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从讨论社会分工出发，分析毛泽东的错误，建议废除终身制。
一、思想理论的重要性
过去二十年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在党的领导中产生一系列重大的失误偏差和错误，这些错误都是起源于一定的思想或理论。
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至今已经四年多时间了。在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拔乱反正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进展并不算很快，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前更是比较缓慢，甚至又走了一段新的弯路，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积重难返，另外思想理论上没有进行全面的拔乱反正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因。一些错误的思想理论还束缚着一部分干部的头脑，这就必然要影响行动。
理论工作，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在十年动乱中，伪科学风靡一时，谬论、偏见和迷信取代了社会科学。
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任何社会变革和重大的社会行为都必须思想理论先行。在自然科学方面原子弹的制造，人造卫星的上天也都是很早就开始了理论准备工作。爱因斯坦在本世纪初就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及能量转换公式，为制造原子弹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45年终于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关于这方理论，在上个世纪已经提出来，而且计算出了第一宇宙速度，即发射人造卫星的最低速度。
采取重大社会行动的一般步骤是：
在经济建设中的步骤和程序是：
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在前人和自己大量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这些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则表现为一定的思想理论，所以我们在做重大行动之前必须做理论准备，思想先行，要重视行动时的程序。“文化革命”提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案，结果造成极大的物力人力的浪费。
在政治领域特别要重视思想理论先行，否则会产生盲动，造成失误和偏差。民主革命阶段，因为我们思想理论准备不足而犯了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犯了延续时间更长，影响面更大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仍是思想理论准备不足。惨痛的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确立，并被普遍接受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不但需要总结大量实践经验，继承前人思想成果，而且还需要有一个艰苦的思想过程需要有一个艰苦的思考过程，需要有检验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尽早地在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上进探讨和准备。要重视理论工作，重视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关系。
二、现代社会与分工
现代社会必须是一个分工的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和前提是分工，只有发展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由于我国封统治时间特别长，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至今仍存在着分工不足的现象，有的学科，有的行业，有的工种，至今还没有分离出来。在我国小生产思想，极左思想，封建主义的影响还严重的阻碍着社会自然分工的发展。再加上领导的瞎指挥、官僚主义、体制上的不合理，造成我国某些分工发育不全，比例不当，和某些分工的萎缩，出现了一些畸形发展，和异化现象。
为了完善具体的分工，必须明确职责权限，要使每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使他们争取成为分工中的尖子，希望培养更多的能工巧匠，专家名人。
为了完善发展我国的分工，从宏观方面来看，必须恢复过去已有的分工，如恢复律师制度，法律学科，社会学研究等，在经济方面如恢复货栈等。其次，还要弥补缺陷，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的分工，对我国又有必要，就应该有指导的逐步建立起来。再者还要以历史来看，展望将来，指明必须大力发展某种分工。对我国来说在一段时间还要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还要特别注意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分工。
三、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分工
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每个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然也思考一些问题，他们既创造物质劳动成果，也创造精神成果，但两者效率都很低，特别是精神成果的创造更是微乎其微。那时人类的进步十分缓慢。
现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大概有五千年左右，只占人类整个一百万年历史的千分之五左右，而在这段时间人类社会突飞猛进，创造了光辉灿烂物质和财富，其成果是前期的千万倍。但是在这段时期之前人类历史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却是愚昧时期，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时期，在这段时间所以发展缓慢是和没有形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有关，分工影响科学的发展，缺少科学思想的指导就只能在黑暗中探索，当然分工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的水平，但是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认识分工的重要，分工出现的早晚，对社会的进步却起着很大的作用，当脑力劳动被分化出来以后，就能促进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分工，决策研究和决策行动的分工是一种重要的分工。理论工作主要是一种探索性、探讨性的工作。如研究人员的工作，顾问的工作，设计工作等。他们主要创造精神成果，表现为某种思想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或计划方案。而实际工作则是和一些具体、实际行动具体实践有关的工作。在工程界有工程理论研究者和施工工程师的分工，在经济界有经济政策研究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的分工，在政治界有政治科学家和政治家的分工。
四、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比较
理论工作/实际工作
理论工作追求真理性和科学性/实际工作强调实用、实干和现实，是重“实”工作
讲严肃性/讲灵活性
重视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重视特殊性、偶然性
成果能在更大的范围，很长的时间起作用/成果往往在某一局部或段时间起作用
更多着眼于战略/更多着眼于战术
效果和影响多年之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效果和影响很快就会反映出来
需要长期的探讨/需要及时的处理
要冷静思考/要当机立断
理论工作着重从整体、从本质、从历史发展、从内部规律来研究问题，如哲学、数学研究，决策研究等/实际工作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具体条件来进行工作，如厂长、经理，生产队长等的工作。
理论思维受空间、时间条件限制较少，要求更大的自由/实际工作必须受时间条件，上下左右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理论思考要求摆脱多数人的偏见，甚至蔑视多数人的成见/实际工作中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理论要有敢于和传统习惯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实际工作必须尊重多数人的传统和习惯。
理论工作贵于能够反对流行的错误观点和迷信思想/实际工作贵于利用条件，因势利导，取得胜利
理论家在具体实践工作中犯的错误不是他的主要错误/实践家在使用或阐述理论时的错误，并不是他的主要错误
理论家容易犯脱离实际的错误/实践家容易忽视理论指导犯盲目性的错误
理论工作者多考虑最优决策追求在理想条件下的最佳目标/多选用满意决策，追求在现实条件下有把握的满意结果
主要劳动方式是使用大脑进行思考/要经常动脚、动手，使用耳目
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指南/实际是理论的基础
理论家必须使用实践家的经验/实践家必须接受理论成果的指导
理论家有批评某些实际工作的自由/实际工作者有选择，批评某些理论的自由
理论家搜集实践结果，搜集思想成果，是为了建立对普遍性规律的认识/实践家引用理论是为了现实的目的
五、政治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分工
从历史上看思想家和执政者是走向分工的。很多思想家理论家并非掌权者，很多掌权者，在政治理论上往往没有什么创造。
孔孟的很多政治理论曾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用，但他们并没有长期参政，而是长期从事教育，著述和研究。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理论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没有担任过总理、总统等重要职务。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有名的总统在政治理论上没有多少创造，他们只是从思想库、智囊团、研究所寻找思想理论。
马克斯、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担任过一个国家或地方的行政职务。
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政治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分工，出现了政治理论工作和实际的政治领导工作的分工，这两种工作分别独立的进行。
一个执政者如总理、总统、国家主席，执政党主席，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求他们在理论上有什么重大发现，而是要求他们能够听理论界的意见，能够及时吸收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成果.不应该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发号施令。同时理论工作者也不能强迫行政官员，政治活动家接受他们提出的方针和思想理论。因为这两者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注意力也不一样。
政治理论工作者需要广泛了解实践资料和历史资料，进行难苦的理论思考，而对实际的政治活动则不可能很熟练。
现代执政者，特别是一国之首，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处理迎接不暇的事务，考虑迫在眉睫的对策，这就不允许他们在理论上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思考，不允许广泛的涉猎各种知识，长时间处于行政领导地位的人是一个实际工作者，而不是理论工作者。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政治活动家应该虚心的向理论界求教支持理论界的工作，并从那里吸收营养。他们要学会与理论界研究所，顾问处，思想库，智囊团，进行结合，从他们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方案，决策研究中选取最优方案。同时把政府中的问题，资料如实的提供给研究人员。
政治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应该有相对的独性。
政界的是非主要由政界，学术界的是非主要由学术界来讨论。
对某些人来说学术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分工不是绝对的，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从事理论研究，著述而另一段时间的从事实际工作，或者两种工作，兼而有之，以一项为主。
六、毛泽东的错误
在我国政治家容易犯的错误是利用他们的行政权力，对理论界发号施令，横加干涉，破坏理论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在我国理论家容易犯的错误是利用他们自己的特殊地位，把他自己的理论封为绝对正确，强迫别人接受他的理论。
毛泽东在很长时间两种错误兼而有之。建国之后他要处理大量的党务，国务工作，这时他主要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但他不知道尊重理论界学术界的工作，他以理论界的最高裁判官自居，大加挞伐，摧残了很多科学家和科学成果，破坏理论工作，窒息理论学术工作的发展。如对哲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历史研究、水浒研究等都有过这种情况。在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中对学术界理论界的“大批判”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当毛泽东以理论家的面目出现时他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强迫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接受他的错误的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用党代大会，党章的形式，把这些理认肯定下来，称之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伟大理论成果和典范。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对侍毛泽东，不管是以实际工作者的标准来要求，还是以理论家的标准来要求，他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七、理论工作与实际的联系与分离
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各自独立发展，又要彼此顾及，既要“各行其事”又要有机联系。所谓“各行其事”就是各讲各的道理，各做各的工作，所谓有机联系就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受益互相制约，而不是互相干扰互相损害。自然科学和生产实践关系也很能说明问题。实践者工程师，工艺师必须使用科学成果，尊重科学成果。科学工作者要十分注意，实践中的统计资料和新问题。但是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都要保持其一定的独立性。两者任何一方指挥，统辖另一方都是十分有害的。理论与实践要保持发展的活力，就必须保持各自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不能以理论工作的标准去要求于实践，也不能的实践工作的标准要求于理论。理论界的是非应该由理论界决定，实际工作中的是非要由实际工作者们决定。
一种新理论的确立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考验，因此理论创造和大规模的实践之间就应该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八、理论·政策·宣传
宣传工作主要是宣传现行政策、方针路线。而理论研究，学术讨论则包括广泛的内容。他们对现行政策也进行研究，但不受约束，对其可以支持，也可以批评。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应该是制定方针、政策路线的重要根据，政策的执行又为理论工作提供大量丰富的资料。宣传工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而理论工作是在一部分人中进行的。现行政策，宣传工作必须有统一性，不能政出多门。理论研究则要求有多样性，要百家争鸣。
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现行政策代替理论，理论工作从属于宣传工作，一旦政策确定之后，理论只能为政策做注解，违者要受批判，停止工作或受迫害。过去我国的理论工作只能受实际工作领导。
如果在我国早就把理论研究和现行政策及宣传工作分离开来，允许适当的脱钩或者实行松散联系，那么我们将会更加明智一些，会使我们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也可能比较快的纠正。
如果在58年党中央在制定大跃进的政策之后允许理论界、学术界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经济规律进行充分自由的探讨，如果在制定公社化政策之后允许对我国经济况状和所有制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允许进行钢铁生产经济效率的研究，并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允许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的灭亡过程的状况，对主要矛盾，对所谓“走资派”问题，对所谓“继续革命论”问题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和讨论，并允许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刊物上公开发表。再如果我国的实际工作者，政界领导人又是尊重理论界的意见，那么，我们在5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
我们提倡理论工作要和政策宣传适当的分离，这不仅是因为政策、宣传会出现某些错误，而且还因为两者的工作对象、方式、目的不完全一样。理论工作要探索未知、发现客观规律，而政策宣传却是要协调人们的社会行动。理论考虑更加长远广泛的内容，而实际工作则要考虑更多当前的具体条件。
在理论上我们必须研究共产主义，但在当前我们必须大力宣传现阶段的政策。马克思在一百年之前就在理论上论述了最后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但是现行的政策却要维护这方面的差别和分工。现在我们必须有大量的人从事体力劳动，我们要歌颂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忘我劳动精神。（当然把体力劳动说成是共产主义方向也是不对的）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反对瓜分城市的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但在实际宣传中却仍要提倡城市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到十分需要他们的乡村边疆去工作。我们在理论上要破除迷信，讲无神化，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们在理论上必须反对小生产思潮，反对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思想理论，并且要论述这种思想理论是产生左倾的根源之一，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但是在现行政策中我们必须允许有个体经济、自留地、自留畜，允许有包产到户，尽管是属于小生产形式，是产生小生产思想的温床，但是当前我们还要执行适当扩大，发展这种小生产形式的政策，因为现行政策必须根据当前我国生产力的水平来制定。当前我国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小生产与其适应。
九、冷热相辅，软硬结合，虚实共进
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各有特点。理论工作要探索未知，要研究更加长远更加广泛的问题。科学理论是一种长期脑力劳动的成果，一旦被公认就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起作用，在这个领域需要冷静的思考，反复的探讨，需要长期的检验。所以说理论工作也可以叫做冷性工作，软性工作，或者叫务虚工作。
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不同，在这里必须处理大量日常事务，有的是火烧眉毛，迫在眉睫，必须及时果断的处理。因为实际工作是要解决人群在行进中，在实施中的问题，广大众多的成员每天都要劳动，工作，前进。不可以长时间停顿下来争论不休。所以实际工作又可以叫做热性工作，硬性工作，务实工作。
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既要有分工，又要有结合，这就是冷热相辅，软硬结合，虚实共进。
只冷不热，只软不硬，会无所做为。
只热不冷，只硬不软，会产生盲目性，狂热性，出偏差。
十、紧张·清闲·终身制
最近看了黄克城同志文章“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81年4月11日见报）。其中提到事实对人很有启发。
一是：“五八年我同他（指毛泽东）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
二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二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
人们都知道32年之后毛泽东同志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很多创造。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道理，过度紧张会使人犯错误，而一段清闲时间的学习，钻研可能使人有所做为。头脑清醒。
毛泽东长期担任党的主席，建国后又兼任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长年忙于处理党务、国务、军务，后来又忙于发动和领导一个接一作政治运动，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忙碌之中不允许他冷静思考讨论问题，别人的意见，理论界的意见他又听不进去，这样长久下去必然要紧张过度，头脑发热，陷入一种偏激的思潮，最后犯下大错误。
1932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比较清闲，不担任重要职务，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思考点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对我国军事理论都有很多创造，
在一段清闲时间专心致志的学习、思考钻研之后，会有新的思想产生，会在理论上有重大发现。这不只是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发生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做出重大理论创造之前都曾坐过多年的冷板凳。在自然科学界这种事例就更多。而在过度紧张之中，忙乱之中犯下错误的例子的也数不胜数。
紧张的工作继续不断的处理重大事务，这对干部来说也是一个付出的过程，消耗的过程，好象是“放电”。清闲的工作，甚至不工作，更多的研究思考学习，说是一个提高的过程，储蓄的过程，也好象是在“充电”。
对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应交替的进行这两种工作，所以必须废除干部的终身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都不要搞成终身的，让就职的人有充分的准备，胸有成竹，上台之后能精力充沛地高度集中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努力在事业上进行建树。在他们精力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就下来担任清闲职务，如到政协，到研究所，到大学教书，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有必要他们还可以再度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文革”中很多干部靠边了，被打倒了，有些人努力学习，思考问题，钻研理论，提高很大，对这些人我们现在正应该起用他们，委以重任。
废除终身制有利于发扬民主，有利于干部的评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和个人迷信。而且废除终身制还是科学地培养使用干部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避免思想僵化，便于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十一、培养选拔不同类型的干部
有的干部善于办事，能说会道，擅长实际工作，应变能力强，办法多，善于执行任务处理具体问题，这是一种实干型的干部，也是需要量最大，现实工作中最多的一种干部。
还有一种干部善于用脑思考，知识面较广，有理论基础，路线方向识别能力较强，政策性较强，能提出创新的建议，在制定政策和方针时能显示其才干和创造性，这是一种思维型或叫理论型的干部。
再还有一种干部，善于了解人，使用人，能够根据各人的所长安排工作，这是一种组织型的干部。
一个先进的高效率高效能的领导班子中应该是以上三种人的合理组配。一个高级的领导班子中应该包括思想家，实干家和组织家。
我们在培养选拔干部时，应该分别不同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区别对待，不要以实干家的标准要求思想家，也不应该以思想家的标准要求实干家。我们要培养有特长的干部，而不能使每个干部都面面俱到，又都平庸一般。当然思维型或理论型的干部也应该有一定的实干知识，实干型的干部也应该懂得一些理论。但是他们各自应该保持自己特长。
掌握全局的干部，知识面应该广泛一些，理论上应该强一些。
十二、端正认识、克服阻力、发展理论
当前我国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科学理论，还存在不少阻力，我们还必须端正认识。
（一）科学无禁区
多少年来在我国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凡是毛泽东做出的指示，决策都只能宣传执行，不能研究分析。现在看来“两个凡是”的禁区表面上是否定了，但要发表涉及这方面的文章还是十分艰难。除了这个禁区之外，其他方面的禁区也不少。如“某某讲过的”“文件上写了的”，“党代大会决议的”。
当前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正是过去十余年中文件上写的，党代大会决议的一些内容。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让讨论，不组织研究，不发表争鸣的学术文章，那么过时的错误的东西，就必然无法纠正。正确的东西也难于得到发展。
为了发展科学，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无禁区，学术自由的原则。
（二）科学发展的规律。
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发展，必须在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方能完成。科学理论的形成一般要通过以下过程，即资料搜集、综合分析、理论思维。论述、发表、探讨、争鸣、鉴别。一种被社会承认的科学理论才能最后充分发挥其正确的指导作用。如果科学家无法得到他他必要的资料，如果一种科学理论没有发表的机会，没有争鸣的权利，永远得不到鉴别，那么再好的理论最后也只能被窒息，被扼杀。
科学是为全人类服务的，科学成果是人类的财富。供科学研究的资料应该尽量尽快的公诸于众。我国在近三十年，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上成果显著。在现代史，党史的研究工作上，则是随风飘荡，很少有重大成果。其重要原因，除了有禁区之外，还因为很多资料被封锁。很多党内的，政府内的原始资料，二十年前的要保密，三十年前的也要保密。毛泽东被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缔造者，但是他在21年建党之前的论述到底在那里呢？毛选一卷中第一篇文章是1926年发表的。没有象样的论述和创造性的工作而又硬要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缔造者，这缺少科学精神。[1]
学术是非只能通过学术界的探讨、争鸣去辩别，只能让社会实践做结论，让历史作结论，而不能让外行之见，长官之见去判断学术是非。
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当然可以有一定的规划安排，但是也需要根据各方面的特点，根据各人的特长。允许有必要的灵活性机动性。应该充分调动每个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政治领导人，不要当学术的裁判员。
政治领导人要当学术裁判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硬要去裁判，那也只能是独裁。我国曾是一个封建统治特长，小生产特多的国家，困此应该特别警场小生产思潮，封建主义思想对科学事业的干扰破坏，特别要警扬这些思想通过党政领导人来影响我国的科学事业。
（四）科学不是婢女，不是帮手。
中世纪科学处于停滞状态，那是因为科学没有自己的独立性，马克思说当时的科学实际上是神学的婢女。现在如果再把科学当做某种迷信，某些行政领导人的附属物，看成是服从某些首长的帮手。让行政领导人决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命运，那将必然要使科学工作重遭厄运。
社会科学工作一定要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
十三、一些具体建议
（1）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工作这是一项投资少收益大的建设，应该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保证，改善领导，改善管理。
报刊应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宣传型的，面向广大群众，还有一种是学术型的，理论型的，主要发表探讨，争鸣文学，对现行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可以广泛的报导一些真实情况。现在宣传性的，党委机关报所占的相对比例太大。今后应该注意报刊的多样性。
（2）改善领导体制，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领导体制，应该有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在体制上也应该有多样性。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极力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
普遍建立顾问制度，建立顾问组或处，设立咨询机构，成立政策研究室，他们应起到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除了在一些部门单位设立专业对口的研究机构之外，还要逐步建立一批与执行部门分离的决策研究机构。如有的对外政策研究所可以不设在外交部，而设在与外交部无关的大学里，政协里，以便充分发挥其相对独立性，这样能使我国在最后制定对外策略时有更多独立的参考意见，也便于发挥更多人在决策问题上的创造性，也有利于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从各方面进监督。
（3）干部和研究人员的交流
建立研究人员和党政干部（特别是决策干部之间的交流制度。通过选举或调动，让某些研究人员去当领导，或当高级顾问，而高级领导人员离职以后可以去搞研究工作。从而加强理论和实际之间的联系。使得研究人员更多的知道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使实际工作人员能充分利用理论工作的成果。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要特别提倡搞实际工作的同志重视科学理论学习，重视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作用。理论工作者也要重视联系实际，从大量的实践资料中，通过综合分析发展科学理论。
为了大量的培养高中级干部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对有培养前途而又缺少学历的在职干部，可以通过考试去各级党校学习几年。
（4）要习惯于理论上和学术上的争论
理论上和学术上的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应该让干部和人民习惯于这种争论，不要为这种争论而影响正常的工作和日常的生活。要使人民认识到理论探讨和现行政策不同，两者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5）重视推广普及工作
我国有十亿人口，科学的推广和普及将会产生巨大的实际效果。如果一项微小的科学成果能使每亩地增产一斤粮食，当全国推广之后就会多生产十亿多斤粮食，重大科学成就推广的价值可想而知。我国应该自上而下的建立一套科学推广普及机构和队伍，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经验。
（6）大力开展对外国的研究介绍和学习
首先要消除对外国的偏见。不要认为凡是外国的东西，特别是有关制度，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不要以为在那里除了黑暗毫无可取之处。对资本主义国家不要这样去认识，对苏联更不应该这样认识。不要抱着一种，由于无知，由于偏见而产生的盲目排外心理。要知道人类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
应该如实的承认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进行研究，介绍外国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应该建立各种类型的研究。按照国家分类有苏联研究，东欧研究，日本、美国、西欧研究，按照专业分类又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还要建立各种比较研究。可以派出一些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曾在外国学习工作过的专家学者，再去外国考察或研究，他们应善于对双方进行比较，从而有可能提出全面，的全局性的意见。当然还可以利用大使馆，派出留学生，工人、工作人员进行研究和学习。对研究结果和考查报告，应该广为印发，介绍，充分发挥其作用。
要广泛搜集外国对中国问题的建议、评论，批评。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不受中国的行政干预，不受中国政策影响，因此意见有一定客观性，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应是很有见地的，旁观者清，有时他们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看不到的问题，能够讲出我们讲不出来的话。对那些建设性的评论、建议和对中国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应该欢迎、鼓励、提供方便（如在资料、来华访问考查，作品的发表发行等方面）甚至给以一些极报酬。
应该大力欢迎在外国长期工作的人员到中国来讲学或工作。为了向外国学习还可以充分利用经济特区，与外国合营，共同开发，聘请专家等形式。对自费出国学习的条件应该放宽。
对归国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应该实行特殊的归国补贴，即干同样工作，同样级别，他们的收入应更高一些。（从纯经济角度看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在外学习费用是由自己负担的）。对帝国高级科研、技术人员、专门人才，归国后在生活服务方面也应该有特照顾。
我们对外国的东西一定要研究，介绍学习这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是照搬，外国，我们仍应该分析，对某些方面也应该批判。
（7）调整比例
在国民经济中调整科学工作的比倒，特别要增加社会科学的比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经济和科学水平都很落后的国家，所以更要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推广普及工作。
1981年6月
于济南劳改支队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