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霭”如何消散？（中）
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的“前言”首先点明:“有人纠缠不休地断言1985年的变革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甚至没有想法的情况下开始的，现在我认为可以回答这些批评者了。
“至于计划，那是不可能有的。同社会制度更替有关的急剧社会变革，不可能有准确的计划，更遑论行动时间表了。许多东西往往都是由突发事件、人们特别是领袖或者首领性格或者任性的意外情况、他们的胆怯和勇敢、阴谋和心软构成的。……
“在1985年的具体情况下，如果向执政的官僚提出包括消灭单一权力、单一意识形态和单一所有制在内的某种根本改革社会制度的‘计划’，那就是政治上的轻举妄动、致命的冒险主义。谁会接受呢？……
“至于说到具体的建议，那倒是不少。而且提出者不仅限于那些自觉走上改革道路的人。早在改革的最初几个月，政治局会议上就谈到了必须逐渐结束冷战和核对抗、阿富汗战争，经济的分散管理。积极讨论了社会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强调指出所有的政治步骤均应具有渐进的性质，排除暴力。”
刚刚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在这里毫不讳言自己当时的立场和作用。他说:“至于说到我个人对于国家未来的认识，那是相当明确的。”他接着把1985年12月的两份材料公诸于众，用事实表明他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拟定者。这两份材料一份摘自他本人的档案资料，一份摘自戈尔巴乔夫的档案资料。现在看来，雅科夫列夫以札记形式写的这份材料分量很重。雅科夫列夫在这里提示说:“这些材料今天读来可能会兴趣盎然，一是由于它们产生的时间，二是由于它们有助于理想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因为下面将要提到的大多数问题，已经逐渐进入了生活。”
下面将这份材料摘要转录如下，请大家看看雅科夫列夫呈给戈尔巴乔夫的“锦囊妙计”是何内容:
一、关于理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很不卫生，任何创造性的甚至经典的思想都在其中无法存活。撒旦就是撒旦: 他的魔爪至今践踏着新思想的幼芽。斯大林的教条漏洞百出，看来，还得长期与之共处。
社会思想正在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说它空想，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迅速跃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的观念显得呆板。前人耕种过的信息田野过分贫乏。在我们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听从于绝对权力的利益和任性的新宗教。……
不过，既然首先说的是自己，那就必须哪怕试图弄清，我们怎么会一心往上，奔向物质幸福、精神完美的高峰，却落在后面。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是正在确立中的、探索通往缓和起始冲突和生活矛盾的途径的文明所无法接受的。我们已经没有权利不去正视教条主义的固执以及无穷无尽的忠于理论遗产的诅咒发誓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也不能忘记它的祭坛上的祭品。
如此成熟的理论突破可以遏制专制、遏制对于自由和创造的蔑视，可以结束单一意识形态。
二、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已经降格为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然而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为什么是这样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否定原则之上的。资产阶级性成了魔鬼的头衔。比宗教裁判官都更加热心地在每个活人身上寻找魔鬼和巫婆。以谎言毒化了社会生活，使对人的有罪推定成为“行动准则”。20万条法令向人指出，他是潜在的凶犯。指示唱什么歌，读什么书，说什么话。自己的正派需要用鉴定书和证明书来证明，而顺从主义的思维则成了可靠性的见证。
已被扭曲阶级性(斯大林甚至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找到了”不断出生的资本家)的压路机扼杀了经验，这样社会主义就切断了自己通往未来的道路: 通往真空的路是没有的。于是退回到封建主义，而在马加丹(注:西伯利亚劳改营)和有些“不是那么遥远地方”则降至奴隶制。
单一所有制和单一权力不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古埃及早已有之。在我看来，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依靠市场经济，搞好自由的、不受检查的信息流动，建立正常的反馈系统。
千百年来，主宰我们的是人而不是法，至今仍然如此。应当打破这一模式，转而采用新的模式，即法律模式。
可见，这里讲的不仅是拆卸斯大林主义，而是更换千年的国家体制模式。
三、关于经济。我们怎么居然会在一个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国家里，数十年过着食不果腹、物资短缺的生活？
两种前所未有的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人的掠夺，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拿这些规律的作用，也只有拿它，才能解释国家“巨大的、非凡的、不可思议的”成就……
……
给一个荒谬的立论加上了规律的头衔，即“不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就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结果是建立了“为了经济的经济”，其发展已经不取决于国家计委。一连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二部类(注:指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决定，结果却恰恰相反。……
民主社会只有当它的所有领导人和人民都懂得并认识到以下几点时，才能建立起来。这几点是:
1. 劳动等价物的正常交换只能在市场上进行，人们尚未想出其他的办法。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空想，而且是血腥的空想。
2. 正常的经济需要私有者，缺了私有者就没有自由社会。恐惧必将消失，旧社会必将瓦解，因为必将出现经济利益。
人是受利益驱使的生物社会动物。有利益，可以移山倒海，没有利益，就会对于自己那乱扔在金属或者水泥里的年工资不闻不问。
人对于财产和权利的异化是我们弊病的基因。消除这种异化是改革的命令。
3. 正常的信息交换对社会来说，如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它只是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常的反馈机制乃是社会的飞行器空间定向仪。
总之，改革的组成部分为:
1. 市场经济及其按劳取酬;
2. 作为自由主体的私有者;
3. 民主和公开性及其人人可以利用的信息;
4. 反馈机制。
四、管理。它过时地、天才地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
……
专业部是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经济改革制动装置的机座，这是超级垄断组织，其中科技进步仿佛在“黑洞”里一样受到压制。部只会衰败。我们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只有部门的、黑社会的……经济。将开支转嫁到消费者和自然界身上，通货膨胀加短缺的经营方式就是专业大贵族统治中的命令。……
五、关于党。党在和平时期领导一切的做法很靠不住。经济中的竞争精神、个人自由和选择自由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同单一权力发生矛盾。然而权力就是权力。自愿放弃权力的情况十分罕见。苏联共产党也是如此，……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的，给现有的分歧一个组织上的出路。不过，这是个需要仔细而审慎地周密考虑的特殊话题。
这份材料现在看来真是一份石破天惊地向自由民主疾进转型的提纲。雅科夫列夫写道:“这份提纲在我心中早已酝酿成熟，但我是1985年12月初才最后定稿。当时我未给戈尔巴乔夫看过。也许是害怕，特别是因为其中有关于市场经济和将党一分为二的内容。当时我还不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我会把大家全都吓死，也许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害。不过三周之后，也就是1985年12月底，我还是决定利用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信任关系逐渐加深的机会，将这份札记变成致戈尔巴乔夫的非正式报告。加了个标题，叫做‘政治发展的命令’。”
这份呈报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内容与雅科夫列夫写的札记相比显然很收敛温和，但毫不含糊地指出:“这将是具有历史性质的革命性改革。”
雅科夫列夫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情时这样写道:
“总之，寒冷的1985年12月，而对我的内心世界而言，春天已经来临。在我按照当时的理解叙述了自己关于社会改革的性质和途径的看法之后，我的良心仿佛得到了安抚。改革犹如鸟雏刚刚破壳而出。苏联共产党的权力还仿佛坚不可摧。我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当然写上了所提出的措施必将导致社会主义和党的加强，尽管我心知肚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根本变化必将具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这是无法预言的，然而无论如何，党的单一权力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中不会再有存在的余地。”
雅科夫列夫有如此功成名就之人生，堪称青史留名之义士。但他在反思历史、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仍然认为“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他在书中向人们发出这样的诘问:
“面对十月反革命的种种后果，我总是想到那些至今还在‘怀念’那个可怕时代、至今还在寻找‘人民公敌’、满大街拖着凶手兼偏执狂患者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的人。他们之中也有在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杜撰各种虚假罪名的人。根据他们的告密，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送进疯人院。他们却逍遥法外。不仅如此，他们还罗织罪名，告密出卖那些对布尔什维克领袖所建立的体制进行谴责的人。
“这些人，他们是谁？是精神病患者？是暴行参与者或者他们的亲属？是被布尔什维克主义谎言搞成残废的人？我不知道，无法理解，然而并未因此感到轻松，只得指出，魔鬼空想的建设者们手边总是有充足的建筑材料。我指的是我们和你们，亲爱的读者。
“ 20世纪已经结束。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可怕、最血腥、极度充满仇恨和偏执的世纪。看来，是时候了，应当醒悟和忏悔，应当向幸存下来的被迫害者请求宽恕，应当跪倒在千百万被处决、死于饥饿的人们面前，应当唤醒熟睡的良知并且最终承认，是我们自己帮助体制奴役我们——奴役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
“我本人在新的一代面前感到羞愧，因为当初我们这些老一代人都已淹没在对名叫斯大林的恶魔的恐惧之中，像最坏的坏蛋一样相互告密，向‘领袖们’拍手鼓掌，拍得手上都起了老茧。换言之，我们都是没有尊严的人，应当向那些高声抗议、拯救我们灵魂的人深深地鞠躬。
“伊万诺沃市拼凑出又一个恐怖主义集团的名单，必须找出一个头头。选中了纺织女工济娜.阿德米拉斯卡娅，她刚刚当选为伊万诺沃州团委书记。内务局的人对她说，因为她是个有觉悟的姑娘，所以应当帮助揭发恐怖主义集团。她应当承认自己是这个集团的头头，并且在对质时‘认出’所有的集团成员。把名单给她看了。济娜说这些人她一个也不认识，所以不能去冒充这个集团的头头。把她关起来严刑拷打，她却斩钉截铁地拒绝参加这次卑鄙的演出。最后，还是以‘成立’决定杀害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分子集团为由，判处她死刑。
“济娜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临刑前，她要了一面镜子，梳好头发。她希望死得美丽。
“ 让人们如何不羞愧难当？”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联一直处于红色恐怖之中，据后来俄罗斯官方估计，从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去世，全国因政治原因而致死的人数高达二千万。这里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自称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而且使苏俄从十月前的农业国变成二战后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国，三十多年中，“人民的敌人”却遍及全国？难道这些人真的反对苏联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活动吗？智商再低的人也不会相信，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在十月革命跟随列宁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头脑发昏，在十多年后又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苏联既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数量惊人的“人民的敌人”？而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西方国家，却根本没有什么“阶级敌人”。因政治原因被杀被关者更是寥寥无几。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20世纪徒劳费力地建立共产主义，损失了近六千万人，使共产主义成为整个历史上生命代价最大的失败。”“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尽管枯燥，但也可以令人想起，一旦人类天生的进取能力被教条式自以为是的道德所控制，而且得到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技术推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人们不禁要问，信奉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夺取政权、维持统治时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残忍血腥的手段？为人民谋幸福有必要用这么血腥残忍的手段和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吗？现在想起某些权贵人物在面临解决某些问题时，总是祭起“不惜一切代价”的法宝，不由得让人身上发抖。
布尔什维克主义难道真是人类无可逃脱的劫数吗？
（未完待续）
荀路 2018年7月初稿，2020年3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