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霭”如何消散？（下）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学者多次著文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轰然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坍塌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1980年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20世纪。但他后来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解体会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更早或更晚。让许多西方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苦心研究苏联所发表的各种论文，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揭去苏维埃雾霭使俄罗斯大地重见阳光的始作俑者是正是苏联红色航船的掌舵人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他放着“康庄大道”不走，而要奔向“邪路歪路”呢？戈尔巴乔夫在经过深刻而痛苦的反思之后坦然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在于:“首先，这是一个极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许对之进行再认识的意识形态、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对这些原则和规范的解释更使它们成了僵硬的教条。这是半宗教式的信条，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并无情地镇压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不能听命就范的所有人。
“第二，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的、概括一切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但被用到了荒谬的地步”
戈尔巴乔夫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提出什么论据为1917年后在俄国压制和粉碎其他政党的必要性辩护，我想，一党制的最终确立，可能是当时所犯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它阻碍使十月革命成为国家强有力的民主发展和真正繁荣昌盛的源泉。”
戈尔巴乔夫以上的文字全然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他作为苏共党首怎么能说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东西呢？难怪甫一出山，就把雅科夫列夫请出做自己的智囊，言听计从。而雅科夫列夫之所以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叛者，其反骨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生经历逐渐的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结果。
雅科夫列夫在《雾霭》第二章《关于自己和故园》卷首写道:
万恶的当局，残酷无情。我从前线回来后听说，早在1942年母亲即被告上法庭，事由为我家的羊拔掉绑着它的木桩，啃吃了国营农场地里的两棵圆白菜(甘兰)。妈妈上法庭的时候，连东西都带好了，她估计肯定得进大牢。若不是有人想起她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丈夫和儿子都上了前线的话，就准进大牢了。仅仅是罚款和警告就算完事。真该给那个人跪下，把当局告上法庭。
雅科夫列夫母亲这种遭遇在斯大林时代并不罕见。他在书中讲述了他亲眼所见的两件事:
记得我所在的村子里抓走了马倌，事由是他在夜间放牧中把马腿捆得太紧，据说马的踝骨都磨破了。那就是搞破坏。村里的人都保持沉默: 政府毕竟是政府，人家看得更清楚嘛。马倌死掉了。七年制学校的教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措伊被捕，据说是因为“侮辱领袖”。这位教师在厕所里把带去用来“方便”的那张报纸上的斯大林像撕下来，贴在墙上，仿佛是出于敬意。有人告发了。……
文革中的1968年，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因在黑板上乱写乱画被人告发成为“现行反革命”，16岁的年纪进了学校造反派设置的“牛棚”(关押有问题的所谓“牛鬼蛇神”)呆了半年多。期间屡遭批判斗争。这种现象当年在神州大地亦是屡见不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民众之间在并无私怨的情况下，怎么就会普遍发生这种兄弟阋墙、相煎何急的反常表现呢？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对此这样阐述:
……保加利亚裔的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极端的面目》(1991年)这部有关极权主义恐怖对人的个性影响的研究著作中，注意到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是怎样充分利用人的基本习性使之遵从，在确立了舆论一律的不可抗拒和个人无能为力的印象之后，纳粹和共产党(以下简称CP)通过提倡互有戒心和群众告发而败坏了它们社会的道德风尚。其目的是要把即便是内心的反抗都变成自我怀疑的根源，并变成一种政治偏见，最终使孤立的异议者也不得不悔改。
在目前可获得的所有前CP国家中一度是秘密的档案里披露，大规模逮捕和处决很多人的基本动力是名副其实的狂热的告发促成的。这类档案不折不扣地包括无数份的邻居告发邻居，甚至亲戚告发亲戚的书面材料。这种做法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熏陶过程的一部分而处心积虑地加以提倡的。从很多方面看，可以对20世纪极权主义作出最重大的道德指控是——与试图制约道德败坏的法治的民主国家不同，也与竭力提高个人道德的宗教不同——纳粹与CP都蓄意煽动人的道德畸变。
苏联秘密档案的开放——还有某些前东欧CP国家秘密档案的开放——和公开接触以前秘而不宣的社会经济统计数字都表明，CP极权主义实际上甚至比它的最严厉批评者所指责的还要有罪和残暴，以及对社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不仅是一种大规模的谋杀制度——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是蓄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和恣意毁坏物质环境的制度。简而言之，社会的灵魂和肉体都成了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大规模地和强制地征募告密者促成了道德的沦丧。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逐步地被征集、被诱骗或者被强迫去采取一种道德上具有破坏性和人际关系上令人生畏的行为方式。甚至最亲密的友好关系——甚至夫妻的爱情——也摆脱不了致命的恐惧，害怕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可能会被揭发。结果是社会基本上成了这个制度的帮凶——正如共产主义垮台后，东欧和俄罗斯所发现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
雅科夫列夫从小受党国教育，但思想灌输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当权者预想的目的。他后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刻意用如椽巨笔，以不同凡响的过来人身份向后人告知: 所谓意识形态的“正能量”总是被现实社会的“负能量”压倒; 墨写的谎言总是被血写的事实揭穿。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雅科夫列夫，在亲身经历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大地上施虐的黑暗统治后，其回忆录《雾霭》第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有病。……只要我们不敞开我们的心扉去忏悔，不用真理去净化我们那遍体鳞伤的记忆，我们、我们的子子孙孙就得不到宽恕，为已犯下的暴行。
难道对俄罗斯人来说，当奴隶真的比当自由民更轻松吗？
……国家统治者在芸芸众生的雷鸣般掌声中犯下的无法想像的那些暴行，疯狂地、气势汹汹地在灵魂中东奔西走，我愿意相信，在人们意识的角落里，受到压抑的良知依然存在，它自相矛盾，勉强睁开仍然是集体化了的、如此艰难地与奴役告别的眼睛。
……充当人质的儿童。关于对12岁以上儿童实行处决的法律，而实际上是连吃奶的婴儿也格杀勿论。栖息着千百万行尸走肉的集中营系统。未经侦查和审判的处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开展的“消灭人民公敌”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过电报进行判决。建立在囚犯白骨堆上的“伟大共产主义工程”。苦役。在(莫斯科)列福尔托沃和卢比扬卡根据疯狂的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正式建立的刑讯室。作为巩固政权手段的大清洗。无止无休的战争——内战、世界大战和“冷战”。数十次小型战争——同芬兰、日本、中国、波兰、乌克兰的战争，在外高加索和中亚的战争，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的战争，目前在车臣的战争。普遍的贫困和可耻的落后。道德沦丧和人的无限疲惫。
通过国内战争消灭了俄国的军队，用不无幽默地以“哲学家”命名的轮船将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家驱逐出境，通过在乡村恢复农奴制(集体农庄)消灭了农民，通过工业化造就了半饥半饱、逆来顺受的几家合住(一套)住宅的居民，他们都被抽掉了道德。教堂均被洗劫一空。妖师将神父沉入冰窟窿中，将他们做成冰柱——为了解闷儿。许多巨著都付之一炬。他们宣布建立了“真正的民主”——照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头一件事就是取缔一切政党: 农民政党，社会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中派政党，也取缔了一切反对派报刊。
雅科夫列夫以上的叙述是不是像一些死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说的是给苏共“抹黑”？当然不是，因为上面所列的每一条罪状都能用罄竹难书的证据证实。苏共的历史轨迹本来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的，不用抹什么黑，当然想抹白也是枉然。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历史的见证者，只要将他的亲身经历不偏不倚地披露出来，将他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讲叙出来，就足以将苏共华丽外衣下的撒旦形象暴露无遗。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妖魔化对方的手法，只会使自己与妖魔为伍了。长期以来，苏共对政敌一直采取妖魔化的手段，诬蔑构陷，在这种情境下，作为苏共的反对派，如果再去给对方“抹黑”，岂不成了与苏共是一路货的东东？
所以，作为从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站出来反戈一击的雅科夫列夫气正胆壮，心地磊落地写道:
我在自己的思考中，讲出自己对于1917年十月事件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的特点。我担任社会组织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一职已经十几年了。我阅读了几千份案卷和证言，思考和感知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也许，我对我的人民的悲剧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人。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俄国社会报告此事。
1987年至1991年为以下案件的所有涉案人员恢复了名誉，这些案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件”，“莫斯科中心案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件”，“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件”，“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件”，红军中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组织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苏丹—加利耶夫反革命组织案件”，“全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苏局案件”，“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案件”，“列宁格勒中心案件”，“布哈林学派案件”，“李可夫学派案件”。如此等等。
以上列举的都是在大清洗中的大案要案，涉案人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乃至上千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苏联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像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他当年作为名列列宁之后的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第一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内战中功勋卓著，谁能料到他后来居然被斯大林打成五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于遥远的墨西哥呢。像这类不可思议的案件只会发生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逞凶的国度。有谁听说过西方法治国家发生过类似案件？难道人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不努力保卫自己的政权？除了法国大革命，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别说大规模镇压异己不可能发生，即使是涉及个别人的政治案件，处以死刑的又有几个人？
想一想列宁如果九泉之下知道他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纷纷惨死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之手，会有何感？是觉得自己头脑愚钝而对斯大林失察了，还是觉得自己创建的党国体制有重大缺陷？
雅科夫列夫接着试图找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犯罪的社会历史基因:
要给十月政变后建立的俄罗斯国家机构下个准确的定义颇非易事。从历史的角度说，政权吸收了(封建)大公采邑和贵族之家的心理、对(现代)欧洲的向往和(东方)亚细亚的影响、军国化意识和农奴主的观点，什么都有一点。
……
激进的知识分子代表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并未抱有特别的希望，其原因在于他们那由来已久的逆来顺受。然而这一前提又促使俄国激进分子萌生利用人民“恭顺的冷漠”通过个人暗杀搞政变的想法。应当除掉上层当政者，群众就可以从容地接受新的政权了。……一位布尔什维克的先驱者涅恰耶夫，成立了秘密组织“人民判决”。他在小册子《革命者问答手册》中号召进行“普遍破坏”和与文明世界的准则决裂。他认为俄国的强盗帮是唯一的革命力量。
恰在此时，俄国输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挑衅性的禁欲主义、否定公民社会和私有制等思想。俄国的激进社会党人受过涅恰耶夫、巴枯宁和民粹派的思想熏陶，他们将个人暗杀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的说教结合在一起。
就其基本和主要的方面而言，斯大林体制的历史未必包含新发现的可能性，也许只有精神病学方面。我的友人常常提出问题: 斯大林为什么、干嘛要除掉几百万无辜的人？我个人无法回答。除了对人的仇恨和对权力的渴求而外，其中有某种神秘主义、不可思议、阴险、暴虐狂的成分。
十月革命之后，刑事犯罪的因素得以在国家管理中长期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这多半是因为俄国骚乱和俄国社会分裂时期的思想家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激励下，将赌注压在小农户的身上，经常奉承他们，说他们才是人类的良心和理智，生活的新主人。政权和芸芸众生之刑事犯罪和品行不端源远流长，可追溯到俄国的远古世纪，只不过布尔什维克将其提高到其体制的决定性立场的高度罢了。
斯大林主义出色地利用了社会底层人们的心理。
尽人皆知，杀人是最古老的罪恶勾当。20世纪搞出了种族灭绝，建立了专门的工业部门——传送带般连续不停的种族灭绝工业。在奥斯维辛，是因为属于“有缺陷的民族”; 在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则是因为“阶级的缺陷”。很难将社会食人俗、杀戮同胞兄弟、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犯罪以求荣、臻于完美的犹大罪过等综合到一个概念里来。
“摧毁俄国的组织者为约瑟夫.朱加施维利.斯大林，他的反人性罪行永远应当受到审判。”
至此，撒旦是找到了，应该怎么办呢？雅科夫列夫接着指出:
应当从我们亲手挖掘的人的命运的大坑内爬上来。变革日益临近，大火已近在眼前，火势在干草中迅速蔓延。我本人愈来愈清楚，单独的、集体的行动也好，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好，尽管具有高尚的动机和个人牺牲精神，都无法真正动摇现在体制的基础。
“我深信，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在危机尖锐的，也许是血腥的阶段来临之前阻断危机的唯一途径，那就是通过极权主义的政党，利用它的中央集权制和纪律原则，但同时又依靠它那持异议的改革派，以渐进的方式打碎极权主义。我认为这才是让俄国摆脱绝境的历史机遇。”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雅科夫列夫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特点是: 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变革的主导力量是苏共高层的民主改革派，正是他们的改弦易辙，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永远成为历史名词。
荀路 2018年8月初稿，2020年3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