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论社会民主主义（二）
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盟在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情况下，不得不是一个秘密的组织。的确，在开始时它是一个秘密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有必要赋予领导上以独裁的权力。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愿接受这个权力。他们参加同盟，只是在它不再是一个阴谋团体之后，虽然由于当时缺乏结社的一切自由，它不得不仍然保持为一个秘密组织。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经作过如下说明:
“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1864年的第一国际，也像它的前身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被迫在有些国家中保持为秘密的组织。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反对如马志尼所要求的那样，把国际变为阴谋组织的企图。马克思说服了马志尼。所以，第一国际不是按独裁形式，而是按民主形式组织的。……在德国，组织的独裁形式终于让位于民主形式。
然而，凡是组织不得不采取秘密形式的地方，在群众还没有掌握他们自己的运动，而政治组织不是被看作教育无产阶级走上独立的手段，而是被看作一举取得政权的手段，那么，那里就继续出现搞阴谋组织的要求，组织内的领导者具有无限的权力，而成员们却只能盲目地服从。因此，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起义或政变被引到了最注意的地位; 随着这一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想一起带到党组织中来的，就是不求提高群众的知识和经济水平，只求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群众仅仅被看作是炮灰，没有独立思考和自己的意志，越是服从命令，就越容易加以利用。
（考茨基坚决反对搞秘密组织是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来实现个人野心。野心家一心想把群众当 “炮灰”，用起义或政变方式迅速夺取政权，所以一心要搞个人独裁统治。列宁就是这么干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主组织。但是，列宁不久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他开始为党中央机关要求愈来愈大的权力，同时不断地限制党员的权利。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小册子（1904年）中甚至肯定地说:
“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
我现在把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第22年卷第二期）对列宁的批评引在下面。她说:
“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以盲目服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使关于党的组织和活动的一切事情，甚至在最微末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一个中央的权力；这个中央权力思考一切，关注每一件事情，决定每一件事情，并把党中从周围革命的环境隔离开来，——如列宁所要求的——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企图把搞布朗基主义阴谋活动的那些工人团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中来。”
“列宁的思想主要是要助长对党的活动的控制，而非其发展; 要扶植对运动的限制，而非其增长; 对运动的扼杀，而非其团结和扩大。”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列宁主义从其一开始时起所有的特征。
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已经发现，党内独裁所能做到的，只是阻碍和窒息工人知识的发展。只有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工人才可能自愿地承认运动的某个领袖的独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教育工人独立思考和行动，比那些领袖取得权力还远为重要。
因为这个理由，罗莎.卢森堡早在1904年就已经看到，列宁主义是妨碍工人阶级向上发展的一个因素。自然，她当时还不能预见到列宁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破坏影响。
（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从1904年到1918年，延续了十多年，其中重要的三篇文章我已在前面有所论述。这里摘录的两段，内容仍是抨击列宁在党内无限集权，将党组织当作个人独裁的工具，而不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团体。考茨基又一次强调教育工人阶级 “独立思考” 而不是盲目服从，足以见其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导师的头脑。）
同时，列宁主义除了扼杀和窒息工人运动这一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有害的因素，这从其开始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像一神教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神。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别的神存在。党内如果有人不相信他的神明不谬，就会引起他的剧烈的憎恨。列宁要求全体工人阶级都温顺地服从他的领导。党内如果有人对别的领导表示更大的信赖的倾向，或者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就会被列宁认为是死敌，要用一切手段和他们进行斗争。
因此，正像任何要成为一个党的独裁者的人一样，要列宁和那些意见上偶然与他有些分歧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他和那些品质好的、具有独立思考的同志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一起工作一个时期，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独裁在党的机构内掌握了权力，那个机构就必然在精神上堕落下去。因为独裁势必使最优秀的分子或者堕落下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党。
党内独裁一开始就会带来党内的分裂的观念。就独裁的性质来说，这是很明显的。独裁者不但不愿意把他的组织和别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合并组成一个更高的总机构，甚至也不想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暂时的合作。
列宁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开始显现的时候，就使这个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党的知识上的贫乏，工人的知识发展受到阻碍，工人阶级因长期内部冲突而引起的虚弱——这些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内独裁甚至在1917年俄国革命以前就已产生的后果。
这次革命在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上都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仔细研读《共产党宣言》人们可以得结论，它是共产党人的宣言，而不是共产党组织的宣言。在有关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问题上，正本清源，应该从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丹尼尔.本赛德的有关论述中找到依据。
本赛德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第七章《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绝非组织的盲目崇拜者？》中指出: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党’）在19世纪中叶所具有的含义，即一种思想流派在斗争中的表态; 它经常与一部刊物的发表联系起来，并非严格定义的一种组织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 ‘党’ 是一种过渡形态。过渡的一端是秘密社团或者地下运动，如邦纳罗蒂的烧炭党和布朗基的四季社，而另一端则是1914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蓝本的现代政党。
“大工业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工人社会运动，而 ‘党’ 这种中间形态正是随着工人社会运动的诞生而诞生的……
“工人阶级的这一形成过程延续了半个世纪，从1830年革命直到1889年第二国际的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正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恩格斯写道: “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密谋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等基本生存条件。……这是一个 ‘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
“我们至少可以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战友绝非组织的盲目崇拜者。他们两次毫不犹豫地解散了自己曾经努力创建的组织: 1852年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74年解散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同盟仅仅存在了几年时间，第一国际则存在了十几年。”
看到上述本赛德的论述，再回顾考茨基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就会使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工人阶级的党应该是一个用以达到社会主义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用以赢得政治权力的工具。如果我们对此还不清楚明了，那么，本赛德的以下论述可以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心明眼亮。）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 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这是《共产党宣言》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倒不如说是在这场阶级的全面运动中的一个分支更为贴切。……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的定义，没有任何 “特殊的原则” 或学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由正义者同盟演化而来，于1847年秋委托布鲁塞尔的这两位流亡者（马、恩）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但这个同盟最终仅仅是昙花一现，……从1851年起，随着革命大潮的回落，尤其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发生，恩格斯强调，要与 “党内的蠢驴” 与 “所谓革命党” 的所作所为决裂。这个所谓的革命政党已经在失败中变成了 “诽谤和下流的学校”。
马克思在1860年写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 “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 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8年了。” “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 ‘党’ 就是指8年前便已解散的 ‘同盟’，或是12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涉及到对 “党” 这个概念的双重运用。从这个词“寿命短促” 的意义上来说，党是在某种局势下，有着特定目标的组织; 而从这个词的 “伟大历史意义” 上来说，党使自己与工人阶级自身的历史性运动合为一体，它超越了那些历史片段以及不同经济形式下的组织产物。……
……当一个昙花一现的 “党” 变成行尸走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毫不犹豫地从中退出。他们便也因此而倾向于担起那个历史意义上的党的绝无仅有的守护人的角色。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 “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 ‘党’ 吗？对于厌弃名望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名望时就对自己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内从来不寻求什么权威或权力，这与列宁嗜权如命，大搞个人独断专行毫不相同。从以上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盲目崇拜组织，关键在于担心 “一个昙花一现的 ‘党’ 变成行尸走肉”，更不愿让一群 “蠢驴” 对他们 “发誓”。“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 ‘党’ 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 “党组织”的淡泊是明智的。而列宁深谙现代政党组织对于谋取个人权力的重要作用，积极投身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活动，其目的第一是结党营私，第二是结党营私，第三还是结党营私！
德国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其《政党: 现代民主制的寡头政治倾向之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一种普适的社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集体性组织机构的形式都是出于劳动分工的需要，而一旦这一机构稳固起来，它便会形成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更有甚者，发挥着特殊功能的社会阶层逐步走向独立，并为自己建立起维护这种特殊利益的机构。最终，他们逐步转化为一个特殊的阶级。”
米歇尔斯的这本著作出版于1926年，尽管米歇尔斯没有具体点明是哪里出现了 “寡头统治”，出现了 “维护这种特殊利益的机构” 并 “逐步转化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但它的源头是 “组织”，这一名词应该是布尔什维克的专用语。
本赛德最后指出: “在列宁看来，政党不再是一种随着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而出现或消失的间歇性形式，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必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党的概念是不完全显性存在的组织，是历史性长征的侦察队，是无产阶级的指路人；而在列宁看来，党则是长期存在的战略组织。”
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列宁主义的。）
列宁让党长期存在本身并无对错之分，问题在于长期存在的这个东西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东东？布尔什维克消灭了千百万“人民的敌人”，那他们能给俄国人民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吗？如果消灭了破坏人民幸福生活的敌人后，果真使人民过上了物质、精神都很充实的生活，那就证明他们 “消灭敌人” 之举是正确的；反之亦然。
布尔什维克是在 “和平、土地、面包” 三个口号的宣示下取得十月革命的成功的。他们上台后是怎样兑现这些承诺的呢？首先，1918年3月初与处于战争状态的德国签署了 “布列斯特和约”。代价是苏维埃俄国失去了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600万的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丧失了27%的可耕地，26%的铁路，73%的钢铁冶炼，89%的煤矿开采，丢掉了1073家机械加工厂。俄国要支付战争赔款60亿卢布。此外，还有一项秘密的补充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苏维埃政府要向德国支付50亿马克的款项。第一笔支付款15亿马克（其中包括245564公斤黄金和5.45亿纸币），签约后立即支付。第二笔数额大体相等的款项应在9月10日支付。其他的四笔将在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12月31日支付。这四笔每笔都是50676公斤黄金和1.11亿纸币。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必须向德国提供价值10亿马克的商品和粮食，期限是从1918年11月15日至1920年3月31日。
看！这就是十月武装起义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公布的第一个法令《和平法令》实行的结果。而当时这个 “和平” 的含义归结为一句话: “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实际上，丧权辱国，莫甚于此。但是，列宁当时说得很清楚: 签订和约 “决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而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对列宁来说，保住布尔什维克政府高于一切，布尔什维克政权就是社会主义。为了这个最高利益，屈辱条件可以接受，国土可以放弃，巨额赔款可以支付。一句话，“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列宁大声疾呼: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是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
于是，向德国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以求和平，腾出手来镇压反布尔什维克活动就成了列宁同志的不二选择。外战停止了，内战开始了。对于俄国人民来说，和平并没有降临。
那么，土地和面包呢？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9）
甲: 莫斯科哪个建筑物最高，从哪儿可以看得最远呢？
乙: 那当然是莫斯科电视塔，高达537米，从那儿可以俯瞰全莫斯科。
甲: 你错了。莫斯科最高的地方应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从那儿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家家户户人们的活动。
荀路 2018年9月初稿
2020年5月2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