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列宁之争(五)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第七节《苏维埃共和国》中写道:

“……在充分民主的普选制之下,一切阶级和利益(集团)都按其力量大小而在立法议会里有其代表。任何阶级和政党都能对任何法案进行最自由的批评,指出这个法案的缺陷,而且还能显示在居民中间存在的反对力量的大小。在苏维埃里,一切反对的批评都被排除,法律的缺陷也不容易暴露出来。而关于居民中间将会对它进行的反对,起先也完全无从知悉。直到后来,当法律已经颁布时,才出现批评和反对。法律的缺陷不是在讨论中,而是在执行中暴露出来。因此,苏维埃政府甚至对重要的法律,也不得已而用补充规定和放宽实施,使之面目全非,使那些刚刚从前门庄严地拋出去的东西又从后门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过: 与普选制不同,以职业为基础的选举制具有一种使参加者眼光狭小的倾向。这一切竟然会比普选制、竟然会比那种按实力对比关系参加议会的各政党之间的自由讨论更能促成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很可怀疑的。

“而在苏维埃宪法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同这种无痛苦性一样值得怀疑。专政一一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这是否就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考茨基上述论述是针对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宣称,任何根据普选制选出的,也就是说由群众选出的立宪会议根本就是没有用处的。列宁说: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列宁在1918年4月28日的演说里把苏维埃组织称之为 “更高级的民主类型”,称之同 “被资产阶级歪曲” 的民主完全决裂。“对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由。”

但是考茨基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 “但是人们一向把民主理解为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被法律赋予特权的诸阶层,总是享有行动自由的。但是这并不被称为民主。

“苏维埃共和国据说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唯一 ‘能够促成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 组织。社会主义仿佛应该从这里开始: 就是使那些没有代表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居民阶层都成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人。”

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专横地排除异己的做法进行了理性的批评,他指出: “这就把整个反对派都宣布为被剝夺公民权者”。 “因此,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享有政治权利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人们的圈子愈来愈缩小了。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专政。然而在一个时期内,它也许还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今天则甚至连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了。”

考茨基继续置疑道: “……今天,内战已经把俄国弄得四分五裂。但是,难道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九个月来的这种结果就构成了证据,足以证明苏维埃组织是最适合于俄国的组织,并且是能实现最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吗?”

考茨基接下来在第八节《实际事例的教育》中用列举实际事例的方式对上述问题做了否定回答。

考茨基指出: “我们可以通俗地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的内容: 人人都有自由和面包。这就是群众所期望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所以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自由的重要性不亚于面包。即使是生活小康者,甚至富裕阶级,也曾为自由而进行斗争,并且为了他们的信念而往往在财物和鲜血方面付出最重大的牺牲。对自由、对自决的需要,正如对食物的需要那样,是出于人的本性的。

“社会民主党迄今一向对人民群众进行这样的实际事例的教育: 即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屈不挠地维护一切被压迫者的自由的; 这些被压迫者中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还有妇女、受迫害的宗教和种族、犹太人、黑人、中国人等等。由于这种实例教育,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就远远超出工资劳动者的圈子之外。

“而现在,一旦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这种实例的教育竟然立即就被与它背道而驰的实例教育所排挤掉了。它的第一批措施居然就是废除普选制和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剝夺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因为,关键问题在于要用专政来代替民主一一这一点必须反复地予以指出。……

“至于一切小商人、手工业者、中农、较富裕农民、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剝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立即就由于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而干脆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即使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样,那些因为社会主义为人人谋自由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会因此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这种做法不可能把任何迄今为止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争取过来。它只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数目增多。

“但是当然,社会主义确实不仅许诺了自由,而且还许诺了面包。这似乎应该使那些被CP专政剝夺了自由的人们感到宽慰。

“有了面包和娱乐就能忘记丧失自由之痛的人,不是最好的群众。但是,毫无疑问,物质福利可以把许多以前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或由于CP的剥夺权利的政策而同CP疏远了的人们引向共产主义。不过这种福利必须真正来到,而且要迅速来到一一不是作为未来的希望,如果这种福利要发挥实际事例教育的效果的话。

“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种福利呢?专政的必要性是以这个条件为前提的: 即居民的少数派已夺得国家政权。这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少数派。而无产者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人数,在正常的时期,无产者只能运用这种武器来发挥影响,而且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作为少数派,无产者只有靠诸种反常情况的巧合,也即靠那种使政权崩溃、使国家衰微贫困的灾难,才能取得国家政权。

“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一一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一一才会成为可能。用荒唐的政策一一比如毫无结果的内战一一来消耗这种财富的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极其迅速地扩大各阶层福利的有利的起点。

“如果作为已破产的国家政权的继承者而出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是一个专政的政权,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恶劣,因为内战会成为它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物质资料方面所残剩下来的,将由于无政府状态而消耗殆尽。

“归根到底,为人人谋福利,就意味着要不断发展生产。摧毁资本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存在,否则,生产过程将告中断,从而引起普遍的贫困,这种贫困是现代无产者所十分害怕的,因为它会成为普遍失业。

“只有在无产阶级在合作社的、工会的和城市的自治方面、在参加国家立法和政府监督方面受过了训练而且许多知识分子愿意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在凡是资本主义在新条件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一切地方,立即无间断地替代资本主义。

“在一个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会具有这种成熟性。

“因此,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推断: 凡是在无产阶级只能靠那种与民主相反的专政来维持国家政权的一切地方,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困难就会如此巨大,以至于看来专政根本不可能迅速实现普遍福利,并且也根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使那些被专政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民群众同这个暴力政权相和解。

“事实上,我们看到,苏维埃共和国在存在九个月之后,不但没有造成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

考茨基不愧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真传弟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透彻而又合乎情理的。他的上述论述逻辑清晰,论据有力,论证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一百年过去了,考茨基上述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与发展生产力关系的论述很有现实意义。苏维埃政权当时认识不到专政对生产力的破坏,根本原因在于害怕失去少数寡头的统治权力。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也承认 “战争使国民经济解体”,恢复经济“缺乏技术力量和无产阶级本身缺乏教育”,“缺乏组织经验”,但又因果倒置地将困难的原因归咎于 “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怠工破坏”,“旧军官们、将军们和资产阶级的不断的、反革命的武装和非武装叛乱”,甚至是 “资本家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的政策” 所致。而布尔什维克却成了受难受害者似的。他们也不想想,用残暴的手段所建立的社会能是伊甸园吗?布尔什维克宣称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充满血腥味儿呢?

考茨基因此指出:“……现在有的是这样一种人所共知的实际事例教育:它使人们有必要就下面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争论:即本来应该被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目前还无法显示出来?难道这就会使那些迄今为止还反对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用实际成果来使之信服的人因而就回心转意了吗?”

……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要回过来再谈谈民主,民主迫使我们力求在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先用最有力的宣传来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拒绝专政的方法,这种方法用暴力的实际事例来代替说服工作。

“这并不是说,在实现社会主义们过程中,实际事例的教育不能有任何作为。相反,在这方面,这种教育能够而且一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不是通过专政来进行这种教育。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很不同的阶段。一个国家愈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愈是民主,那么它就愈接近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愈发达,那么它的生产力就愈高,财富就愈多,劳动就愈社会化,无产阶级人数也就愈多。而且,一个国家愈民主,它的无产阶级就组织得愈好,愈有训练。民主有时也会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民主是促使无产阶级达到它取得政权和实现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成熟程度的必不可缺的手段。在任何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方面愈是先进,那么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冲突中不但能暂时取得胜利而且还能保持胜利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一国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它就会在那里发现,已经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来使经济立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并且立即增进普遍的福利。”

……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时刻估计得很遥远。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权力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的团结问题。但是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应该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考茨基接着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的一句话: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一一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一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考茨基接着无奈而又沉痛地写道: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尽管许多次援引马克思的话,但是似乎完全忘记了以上的这句话,因为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他们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会主义 ‘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

“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写道:

“马克思的理论假设在俄国长期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它很难被接受,因为它是同俄国的精神世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而当它开始在实践中受到检验的时候,则什么也没有产生,只产生了列宁主义一一斯大林主义。

“还在俄国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时期,它就受到了很有说服力的批判。它在半封建落后国家条件下的可行性尤其令人怀疑。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命题,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当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冲去下发生爆炸的时候才会实现。俄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它仅仅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如果付诸实践,可以把国家引向革命。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而加以抛弃。于是就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列宁得以组织自己的党,这个党扫除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取得了政权。”

“对历史的自然化进程的破坏,变成了俄国的灾难。”

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这个怪胎存活了74年才寿终正寝。但布尔什维克主义至今仍在地球上某些地方苟延残喘。现代极权专制主义并非后继无人,列宁的徒子徒孙大有人在。尽管历史已证实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是 “十足的畸形儿”,但仍有抱残守缺者视之为瑰宝,令人厌恶。 “以俄为师” 使吾国吾民深受其害,偏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久矣!一百年了,遥望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兴衰,“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5)

苏联有一个小偷刑满被释放了。在外面呆了几天,觉得还不如在监狱里好,想回去又没什么办法,就到一个老头那里讨主意。老头说: “这个好办,明天你到街上去对警察说 ‘勃列日涅夫是笨蛋’!警察就会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 第二天,小偷冲着一个警察喊: “勃列日涅夫是笨蛋” ! 喊了几次,警察都无动于衷。小偷奇怪地问道: “你怎么不把我抓起来呀?” 警察说: “我只抓胡说八道的人。”

于是,小偷又去找老头,老头又出了个主意。他对小偷说: “某地正召开一个党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你到会上坦白,说你是小偷,事情就成了。” 小偷找到地方,进了会场大声说: “我是一个小偷!” 会议主持人问: “你偷了多少钱?” 小偷随口答道: “五百卢布。”主持人说: “出去!出去!我们都比你多。偷了五百卢布没资格来这里开会。”

小偷无以为生,急着想回监狱,又去找老头。这回老头让他到党的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去喊 “希特勒万岁”!小偷如此这般做了,会议上的人却一齐向他鼓掌说: “欢迎!欢迎!原来你是我们的人啊!”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25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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