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上报》之「大家论坛」发表了一篇署名魏尚进的文章《武汉肺炎视角：中国GDP第一季恐下滑百分之一，全年仅减百分之零点一》。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我最乐观的估计是该病毒只会产生有限的负面经济影响。它对二零二零年中国GDP成长率的影响可能很小，可能仅减少百分之零点一。对世界GDP成长的影响则更小了。」作者的身份很显赫：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在崇拜学历和资历的华人文化圈，拥有这种身份的作者，只要一开口，即便是胡说八道，也会被奉为至理名言，乃至字字是真理丶句句是真理。
胡说八道被奉为至理名言
然而，我却从中读出中共大外宣的味道来，读出欧威尔所说的「阴沟中的气味」来。从杨振宁开始，此种游走於中美之间丶「两边通吃」的高等华人就屡见不鲜，甚至白人也趋炎附势地加入进来——哈佛大学顶级学者丶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被联邦调查局逮捕，震惊学术界。利伯被控暗中协助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并对美国政府和哈佛大学校方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画」，领取中国数百万美元津贴。与之相比，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没有掌握什麽科技机密，在中国眼中没有那麽高的利用价值，却也可以摇动笔杆子帮中共洗地。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魏尚进这位在美国名校任教的学者，若是在西方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必须遵循学术规范，有数据丶有论证；但在公共媒体上帮中共说话时，他们却可以脱离常识和常理，指鹿为马丶颠倒黑白。尽管魏氏之文章看上去不值一驳，我仍要撰文反驳，以免其误导读者丶贻害无穷。
与魏氏的「乐观」评估相反，对於此次疫情影响中国经济的更具权威性的预测是：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二零二零年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将下降至百分之三点八，全年增速下跌至百分之五点四。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十位西方顶级经济学家，将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一个多百分点，至百分之四点九的中值。万神殿宏观经济（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经济学家比米什(Freya Beamish)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就已相当弱了，实际年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八。根据其模型，在疫情冲击下，预计二零二零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低於百分之二。这位经济学家说，疫情对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令人震惊」。这些评估跟魏尚进大不相同。若这些评估成为事实，那麽习近平的中国梦真就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击得粉碎。
魏尚进的「乐观」结论（比共产党自己还要乐观）有三个论据支持，但这三个论据都站不住脚。
网购可以拯救中国消费吗？
首先，魏文承认，其预测是基於二零零三年SARS危机的经历——中国GDP成长在该年第二季大幅下跌，但随後被之後两季的较高成长所弥补。魏氏由此认为，与当年SARS爆发相比，中国已进入网路商务时代，消费者越来越多习惯在网路上购物，因疫情导致的线下销售下跌可被线上购物的成长所抵消。短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只是集中在餐饮，饭店和航空公司之间。
这种比较方式是典型的时空错乱的「张飞打岳飞」丶「关公战秦琼」。跟十七年前相比，如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再用十七年前的数据和情境来预测今天的状况，无异於刻舟求剑丶缘木求鱼。
中国人的网路消费总量固然名列世界第一，但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网路消费所能弥补的部分十分有限。目前若干国家已对中国断航丶断邮（双向），而且由於中国各地封城丶封省，国内的快递能力仅有春节前的四成左右。除了少数消费，如订餐丶卫生用品丶孩子学习用品等的销量大大增加外，其他大部分消费包括网路消费都急速下降。而且，像电影丶餐饮丶旅游丶交通等领域，是不能通过网路消费完成的，网络消费也不可能取而代之。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篇无名作者撰写的题为《武汉肺炎对经济影响有多大？》的文章，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比较视角。有时候，无名作者比伪菁英更能一针见血丶对症下药。作者认为：第一，本次疫情严重程度会超过SARS。第二，本次疫情爆发在春运之前，并且是在春运结束之前就进入全面防控。这意味着春节过後，各地方人群无法按期返回工厂丶企业上班。第三，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丶变成主导产业。本次疫情对第三产业的毁灭性打击，会直观表现在GDP上。可以预期，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将出现骤降——仿佛是一个狙击手，精准瞄准中国的心脏，将伤害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在二零一九年已进入下行周期，保守估计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增速会从百分之六降低到百分之三。
这位作者继而指出，此次疫情对电影市场丶旅游市场丶消费市场都将造成沉重打击。以电影市场而论，二零一九年春节期间，中国电影票房为五十九亿元，占全年票房百分之九。此前，一些机构预计二零二零年春节票房可达七十亿元，占全年票房百分之十。随着贺岁电影撤档，这七十亿票房肯定打水漂了。并且，只要疫情一天不结束，电影市场就没法恢复。预计二零二零年电影市场的整体损失，将超过一百亿元。
以旅游市场而论，二零一九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四点一五亿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六，实现旅游收入五千一百三十九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若二零二零年同比增长，这差不多是五千五百五十亿元的市场规模。现在，这也化为乌有。全国旅游行业从业者将直接损失全年三分之一的收入。
以消费零售市场而论，在严格管控制下，所有人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门。消费欲望限制到最低。即便以SARS的标准仅下降百分之五计算，二零二零年一季度，社会零售总额的经济损失差不多为五千亿元。也就是说，仅仅电影丶旅游和零售市场，疫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一万亿元。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总额为二十一点三四万亿，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如果按照百分之六的预期增长率，GDP的总额应增长为二十二点六二万亿，增长幅度为一点二八万亿。因为本次疫情，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的GDP直接损失一万亿的话，相比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就会出现零增长。这会直接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动机骤然间失速。发动机骤然间失速，可能引发心脏休克。因此，这次疫情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後一根稻草，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拖累世界经济。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除了人员死亡造成的悲剧以外，病毒带来的最即时的影响大部分是在经济方面。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哈斯在文章中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经济表现。中国民众愿意接受对他们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换取一个能够改善生活水准的制度。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意味着一个不怎麽理想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换言之，经济问题将引爆政治问题，习近平的「中国梦」将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中国政府处理疫情比当年更高效吗？
其次，魏尚进认为，所有报导都指出武汉冠状病毒的致死性不如SARS（尽管初期传播速度可能更快）。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从控制消息散播转向控制病毒传播的速度要比SARS时期更加迅速」。他认为，透过积极采取措施将实际和潜在患者与其他人群隔离，当局得以更快控制住病毒传染。这反过来增加本年度其他时间经济活动抵消本季经济产出损失的可能性。
这个看法与疫情在全中国急剧扩散的事实截然相反。赞同魏教授的观点的，大概只有世卫组织总干事丶千夫所指的谭博士。实际上，中共并未从当年的SARS事件中汲取任何一点经验教训，当局的反应并不比当年更迅速——迅速的部分是打压疫情预报和言论自由，而不是展开防疫工作。他们确实采取了果断行动——不是针对病毒，而是针对那些试图引起人们注意这个公共卫生威胁的检举人。勉强算是「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後，中共当局并未在言论自由方面有丝毫松动。数十名发布真相的公民乃至医生陆续被员警抓捕。习近平在湖北和武汉任命的新的地方官员全是作为「维稳专业户」的习家鹰犬，而非有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经验的专家。
与胡锦涛政权相比，习近平政权更加专横丶独断和笨拙。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指出：「这次的反应实际上与上次的差不多。地方官员在爆发初期的关键阶段淡化了疫情。媒体被压制。公众被蒙在鼓里。结果，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了。」当然，地方官员之所以淡化疫情，乃是对中央察言观色之後采取的对策——用一百多年前隐瞒直隶鼠疫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话来说，皇帝已经够忙的了，为什麽要让皇帝烦心呢？
中共的效率是有选择性的。评论人张洁平在《极权中国，防疫为何失灵？病毒肆虐背後，中共的谎言与失能》一文中，以武汉肺炎疫区流传的一个笑话开头：如果时光倒流一个月，你带着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够回去拉响警报丶拯救世界吗？答案是不能，你只会成为第九个被惩处的「造谣者」。这就是中国比小说还要荒诞的现实。
中共最担心的不是病毒，而是蒋彦永丶李文亮那样的说真话的公民，而扼杀真话的结果却要由全国民众乃至全世界民众来承担。张洁平指出，武汉封城之前五十四天，预警机制层层失灵，病毒最终失控爆发。而瘟疫封城之後至今，疫区之内，医疗资源迅速透支，各方补给却无法送达，一刀切的政策之下，内部管理极为混乱，行政效率低下，各级官僚还忙着推诿责任。「中国模式」一向被认为有优势的地方，如举国体制丶集权效率丶国家实力等好像都在失灵。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就将外表光鲜的中国打回原形。
中央反应迟缓，是因为中枢已经「脑死亡」，除了拼死捍卫权力之外，在其他事情上都如此无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严厉批评说，疫情蔓延，让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代价。疫情在早期被掩盖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系统性地摧毁了新闻丶社群媒体丶非政府组织丶法律业者以及其他可能问责的人和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强大，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政府偶尔会表现出对它们的容忍。习近平却采取赶尽杀绝的手段，将一切定於一尊。
这就导致了习近平治下日益威权的中国在应对冠状病毒爆发上笨手笨脚。纪思道指出，习近平一错再错的根本原因是：独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们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你压制独立的声音时，你只会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奉承和好消息。
而哈斯使用的形容词是「瘫痪」。他说：「这种瘫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结果，它导致省级官员在没有中央领导首肯的情况下无法或不愿行使权力。习近平的标志性反腐败运动，可以说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许多情况下用党的忠诚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
疫情有助於中国对美国履行增加进口的承诺吗？
魏尚进的第三个论据是，不管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在一月十五日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是否意识到武汉病毒的严重性，「这签约时机也确实是非常幸运」。他认为：「透过大幅增加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口罩和医疗用品的进口，中国可以在应对健康危机的同时，履行其根据协定增加进口的承诺。」
魏氏所说的「幸运」，其实是习近平人为造成的灾难的「前奏曲」。习近平为了集中精力跟美国达成贸易协定，在国际上营造他个人权力稳固丶中国经济面相看好的气势，有意打压疫情泛滥的信号，由此错过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这场公共数十年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魏氏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增加口罩和医疗用品的进口来履行中美贸易协定，此一论据缺乏经济学家的「数字常识」。武汉疫情爆发，中国各地缺乏医疗资源，确实需要加大自美国及其他国家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材。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罕见地向欧盟发出呼吁，希望帮助协调中国购买大量的医疗用品。中国国务院於二月一日发布新闻稿，宣布对美国进口的医疗物资一律不加徵关税，且已徵关税也将全数退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知会海关总署，指出将按照「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只要美国进口的物资是属於支持疫情防范，就不实施为反制美国所加徵的关税，且已加徵的关税也会退回。看来，中国的医疗物资已经到了弹尽粮绝丶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不会做出此种自欺欺人的举动。
那麽，美国出口到的药品及医疗用品究竟有多少呢？作为经济学家的魏教授为何不查一下具体的数字呢？二零一九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药品和医疗器材总额不足八十五亿美元（根据美国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二零一九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Medicinal equipment为4,144,257,000美元；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为 4,356,765,000美元）。即便二零二零年中国增加一倍的进口量，也不过一百七十亿美元。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规定的中国需要购买的两千亿美元美国产品和服务中，这还不到十分之一，就如同用芝麻去填补井盖那麽大的窟窿，填得满吗？一个经济学教授居然闹此种低级笑话，让人感叹还是圣经说得好——你的利益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只要能帮共产党说话，任何事实丶数据和学术规范都可以置之不理了。
与魏教授的看法相反，随着中国各地工厂和商店关闭以及政府官员专注於遏制病毒传播，经济界普遍认为，北京将难以满足此前跟川普总统承诺的种种条件，尤其是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纽约时报》报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玛丽·E·洛夫里(Mary E. Lovely)说：「这可能会有麻烦，特别是对於制造商而言。」她举出一个例子：航班停飞和旅游业务减少将对中国的航空公司造成压力，这可能会减少他们今年新购美国飞机的数量。所以，最後的结果可能是：「即使面临致命的灾难，中国无法履行承诺，仍可能会在美国引起一些反对，使两国回到在签署贸易协定之前的艰难关系。」
魏尚进的三个论据全都落空了，他的结论自然就是空中楼阁。习近平当然不会鞠躬下台，正如哈斯所说，这次的疫情最终会出现什麽情况目前还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病毒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我没有如此乐观）——即使没有的话，它也应该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外界对中国的思考方式（这是必然的，熊猫崇拜由此终结了）。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