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9
我生来就是个流亡者
我会三种语言
当我歌唱时
我用母语
我的额头烙印着一个R字（注：Refugee，难民，以R字开头）
要用博意读作
RANGZEN 独立
自由，意味着RANGZEN
2014年3月，喜马拉雅山脚的达兰萨拉仍寒风刺骨，崎岖的山径上蓝色的虞美人绽放著梦的釉彩。那位头戴红布条，脸庞如冰雪雕刻般坚毅的男子匆匆向我走来，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多么嘈杂的人群中，谁都能一眼认出他。
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她）独异的气质、语言、力量如渗透时光的黑色沼泽。那红布带，是母亲分娩时赐予他的宿命的胎记，他生来就是个流亡者，如果他不能回到自由的故乡，他不会摘下红布带。
“如果问我从哪里来，我将永远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真正属于过什么地方，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家”（《我这种流亡》）。
61年前，他的父母和其他八万达赖喇嘛尊者的子民一样，于突如其来的战乱中，扶老携幼匆匆离开了正在耕作的土地，喂养的牲畜、柴火上煮的奶茶、甚至来不及带上一捧故乡的热土，就成为失去家园的流亡者。很多人倒薨于炎热、疾病，再也爬不起来。
他生于公路建筑的简陋帐篷里，劳累与饥寒的母亲，甚至记不住他的出生年月。他的父亲以为很快就能回家，“图博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其他，都不过是人生的临时寄居所，每逢雨季，宁愿动员全家大小用锅碗瓢盆去接漏雨，甚至没有想到使用好一点的建材修理屋顶，–奥德修斯和他的士兵流亡十年终于踏上返乡之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历经四十多年的艰难跋涉，尽管他在就要到达迦南之时死去，但以色列人终于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而今的博巴（西藏人）已经有十几万人规模，长达61年的现代流亡，仍未走到终点，其艰困与苦难史上罕见。
我们聚集在那间铁皮屋顶的屋子里，小煤气炉上“滋滋”地烧着红茶，他盘坐在他的王国中央-床上尽是书籍、手稿、和他手工制作的毛边本诗集，一美元一本，这是他仅有的收入源，用以购买充饥的馕饼和长途汽车票。
第一代流亡博巴老人死了，年轻人不懂图博的传统葬礼仪式；一出生就在“自由”像空气一样自然的世界里长大的下一代，为融入所在国的生活而挣扎 ，祖先的语言、祖先的故土祖先的一切，已经越来越遥远，“What’s in a name ？” （名字究竟算什么？）似乎在所谓“世界公民”、“地球人”的政治正确的大潮汐中，成为一只难以孵出幼雏的石鸟。
他背负着他的诗集，像苦行僧甘地一样，走遍印度博巴居住的地区，朗诵，疾呼，唤起无根漂泊的流亡者第二代，第三代祖先的记忆，自由的珍贵。
他的声音如砂砾上燃烧着的寂静的火焰。
三十九年的流亡，
未曾有哪个民族支持我们，
未曾见过哪个有血性的民族！
我们是这里的难民
一群失去祖国的人。
不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
……
在每一个检查岗口。
我是一个“印度博巴”，
我的身份证，
我必须每年更换一次，
鞠躬一次，
一个在印度出生的外国人，
我不止是一个外国人，
除了我多褶皱的博巴面孔。
“尼泊尔人”？“泰国人”？“日本人”？
“中国人”？“那加人”？“曼尼普尔人”？
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你是，一位博巴”？
我是博巴，
但我并非来自图博，
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常偷偷地跑到拉达克（Ladakh）的山丘上远眺，终于在大学毕业那年，忍不住岩浆般的热血–仅仅只为看一眼母亲的大地–他独自一人翻越拉达克的残雪的山隘口，徒步走向故土。入境仅仅只有几天，他就被牧羊的同胞出卖。
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关于图博地位问题的“五点计画”之后，至1989年，图博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当局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同时祭出重赏奖励相互监控与告密，正如图博女诗人唯色的长诗《图博特的秘密》中写道的：“背叛与出卖，在窥探和窃窃私语中悄悄进行，干得越多，越能够得到丰厚的赏赐”；有人说：“博巴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
他被逮捕，关入拉萨的监狱，在监狱里，在凌辱与折磨下，他终于与其他“政治犯”得以心心相印的交流–没有笔，有人在放风时递给他一种小药片似的东西，用这种小药片，指甲或小钉子在黄色的布或者纸上能掐出红色印迹的字—而红字–正是那个党的象征，他们以此躲过看守的突然袭击。 三个月后，他被以“非法入境者”罪名赶出他世世代代的家乡。
“是否憎恨过出卖你的同胞，如果有把枪，是否想立即毙掉那迫害博巴的加米（汉人）？”我问。“不，从不。他们（境内的博巴）与我们，手心手背血脉相连，同为一体。加米（汉人）给我们造成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1989年天安门运动改变了我对加米（汉人）的认识”。
他那茶色墨镜背后的目光里，流淌著一条泛光的河。
2001年，他的英文散文《我这种流亡》（My kind of Exile》获全印度“Outlook-Picador”非小说类文学奖。他出版了多种诗文集，并有其他语种的翻译版本。
三月，是在达兰萨拉与他一期一会的佳期。
但他被“消音”的蛰伏期，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印度警方援用一条刑事法令，将他画地为牢–不允许他离开达兰萨拉。同时由于他“激进”的思想，走“中间道路”的流亡政府有时也不待见他。而他始终认为“中间道路”是一条迫不得已的智慧策略，因为他和他的“激进”伙伴挺身匍匐在前方，后方才可能走“中间道路”。
几乎任何抗议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他无数次被捕，被打，无数次出庭（印度的法庭效率之低真是折磨人）他唯一拥有的武器是，思想，身体和热情。所有的“抗议，只是为了凸显异议”。没有人，生来就是被打败的。
去年夏天，几经周折，他终于收到了我翻译的日文版诗文集《一个人一支侦察队》，（他的作品选集。与田岛女史合译。书肆侃侃房出版，2019年），刘毅的黑白油画为封面，唯色的序《你我流亡的命运》。
他的名字叫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一个战斗的非暴力诗人。
刘燕子——中日双语作家，日本国立大学教师。中文著作：《你也是神的一支铅笔》、《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译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台湾八旗出版社）等等。日文译著：《中国底层访谈录》、《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西藏的秘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刘晓波传》等……
来源：r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