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究柢,李文亮医生被禁止发言的责任,应当一直追究到最高责任人习近平那里。示意图。翻摄微博

中国武汉医生李文亮因为是最早提出武汉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病毒感染问题,而被中共维稳部门“训诫”。疫情爆发后,李医师的预警以及他最终的去世,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关注,他也被称为“吹哨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时的中共决定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的调查组,到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的责任,并誓言要给出一个交代。从那时候起,外界就在等这个“交代”。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其责任以及惩处的结果,不仅令外界大失所望,而且可能掀起第二波对于李文亮事件的讨论。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认定“武汉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派出所被要求撤销训诫书。在责任人追究的问题上,最终的结果是:中南路派出所副所长记过处分,给予执行训诫的警察警告处分。这样的追责结果,令外界譁然,是可以想像的。当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当事人处分之轻,几乎到了谈不上处分的程度。如此轻描淡写,完全回避了真正应当被追究的责任人。

实际上,最应当被追究的,还不是李文亮医生被派出所叫去“训诫”的警察,而是中共全国性官方媒体有组织地对李文亮等“吹哨人”的打压。1月3日李文亮受到其工作单位的领导“约谈”,之后才受到警察“训诫”,当时武汉市疫情已经爆发,但在当局压制下,大众还没有警觉。而1月1日至2日,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官方媒体,在各大频道滚动式播出李文亮等8人所谓“散播谣言,被依法查处”的消息,这8人等于在电视上被全国示众批判。所谓的“寒蝉效应”就是这样形成的,直接导致疫情发展的信息受到压制,疫情被隐瞒,终至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要追究责任,首先要追究的是官方媒体的大肆报导。有网友非常犀利地指出:武汉市一个小小派出所办的一个普通案子,是怎么上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重要新闻中呢?这中间的环节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官方媒体大肆报导,“寒蝉效应”怎么可能如此广泛?真要追究责任的话,我们知道,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共最高当局的意志,没有中宣部以上,一直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这一级的批准,在疫情开始爆发的敏感时刻,是不可能擅自安排在新闻报导重点的。问题的根子在北京,而不是在武汉;问题的责任人在中共的高层领导,而不在小小的执行任务的警察,这个道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要再继续追责,那么即使王沪宁有具体指导官方媒体宣传工作的权力,他的政策方向,也是他的上级,即中共党魁习近平制定的。如果不是习近平长期以来把维稳放在工作第一位的治理思路,如果不是习近平打压公民社会、箝制言论自由的长期政策,中国的言论控制怎么会如此严格?所以,其实归根究柢,李文亮医生被禁止发言的责任,应当一直追究到最高责任人习近平那里。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所谓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的追责,也就是一场戏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甩锅到基层员警,会引起民间议论和反弹,相信中共当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依然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发出讯号,警告民间社会不要再继续追究责任,更不要向上追究责任。这说明了针对这一次疫情,中共是不会做出任何认真的反省和检讨的。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