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子:谁没有尝过流亡滋味,谁就读不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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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是无数流亡者追求梦想之所在(图:pixabay)

“他是一个被追踪的人。以现在的情形而言,逃亡是他唯一的目的。为什么被跟踪?为什么非逃亡不可?”“一个既没有杀人,也没有抢劫别人财物的人,却活在怕被别人追踪的恐惧之中,这就是战后发生在台湾的实际情形。”

日籍台湾裔作家邱永汉的小说《香港》一开篇就点明主人公“他”,即赖春木是一位无根漂泊的流亡者。因二二八事件,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踪,没有方向感地逃命,“有火车就坐火车,有卡车就坐卡车”,逃遍台湾各地,潜入机帆船偷渡到厦门,最后流亡到既没有国民党、也没有共产党的英属殖民地香港,投靠朋友介绍的李明徴,也就是老李。这个皮包骨的小个子男人是春木唯一的救命稻草。老李也曾在满洲国做过官,有什么办法呢?流亡者似乎都有一段金牙般闪闪发亮的过去,但此时只能委身于靠近九龙半岛机场的贫民区内的亭子间,打下的金牙连同血肉吞进肚子里去吧!这一顿勉强填个半饱,下一顿尚不知在哪里呢!

在日治时代的台南半渔半农的村落成长的春木,经历坎坷。从嘉义农林学校毕业后,被日本拓殖公司徴用派遣到菲律宾的内格罗岛,向美军投降前,他逃入山中吃树皮、蜥蜴充饥过日子,当了半年的俘虏回到台湾,却发现以前工作过的公司职位被大江大海般涌来的国民党用一纸公文革了命。春木参加了反政府的秘密结社,事发后,有人被判九年,有人被判七年,但春木拒绝这种从此将在铁窗的牢笼中度过余生的无自由的生活,于是不惜命地逃亡,可是做梦都没想到那么多的饥寒交迫与辛酸苦楚都能忍受过来,逃到香港,却从此将服一种不知何时是尽头的苦刑—流亡人生。

春木对这个没有宣告、也没有判决的苦役真是欲哭无泪。

流亡生活,除了呼吸美如彩霞的自由空气之外,囊中羞涩,不名一文。

春木跟着老李买了推车、炭炉到市场卖烤鱿鱼,为抢救鱿鱼和推车,被查黑市的警察“就像动物一样”揪进铁监内,因为没有20元港币保释金而被送上法庭。26岁的春木一生不曾有过这样羞耻的经验,不是因为政治信念,而只是无牌照做了点赖以裹腹的小买卖。

“我们是爱自由

而抛离故乡的。

我们是追求自由

而来到这里的。

然而,我们所的得到的自由

是灭亡的自由,

饿死的自由,

自杀的自由,都是属于

没有资格

做为人类的自由”。

在底层打拼的人。(图:PIXABAY)

此时,春木懊悔自己为什么要抛弃故乡来到异乡?为什么不像别的同志那样选择被捕?那些被游街示众、被枪毙的同志比自己幸福得多,至少为大义囚得其所、死得其仁。而茍得性命的自己就像一只“嗡嗡嗡”的苍蝇,一头撞在玻璃窗上。透明的自由,日益加深春木的痛苦。

春木认识了一位从大陆逃亡来的名叫莉莉的妓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莉莉对春木编织了一个自己的身世:父亲曾是上海交通局的亲日派,战后被冠以汉奸罪名而服毒自杀。莉莉和母亲逃亡到姐姐家,但姐姐家也被当做反动的资本家遭清算。倾慕自己的男人是个“封建地主”,不但土地被没收,人也一根绳子自抹了脖子。 莉莉和春木就像被浊浪抛到沙滩上彼此吹气的两条鲫鱼。然而,有一天,莉莉家里来了一个瘦男人,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这是我姐姐的先生”,莉莉告诉春木,春木一眼看透莉莉的谎言。

流亡者都用肉体做窝,半截活埋在现在,半截看不见未来,有的只是真假不辨的过去,春木又何曾对莉莉说过实话呢?

老李将远走日本,春木留下来帮老李打点港日之间的黑市生意。通向自由的道路是一条为期待而绝望、为绝望而期待的道路,是从春木自己血液里扯出的无尽的卷尺,他只有走下去。

《香港》荣获1955年下半期的第34届的直木奖,邱永汉是第一个获得此项重要文学奖的外国人。他的文学被称为“战后台湾文学的原点”。从他发表《浊水溪》起到《香港》,作品中都有他自己的浓厚身影。邱永汉于昭和17年,即1942年到日本就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返回台湾遭遇二二八事件,“许多要求自治的台湾同胞遭到机关枪的无情扫射,那些被军队或警察带走的人,永远再没回家”,他记录的二二八事件成为他最初文学作品的主题。

1947年,邱永汉向联合国邮递了一封《为台湾实施公民投票之请愿书》,要求由台湾公民来决定台湾是否归属中华民国,预感命不在己的他,只身流亡香港,6年后转到日本,获得以日语创作的自由。其作品的灵魂是台湾与台湾人、强烈的台湾本土意识。

后来邱永汉因研究股市及不动产而发财,被誉为“日本股神”、“财经大王”,使我想起《香港》中老李告诫春木的话:以为政治可以救人的想法是很愚蠢的事,流亡者“没有故乡,也没有道德。在这样的社会,只有钱,钱才是唯一可靠的东西”,“没有钱,就只有投海”。

莉莉这一人物形象在全书中着墨并不多,但是却画龙点睛地写出1949年以后大陆难民大逃港的侧影。二战后香港只有50万人口,国共内战结束,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通过《关于防特镇反推动群运指示》等文件设立层层防线,杀一批又一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偷渡者。但“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压反革命”、“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加速了大量人口逃港,或者经由香港逃往世界各地,现在香港人口已近700万。

香港每年都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全球只有香港每年都举行这项集会;图为大会向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

1962年成千上万的逃港者“集团式”向边境冲锋,港英政府强制送还时,无数香港市民手持食物,截阻警车。

1967年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一家乘电动拖船偷渡香港,辗转美国后发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的讲话,告知世界“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真相。

1989年“六四”后至1997年,香港良心市民发起“黄雀行动”,协助遭到通缉的学生、知识人、市民通过香港流亡其他西方国家达400余人。

套用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言:“谁没有尝过流亡的滋味,谁就读不懂我的作品”。谁没有尝过流亡的滋味,谁就读不懂《香港》,读不懂邱永汉。

2004年元月,台湾正式实施《公民投票法》,保障中华民国国民实践公民投票权力,距离邱永汉向联合国邮寄请愿书已经过长达57年的岁月。

2019年初夏至秋,由香港政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示威抗议浪潮,香港民主派争取的“五大诉求”之一的“一人一票”的真双普选,距离邱永汉向联合国邮寄请愿书长达72年的岁月。

那一年,邱永汉才23岁。

来源: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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