然要求在苏联境内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培养领导干部。”(57页)而鲍罗廷说过:革命就是用钱组建、训练、维持、扩张军队。

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其第五部分的绪言,乃为俄方学者所写,其倒数第二段,乃有文字(553—554页)如下(粗秀体、三段式为笔者转):

——苏联领导和共产国际在考虑军事因素增长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中共军事干部的培训。这些干部不仅在黄埔军校和中国国民党的其他军校学习,而且也到苏联列宁国际军事学校的为期三个月的军事专修班学习(见诸第168、169、173、175号文件)。

——组织中共军事工作的总原则,在瓦西里耶夫1925年7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俄国国内战争的经验做了叙述。信中建议成立党的军事领导机关,组建在党的严密控制下的工农武装部队(见诸第157号文件)。早于1925年8月21号,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就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正式指示,详尽而明确地说明了瓦西里耶夫7月21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提出的基本论点(见诸第165号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论点于8月21日得到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国委员会的讃同(见诸第166号文件)。

——为了执行这些指示,在维经斯基的主持下,于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决定,随后在广州、北京、河南等地成立了中共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由张国焘(部长)、王若飞和任弼时组成,但该部的工作实际上由顾问赫梅廖夫领导。

上述《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明确指出:“党委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分为两个部分:积蓄、组织自己力量的工作,和分化、利用敌对力量的工作。”(前引书657页)关于第一个部分,东方部列出九项任务,其中有四要务:支持组建新型的革命的国民党军事部队;在国家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组建和训练党和工人的部队;组建隶属于农民协会的农民部队;给部队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武器。(前引书663页)

如今根据现有史料判断,赫梅廖夫、陈独秀、张国焘、王若飞、任弼时都没利用多达两年(1925.08—1927.07)的大好时光,落实上述四大要务。蹉跎岁月了啊。

三、陈独秀鼓吹组建党军但却未付实施

革命需要武力,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对此即深有感悟,发动新军起义即是突出表现。他认为:如欲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就必须“组织真正的国民军”。陈独秀还先后组织过安徽爱国社,参加过暗杀团,密谋刺杀过晚清出洋五大臣,组建过岳王会。在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之后,陈氏又曾说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要居于很重要地位;如果民众没有武装,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坚持武装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奉行的重要方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其一大、二大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明确地提出了采用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陈独秀的主张与中共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

陈独秀关于工农武装问题的思考有其值得肯定之处:第一,强调革命要走武装暴动的道路;第二,在革命中维护工农利益的有力支柱是工农武装。然而,其致命弱点也是显见的,即不重视以工农已有的武装力量为基础建立革命军队,而是把建立革命军队的希望寄托在改造旧军队身上。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农民武装从名称、组织到训练及行动方针一一进行规定,将农民武装置于自卫范畴;就陈独秀关于革命武装的思考而言,工农武装力量在其思想深处并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力量。他在中共五大报告中即下了这样的断言:“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这在“四一二”政变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显然是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大革命走向失败与陈独秀思考工农武装问题的致命缺陷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以上见诸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98d

以及http://www.chenduxiu.net/ReadNews.asp?NewsID=918)

陈独秀并不被认为工农武装力量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力量

网上曾有一文述及: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只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画好了”,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

业已熟读有关苏联档案的笔者必须告诉读者,吴玉章曾被中共派往苏联学习情报作业数年之久,但是俄苏共党/共产国际曾经告诫中共中央:不能信任这位前同盟会资深成员。因此陈氏拒绝吴氏真实原因许在于此。俄苏共党/共产国际也曾再三告诫中共中央:不可信任康生,但是却被毛泽东置若罔闻。再三告诫和置若罔闻的原因,笔者推测,同为:康氏曾向毛氏告密:刘少奇、饶漱石、高岗乃为俄方回派中方卧底。

四、陈独秀本可仿新桂系偏僻山区组军

1921年下半年,曾在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任统领的李宗仁于第二次粤桂战争后不愿随上司开赴广东,自率所部千余人进入广西六万大山发展。李宗仁主动联络其广西陆军小学堂同窗黄绍竑、白崇禧效力。1922年5月,自立旗号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部控制玉林、容县等七县市,在整合其盟友后军力增至3000余人。此后李宗仁一度在名义上接受陆荣廷改编,改称”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期间他开办了玉林干部教练所、士官教导大队训练军官、军士长及上等兵,这些措施为后来的新桂系军队的战斗力奠定了基础。不久李宗仁联军发展到6000余人。1923年6月,白崇禧在广州拜访孙中山,在孙氏支持下,黄绍竑以”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名义攻克桂东重镇梧州。新桂系在政治上正式与旧桂系脱钩,开始在广西壮大。同年10月,李、黄、白三氏加入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其部队改名为”广西定桂讨贼联军“。1924年初,孙氏委任李氏为广西省绥靖督办,黄氏为绥靖会办,白氏为军参谋长。1924年5月23日,李氏发表”统一广西宣言“,开始逐步武力统一广西。李、黄、白三人采用合纵连横之策略,首先一举荡平陆云高部;其后趁陆荣廷与沈鸿英发生激战,与沈鸿英南北夹击陆荣廷,同年秋击溃陆荣廷部,攻占省会南宁;随即与沈鸿英决战,至1925年4月消灭其势力,统一广西。旧桂系至此被消灭。

在新桂系与沈鸿英决战期间,孙中山于北京病危逝世。随后滇系军阀唐继尧即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刘震寰等,准备东下入粤推翻广州国民党政府。李宗仁拒绝同唐继尧合作,唐继尧遂派龙云、卢汉、唐继虞等率领七万滇军,分三路入桂。自1925年2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新桂系终将三路滇军击溃。7月22日,各路滇军残部全部溃退回滇。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且装备精良之滇军系统,自此一蹶不振。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拥戴广州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二次东征陈炯明之际,熊克武、邓本殷、林俊廷、申葆藩等见广州空虚,遂乘机叛变,组织三万余叛军围攻广州,国民政府遂檄调李宗仁部出师解围。新桂系部队几乎全军出动,激战至12月7日,终将各路叛军消灭。同时蒋中正之东征军亦告大捷,陈炯明部完全覆灭。两广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全军四万余人。当时国民政府下辖七个军除第七军外,其他六个军之党代表一职均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不过新桂系也派李宗义、王公度、韦永成、谢苍生等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以上见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A1%82%E7%B3%BB)

李宗仁新桂系由1921年的1000余人,先发展到1922年3000余人,次发展到1923年的6000余人,再发展到1926年的四万余人,五年之内,军事统一、巩固广西全境,而且兴办起了兵工厂、飞机队!足令陈独秀及共产党自惭形秽。后者从1921年至1926年,在正规武装自身方面,成就了些什么?拿得出手的,仅有叶挺独立团2100余人而已;贺龙1927年7月方才倒向共产党。新桂系此期仅得到过广州国民政府协饷协械,未得到过苏联方面直接协饷协械。当然,桂军不像共军那样霸厂主厂、分地主地,因此可有雄厚税源。共军缘此只有退到农村生存,因为土地不会逃遁,仍可提供微薄税收。

陈独秀若于1923年国共合作伊始就积极促成苏联方面支援中共于粤东偏僻山区秘密建点组建本党正规军队——苏援武器装备可在漳州或者汕头上岸,本来许有可能趁着蒋介石北伐军全力北上之际,使用这只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两广,进而波浪式地蚕食全国。苏联方面也可于其境内组建华工军团,令其兵分二路,一部南下伐满,一部东进击疆。最后各军会师中原。赫梅廖夫、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当时组建新军的内外条件,可是要比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好上十倍。不是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吗?

托洛茨基一派强调的是俄苏共党/共产国际不应该让中共依附于国民党而应独立于国民党,早早建立起“苏维埃”亦即国中国,也没怎么强调应该早早建立中共本党正规军队。《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可以证实这点。托氏乃是俄苏红军的缔造者,他的这个失误颇令笔者感到奇怪;而在自己国家,他创建了红军却没抓住军权,似乎说明托氏不大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以及“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史达林语)的道理,英文叫The utility of force.

五、何应钦曾对陈独秀周恩来网开一面

以下事实雄辩表明,其时官军界别以及官法界别,均曾普遍认为:陈氏不曾参与组建反政府正规军,兼且反对各路红军暴动,因而其罪具有可被轻判情节: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19日押往南京,20日拘入军法司。25日何应钦表示:陈独秀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符,本司无权管辖。随即命令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备文,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二人,被解往江宁地方法院,住犯人病室。以后的关押和审判,都在江宁地方法院进行。[见诸[英]班国瑞(Gregor Benton)<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载于林致良等编《晚年陈独秀著作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2),23页]

陈氏实际服刑仅为四年左右,仅达判决刑期13年(一说15年)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司法部部长居正后为他减去十年刑!

何应钦可能也曾对周恩来“心慈手软”过一回。百度百科记述: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黄逸峰(又名黄承镜)被选为上海市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就在上海人民庆祝胜利之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当天,黄逸峰从国民党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救出了被蒋介石密令扣留的周恩来,深得党中央的嘉许,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此专门接见并赞扬了黄逸峰。(见诸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80%B8%E5%B3%B0)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赵舒奉命去九江策反周凤岐,返浙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龙游、富阳、嘉兴战役后驻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周恩来被第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经营救后,赵舒护送周恩来脱险。

(见诸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B5%E8%88%92/2394203)

黄逸峰本人于其<身先士卒的总指挥>[载于江明武主编《周恩来的历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07—108页]一文忆道:

——4月12日黎明前,当时我在宝山路10号机关,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继续抵抗,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江浙区委罗亦农同志直接打给我的,罗告诉我:“恩来同志被第26军扣留了,望即找赵舒前去营救至要。”……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破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卡子桥附近的罗亦农办公所在。

——13日……大会后,全体群众游行到第26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强烈要求收回被骗取的武器。到达天主堂后,群众要求斯烈出来接见,斯烈派了一个参谋长出来应付,一口咬定收缴的武器不能发还,说这是东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广大群众听后愤怒非常,纷纷起来沖司令部。这时,忽然一声枪响,司令部驻地两侧早已埋伏好的机枪同时开火,枪弹雨点般地向群众射来,无数群众倒在血泊里。紧接着,第26军又到处捕人,残杀革命人民,震惊世界的“四一二”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第26军属于东路军,该军总指挥乃为何应钦(前为周氏三年同事),前敌总指挥则为白崇禧(曾为斯氏任教广西军校学生)。鉴于:周恩来被扣之事既经上报;斯氏13日首开屠杀说明其人当时并非亲共,笔者怀疑,释放周氏至少得到何白二氏其中何氏同意。后在湘江战役,白氏曾放红军一马。何、白、赵、斯四氏后人对于这次“捉放周氏”内幕,能够想起些、说出点什么吗?何氏因何缘故会对陈独秀、周恩来“心慈手软”?

六、从政者陈独秀、胡适之得走下神坛

最后,笔者想说:推广民主实践,胡适之也有光说不练的问题。陈独秀、胡适之二位久被过誉,虽然担了不少污名,但也担了不少虚名。言必称陈独秀或胡适之者,今后言前务请三思:

他俩虽然一生为启蒙者,却也一时为从政人;作为从政人,他们对于历史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实际上还不如那些个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乃至“老老实实学做猫”(叶选平语)的人士;他们推广的舶来思想,不过只是它们的ABC而已。作为启蒙者,那些数以千计的翻译、编著、推广、教授(桃李满天下呀)舶来思想教科书籍的华洋人士,贡献可要比他俩大得多。囿于当局禁书举措,浮躁的陈粉、胡粉没有读过多少这一类书,对于上个世纪前49年立宪民主思潮范围之大、拥趸之多没啥认识——如下图文。浑浑噩噩的他们虽然可被原谅,但却需被棒喝。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笔者认为:于其信奉马恩列斯谬论、托洛茨基主义的20多年,陈独秀根本说不上是个启蒙者。此一期间其他所传播的全是蒙昧。最早期和最晚期的陈氏,方可谓启蒙者,前后仅达10年,份量且属泛泛;和毛泽东一样,作为妄迎马毒俄毒入华祸华两大罪魁祸首之一,陈独秀应被追究法律责任。功是功,过是过。

开放20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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