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荻:我和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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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后排:刘荻、赵达功、刘晓波,前排:丁子霖、蒋培坤(北京,20007年2月6日)

第一次见到刘晓波本人,是在2003年底,我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听说刘晓波为我写了好几篇呼吁文章,我心中很是感激。刚出来没几天,独立中文笔会的赵达功就把我带到晓波家里,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和刘霞。当时刘霞拿出一盒八喜冰淇淋请我吃,我不客气地把一整盒都吃掉了。所以刘晓波跟别人形容我时说“老鼠很馋,很幽默。”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系。有一天有朋友看见刘霞在社交网络上出现了,但又不能确定是她本人还是国保冒名顶替,想用什么方法来检验一下,我的主意就是让他们问问我第一次见到刘霞的时候吃掉了她的什么东西。

后来跟刘晓波在一起吃了很多次饭,也有好几次一起跟崔卫平、郝建等朋友去郊区游玩。记得有一次大家到秦城监狱外面合影,我说我们是炒房团来看房的。后来晓波入狱之后,我和几个朋友陪刘霞去锦州探监,在锦州监狱外面拍照,结果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我想我们以前在秦城监狱外面合影都没人干涉。

晓波患肝癌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一位日本记者采访过我。他很想知道我们和晓波在饭桌上都谈些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啥都可能谈,就是不太可能在饭桌上谈自由民主。我记得晓波最经常聊的是他小时候父母怎么对他不好,让我感觉很多人反对共产党,其实都是源于反对自己的父母。晓波并不太像一位反对派领袖,更像一个性情中人。他个性十足,从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讨好任何人,却让人觉得可爱。我们感觉自己是他的朋友,而不是追随者;我们爱他,而不是崇拜他。在“民主斗士”圈子里面,想做领袖的人很多,有领袖风范的人也很多,但是再没有一个人能像晓波一样让我们爱他。也许是因为他们太顾及”领袖”的身份,害怕暴露真实的自我。也许正是不像领袖的人才是最好的领袖。

2008年为〈零八宪章〉征集签名的时候,晓波在Skype上找我签名。当时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是,〈零八宪章〉应该是制宪而不是修宪。晓波说这样写才能争取到更多的人签名,于是我同意签名。晓波被捕之后,国保问过我是谁找我签的〈零八宪章〉,我说是人在美国的刘路。2008年10月或者11月的一个星期日,晓波去三味书屋参加活动,那一天我却去了另一个地方参加活动,没能见到他。我想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见面。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他就被捕了;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2009年圣诞节是晓波开庭的日子,我知道国保可能会派人把我软禁在家,于是我一大早赶在他们还没来之前就从家里出来,坐地铁来到位于八宝山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结果刚出地铁站就被守在那里的国保抓住了。我被扣在警车里的时候,正好看到网友“花落去”从警车边上走过。他穿着一身有点像军人或者警察制服的衣服,大概是想打入敌人内部。我跟他打招呼,还把他手里拿的报纸要过来看。

开庭几天之前,美国的刘路自告奋勇帮我写了一个声明要陪刘晓波坐牢的〈自首宣言〉。坐在警车里的时候,国保问我这件事,我说其实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可以认;就像〈零八宪章〉初稿也不是晓波写的,但是他承担了责任……

被带回派出所后,被做了个笔录,然后被带到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几天,直到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的消息公布之后。

2010年夏天,刘晓波被送往锦州监狱服刑。就在北京最热的那一天,我和“总统”莫之许、王金波和“国父”王仲夏一起陪刘霞去锦州探监。莫之许之前说过,要向网友出售陪刘霞探监的特权。这让我联想到汤姆·沙耶向小伙伴们出售刷墙的特权……我、莫之许、王金波和刘霞从北京坐动车前往锦州,王仲夏从葫芦岛开车到锦州跟我们会合。

到了锦州之后,感觉锦州这地方除了监狱也没别的景点了,全市的老百姓都知道监狱在哪,就跟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天安门在哪一样。监狱附近有一块竖着的大石头,上面用十分漂亮的字体写着“锦州监狱”四个大字。我们来到监狱的一个关着的侧门前面,侧门上有繁体字写的“锦州监狱”四个字,给人一种文物古蹟的感觉。我们正好带了几件印有“08宪章”图案的T恤,就穿了在门前照相。还大喊了几声“刘晓波!”

监狱大墙旁边有几座楼,其中一座楼上面写着“1984”。我们想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王金波下车去拍照,可是他动作太慢,对着楼比划了半天,结果被保安抓住了。保安查看相机,发现里面有我们刚才穿“08宪章”T恤拍的照片……最后他们叫来警察,把我们带到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之后分别做笔录。感觉锦州的警察叔叔们业务不太精通:
问:“你们来干嘛?”
答:“探监。”
问:“看谁?”
答:“刘晓波。”
问:“他犯什么罪?”
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问:“……颠覆俩字怎么写?”
答:“……放着我给你写……”
……

问:“你们怎么来的?”
答:“坐火车。”
问:“……坐火车的坐字有没有广字头?”
答:“……我们自己‘做’了一列火车来的……”
……

他们还吓唬我:“……回头把他们几个送到新疆去,把你送到西藏去!”
……

大家都说不知道T恤是谁带来的,他们什么也没问出来。我想他们可能打过电话到北京,想让北京来人接我们回去。但是那天正好是北京最热的一天,北京国保懒得过来(不过锦州倒是比较凉快),于是他们先把我、刘霞和王仲夏放了(我们三个是北京户口)。又过了一会才把莫之许和王金波也放了。这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探监时间已过,我们只好留在锦州过夜,第二天再去探监。探监的时候,只有刘霞能见到晓波,我们其他人只能坐在接待大厅里等待。想起来,这可能是十年来离晓波最近的一次了。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那一年,中国由于各种问题,跟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关系都很僵。诺贝尔和平奖评奖结果出来之前不久,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公开表示,中国给委员会成员施加压力。这说明刘晓波获奖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获奖者揭晓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天天关注海外的一个赌博网站。该网站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赔率最初是1:6,后来是1:3,再后来是1:2,然后是4:5,最后网站认为评奖结果已经泄露,关闭了这一选项。你还可以赌其他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不能再赌刘晓波了。因为赌他的人太多,网站怕赔本。

10月7日晚上,我约了一些朋友在鼓楼附近的凤凰竹餐厅吃饭。大家决定明天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去玉渊潭南路刘霞家门口,另一部分人还在凤凰竹庆祝。

第二天,因为害怕被警察堵在家里,我又是一大早就出门了,在燕郊的一个朋友家躲了半天。中午时分我们进城。这时看到莫之许在推特上说警察现在还没有在“敏感人士”家门前上岗,刘晓波得奖大概没戏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正在西单图书大厦逛,看到网上说警察开始上岗了(他们得到消息太晚了,这个时候“敏感人士”们早就都跑出家门准备庆祝了。我们根据赌博网站就能猜出刘晓波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国保们居然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于是打车来到玉渊潭南路刘霞家门口。

玉渊潭南路9号院刘霞住的小区门口挤满了拿着长枪短炮的外媒。“总统”莫之许坐在附近的一家茶馆里,准备代替刘霞发表讲话。晓波获奖的消息传来,大家兴高采烈。有路人惊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骄傲地告诉他有中国人得诺贝尔奖了!刘霞被软禁在家,莫总统代替她发表演说,“国父”王仲夏和另一名网友李日飞站在他左右。莫之许身穿一件借来的黄色西装,说这是他二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然而他们三个表情都是一脸沉痛……

后来我们得知,别处有些朋友因为打横幅庆祝刘晓波获奖而被抓,凤凰竹的聚餐也被警察阻止了。不过刘霞家门口因为全是外媒,警察不敢动手。我们七八个人一起撤离的时候,有一个便衣一直跟着我们。我给旁边的人讲了个网上看来的笑话:“有一天,有两个人去打羣架,到了地方发现对方有很多人,自己这边就他们俩,于是逃跑。他俩跑得很快,对方追不上,只有一个人跑得快紧追不舍。那两个人跑着跑着,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咱们干嘛跑啊?’‘后面有很多人在追啊。’‘后面就一个人。’另一个人回头一看后面果然就一个人。于是他俩回头把那人打了一顿,又继续跑。”后面跟着我们的那个人一定是听到了,于是就不跟了。我们找到一个饭馆,吃饭庆祝。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国保已经等在我家楼下了。

接下来两个月时间里,我一直被软禁在家。去医院做手术(切除一个色素痣)的时候,他们都要派个协警穿上护工的衣服跟我一起进候诊室。在此期间有过几位网友来给我送饭送蛋糕。有关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问题,有人拟了一个领奖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单其实是企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名单上的人肯定是无法去领奖的,他们希望用这个名单来掩护另一些人出国领奖。然而这个图谋失败了,不仅名单上的人无法出国,就连某人的儿子和某人的太太之类八杆子打不著的人都被边控了。结果能够参加颁奖仪式的只有那些已经在国外不准备回国的人。澳大利亚的张鹤慈先生原本打算飞到北京和我们见面之后再飞往奥斯陆参加颁奖仪式,结果一到北京就被扣留。中国当局甚至不允许他从北京直接飞往奥斯陆。他只好返回澳大利亚后再飞往奥斯陆。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颁奖仪式之前,我被国保带到来广营的一个度假中心软禁。其间没什么事干,读刘慈欣的《三体》。有两名国保领导跟我谈话。一位女领导说她见过刘晓波,说刘晓波不听劝,还说去北师大了解过我的情况。鉴于刘晓波也是本校校友,不知道本校领导是什么心情。

出来之后,听说有几个小伙伴跑到我家楼下大喊我的名字,其中包括“国父”王仲夏。王仲夏那段时间躲藏在外面,警方想把他也软禁起来。于是他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打车离开的时候,呼家楼派出所派了七八辆警察去围捕他们,就跟抓抢银行的逃犯似的。他们都被带到呼家楼派出所。警察问他们来找我干嘛,一个男生说是来找我谈经济学的,一个女生说是来找我谈科幻小说的。警察问他们我到底是什么政治观点,答:“自由至上主义?”对方表示不懂。又答:“无政府主义?”对方表示还是不懂,说:“你就说她是不是想要西方民主就完了。”问完之后王仲夏也被带到一个宾馆软禁,另外两个小伙伴被送回自己家附近的派出所,然后释放。那位女生说,警察给她家长打电话说你女儿上访被抓了,她家长说我家有什么事要上访啊?

12月28日是刘晓波的生日,我们为他举办了一个本人不在场的生日晚会,有几十个人参加,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认识刘晓波。饭馆看我们带了个生日蛋糕,还送了一碗长寿面,我们不知道这碗面应该给谁吃。吃完饭到一个酒吧聊天,看手机说王仲夏出来了。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刘霞一直处于被软禁与外界失去联系的状态。刘晓波被捕之后我的任务就是陪刘霞吃喝,这时连吃喝都不行了。2012年的时候,我们想应该设法跟刘霞恢复联系,于是在她家附近做了很多侦查工作。刘霞住的玉渊潭南路9号院离旧的央视大楼不远,于是我们让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冒充央视某领导的二奶,带上链家地产的中介,说要在院里买房,想先看看房。打听到院里的房价是相当的昂贵。后来发现进出院子很容易(要混进这种院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拎着点菜市场买来的菜或者饭馆打包的剩菜,这样看上去一点都不可疑),我们就经常来此侦查。2012年7月21日北京大暴雨马路上淹死人那天,我们也在刘霞家附近侦查。胡佳、郝建、崔卫平等人都参加过行动。刘霞家楼道里搭著简易床,大概是给看守她的保安睡的。单元门对面有一座白色简易房,安著单面玻璃,从外面完全看不到里边的任何情况,不过时不时会有保安从里面出来。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小伙伴还趁楼下看守刘霞的保安不注意,坐在保安的椅子上拍了张照。还有一次发现看守刘霞的保安养了只大鹅。郝建老师很有意思,他当着路人的面大喊,说我们应该像电影里的革命党一样假装恋人接吻。我们觉得他电影看多了。他是电影学院的教授,肯定是电影看多了。

我们设法用激光笔跟刘霞取得了联系。拿激光笔在她家窗户上打个光点(看守她的保安一般待在楼的另一面和楼道里,看不见我们),刘霞如果在家,就会打开窗户跟我们聊天。12月7日,美联社记者成功进入刘霞家。第二天,我们发现她家后面玉渊潭引水渠旁边那条路上停了一排没熄火的汽车,目测里面坐的不是记者就是警察。

12月28日刘晓波生日那天晚上,我跟徐友渔、郝建、胡佳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在刘霞家附近的一个饭馆吃饭。吃完后大家一起来到刘霞家楼下,在窗户下面说服刘霞等会儿帮我们打开门禁系统,这样我们就能上去看她了。那天下著大雪,刘霞家楼道里只有一个保安。大家轻而易举就把保安推开冲了上去。一个朋友负责在楼下缠住保安,我怕他吃亏就在楼下看着他和保安纠缠,所以我们两个没有上楼。刘霞从窗口扔了一块巧克力给我。

大伙下来之后,增援的保安也到了。我们和他们在楼下对峙。保安头子不让我们离开,说要叫警察。徐友渔老师说你们要不怕明天上CNN就叫。保安头子说上联合国也不怕。我说别指著领导给你们撑腰,一旦出事你们就是临时工。大概保安头子一想也是,于是徐友渔老师说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再阻拦。我们分散开来各自回家。我们这一伙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分散开来等于没有任何特征。我猜他们还是叫了警察,有警车朝我开来的时候我迎面走去,警车没有停下来。

第二天市局的两位国保来了解情况。他们问我们昨天是不是喝酒了。我想昨天我们八个人一共喝了两瓶啤酒,实在是喝多了(其实那两瓶啤酒都是一个人喝的,其他人只喝了些可乐和豆浆一类的)。

后来听说刘霞能见到一些朋友,她家的电话也能打通了,因此我们就没有再次尝试。

2017年6月26日,我在一个羣里看到看到刘晓波患肝癌晚期的消息,十分震惊。6月28日,我和一个小伙伴坐火车来到沈阳。车上看到《环球时报》时报总编胡锡进的大作《患肝癌的刘晓波保外就医刍议》,感觉胡编真是太拼了。

中午时分到达沈阳。沈阳火车站、我们住的酒店和刘晓波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之间都只有一两公里的距离。吃完午饭我们就去了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东三省最大的医院,人山人海。网上说刘晓波所在的一号楼23层是开放式病房,只要有门禁卡就可以随意进出,也没人看守,刘晓波不太可能在这里。倒是三号楼大厅里有大批保安,连接三号楼和四号楼的空中走廊里也坐着保安。据说三号楼有电梯直通楼上的高干病房。我们觉得刘晓波更有可能是在这里,但我们无法接近他。这可能也是十年来我们离他最近的一次(不知道跟在锦州监狱的时候比哪次离他更近)。

晚上吃饭的时候,国保打来电话,大意是他不想来接我回去,让我明天自己回去。第二天我们顺便参观了辽宁省博物馆和科学技术馆,晚上11点才回到北京。

又过了几天,我见到从香港回来的曾金燕,她想找几个人一起去沈阳。因为国保不让我再去沈阳,我帮她找了吴强还有另一个人。7月12号那天,他们租了辆车从北京开到沈阳。

两周前我们在沈阳的时候,酒店空空荡荡。这次他们再去的时候,医院周围的酒店朝向医院一侧的房间全都被当局包下来了,每个房间的门都是开着的,估计住的全是武警之类的。东三省经济崩溃已经持续多年,沈阳的酒店大概很久没有这样爆满过了。酒店里不是便衣就是记者,曾金燕和吴强一到就被记者抓住采访了。他们还听到酒店前台打电话通知工作人员,赶紧去阻止记者进客房拍摄医院。为了躲便衣他们换了好几家酒店。

沈阳街头也成了战场:医院附近的街上停满了警车。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东三省最大的医院,不可能封闭起来不让人看病。东三省经济崩溃,除了公务员之外没什么人有工作,因此街上闲人很多。再加上当地估计从来就没见过这阵仗,武警什么的大概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事。因此造成了大批羣众围观。据说7月13日晚上沈阳街头无差别抓人。

曾金燕和吴强因为被记者抓住采访,怕节目播出后在沈阳待不下去,因此7月13日傍晚开车离开沈阳。另外一名朋友继续留在沈阳。7月13日晚,大家每天关注的沈阳市司法局网站发布了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有人观察到有殡仪馆车辆驶离医院。当时沈阳暴雨倾盆,正在开车返回北京路上的曾金燕和吴强不得不在葫芦岛暂避。

同一时间,北京雷电大作,却没有下一滴雨。我心情大坏,跟小伙伴们聚在一家营业到凌晨三点的餐馆里。餐馆关门后,我们到7-11买了烟、伏特加和可乐(晓波抽烟但是不爱喝酒,更爱喝可乐),在附近的一个路口为晓波举行了一个仪式。

晓波去世后,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刘霞何时能够获得自由。早就听说中国当局答应今年三月两会之后让刘霞出国,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7月10日,忽然从刘霞弟弟刘晖的微信朋友圈中得知刘霞离开中国前往德国的消息。就在前一天,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在谈刘霞什么时候能够出国的问题。

希望她在国外能够得到自由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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