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对列宁主义的批判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他的《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列宁主义进行了评判。其观点对深刻认识布尔什维克主义大有裨益。现将其对此问题的主要论述摘录如下，大家可以从中了解他对列宁主义的独特见解。）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他的追随者们详尽发挥了这个理论和实践，将新集团进入政治的动员工作和新型政治组织的创立和制度化二者加以配套。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一一宗教的、民族主义的、阶级的一一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CP人才一贯表现出有力地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并由此而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运动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
共产主义的力量并不寓于它的经济学说之中一一这种经济学说早已老掉了牙；也不在于它具有世俗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它敌不过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有列宁主义。……实际上，列宁并不是马克思的门徒，马克思只不过是列宁的先驱而已。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使马克思倒立起来。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健却是政党。马克思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始人，他不可能发展出一门政治科学或政治理论，因为他不承认政治是一个自主的活动领域，也不认为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阶级秩序之上的。然而列宁却把政治制度即党提高到社会阶级和社会势力之上的地位。
更具体地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自己来获得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必须由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革命意识是理论卓见的产物，革命运动是政治组织的产物。列宁说，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这个组织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并树立起更宽广的政治意识。……列宁一贯强调必须获得真正的革命政治意识，以区别于有限的、眼前的“工会”或经济意识，说明他认识到政治具有更广阔的范围和需要，政治目标是超越经济目标的。
此外，革命组织可以从所有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但革命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党员的标准就从马克思的身份检验（阶级背景）变成了列宁的成就检验（革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CP员的特征就是它的无阶级性。他们献身于党，而不是任何社会集团。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赋予突出的作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大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中就“一党领导”的渊源论述中指出：“怎样才能创立一种政治组织和政治战略，来克服群众的麻木冷漠、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和保守落后，去招募和培训干部，去维持为改革冲锋陷阵的勇士们的纪律，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将那些当选为议会领导人并难以抵御机会主义和名利诱惑，甚至最终会出卖自己、背叛事业的人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呢？
“列宁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以一个精干而团结、富有献身精神、有思想有纪律的政党来充当大众的先锋。列宁在1900年12月《火星报》第一期中写道：‘有了坚强的有组织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批革命家提供一个重大契机之前，多年来，列宁一直在与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力图开展广泛民主运动以支持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人做着不懈的斗争，并一次次挫败他们的主张，……列宁主张放弃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而改名为CP，以使之成为新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工具。
“……这个新生的CP与其说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政党，毋宁说是一种教条、一种使命、一种战略和一种领导之授权。在它的领导体制中，权力既不被赋予普通党员，也不掌握在政府中党的领导人手中，党的全国（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同样形同虚设，而真正的权力则集中在经过精心挑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各级小团体中。它们通过构筑的寄生于庞大并缺乏透明度的官僚机构内部的小圈子而支配着一切。它是一架在政党的幌子下被操纵的领导机器。”）
亨廷顿接着写道：
作为一种社会演变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理论，列宁的理论则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CP人能在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和中国，夺取了权力，但列宁的理论却能解释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组织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阶段。为夺取政权所需要的列宁主义的党并不依赖任何特定的社会势力的联合。列宁主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当托洛茨基说“阶级决定而不是党决定”时，他是错误的。列宁和毛泽东都正确地强调过，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并操纵这些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党确实应该去吸引民众当中的所有集团。
列宁特别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中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全面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将共产主义的号召力从无产阶级扩大到社会其他集团，另一方面则强调党作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这两者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因此，列宁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构建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性的社会阶级。通过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强调需要在一个“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组织”，列宁就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列宁和麦迪逊之间，《联邦党人文集》和《怎么办》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两者都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学家的大手笔，分析了社会现实，提出了足以构建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列宁处理的是阶级，而麦迪逊处理的则是派别。麦迪逊寻找到的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代议制政府制度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里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列宁则在党对所有社会势力具有的至上地位中找到了他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因此，一个政治组织，即党，就成为至善，亦或最终目的，它本身的需要压倒了个别领袖、党员和社会集团的需要。对列宁来说，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也不属于阶级：忠诚属于党。党是最高的道义源泉，党性是最高的忠诚，党的纪律是最高的裁决。如果必需，所有别的集团和个人利益必须牺牲自己以确保党的生存、成功和胜利。“党归根到底总是对的，”托洛茨基在被指责犯了错误时这么说，“因为党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解决其根本问题的唯一工具……一个人只有与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开创其他能使正确的东西变为现实的道路。”在列宁主义中，党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被神化了。
（列宁对党组织的重视与偏爱是否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律条呢？让我们再从伯恩斯的论述中得出答案吧。伯恩斯在《领袖论》“俄国：职业的领袖”一节中这样写道：
“对俄国革命者所提出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不仅给他们提供了有关阶级矛盾的全部理论，而且也提供了有关政治行动和政治领导的战略，而后者也是直接来源于这一母体学说的。马克思明确认为某种政治运动将会从工人阶级中兴起，因为无产阶级被‘生产的方式和方法’锤炼成坚强有力的群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面对有产阶级的集体力量，工人阶级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除非把它自己建成为一个政党，这个政党不同于有产阶级所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并且与这些政党相对立。’‘为了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但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政党呢？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小党？由自由主义、左派和革命力量组成的广泛联盟？还是以工人、农民再加上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对于这个党将如何进行领导呢？如果确实还需要领导的话，由普通工人和农民领导？由外来的领导人、学生、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领导？还是以上这些和其他成分的某种结合？领导的性质和范围又将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的任务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的、至少是高度灵活的看法。……他们认为一个工人政党理应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激进的纲领，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对党的组织和战略并不具备明确而首尾一致的观点。他们似乎相信适度的党的中央集权。他们更喜欢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工人政党，但党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将以政治环境为转移，尤其要以‘民主力量’与当权者在控制能力方面的强弱而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关心工人阶级的觉悟状况，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有了这种觉悟，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没有这种觉悟，则什么都干不成。……由于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反对另一个阶级，因此革命觉悟是从矛盾与斗争中铸造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清楚觉悟是一种自然的、内在的、客观产生出来的东西，抑或是由人的有意识的人类行为造就出来的力量。
“这种含糊不清反过来又引出一个具有头等实际意义的政治问题，即能否指望无产阶级从自身日益增长的觉悟中产生它自己的革命组织？抑或那种觉悟必须由无产阶级之外的领导人来激发、唤醒、加深和加快它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自发性’问题。有些领导人认为，企图加快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列宁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另一个革命战略的理论。他说，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让工人阶级依靠自己只能产生工会意识，工人阶级运动的这种自发的发展意味着工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屈从于资产阶级。
“这些响当当的原理是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的中心思想。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一中心论点：工人阶级会由于改良主义、工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妥协的直接诱惑而误入歧途。共产主义将完全被自发性所压倒。其结果只能带来细小改良的机会主义，而不是彻底变革的社会行动。这种过程只能是加强资产阶级。列宁说：‘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怎么办》实际上是一本关于政治领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小册子，……它的主要论点是：为一个整体来看，无产阶级必须在未来的革命剧变中起领导作用。谁又来领导无产阶级呢？列宁嘲笑那些认为由于群众中‘自发的行动’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人。他写道：‘我们的祖父，以他们老式的聪明智慧总是这样说：‘任何儍瓜都能帮助自发地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不对，领导革命是一个秘密的、高度组织化的小党的任务，这个党由经过训练、值得信赖和经受过考验的革命者组成的有纪律的核心领导。这不是一个群众和领导相比的问题，而是好领导与坏领导相比的问题。
“这本关于革命领导权的手册回避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有革命思想的工人和他们的伙伴及其领导的关系问题，采取何种制度形式把领导和追随者的联系组织起来的问题，关于对党的领导人进行限制的性质问题等。但是这本小册子从它关于革命的完整理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矛盾与斗争的作用。革命的工人阶级成员之所以取得无产阶级觉悟不是由于自然的力量，而是由于领导集团说明了革命运动的实质是夺取政权，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以及在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之间不存在中间路线。作为一个策略问题，列宁放弃了同盟和联盟，有意缩小革命运动的基础，以便使之更精干、更坚决、意识形态更强、更革命。因此，列宁关于建立在阶级矛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逐渐变成政权的理论。
“但是，如果说列宁的领导战略是很好地建立在有关历史和社会矛盾的理论基础上的话，它却与了解人类的需要和价值标准联系得不甚紧密。实际上像所有的改良派领导人和社会革命家一样，列宁相信他知道群众要求什么，或至少他们需要什么。这个世纪初的改良者仍然强调与专制政治相反的解放目的，它们是公民自由、投票权利和公平的代表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则不断地谈论社会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诸如改善工作条件等，但是他们对这些目标以及如何达到这些目标说得并不清楚。列宁对作为手段的革命目的说得如此明白坦率，而对革命的最终目的特别是革命目的和革命方式之间的关系，却说得如此含糊，这是一个在今后几十年内一直困扰列宁主义政党的问题。”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并不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党组织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维持政权的法宝。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能猖獗一时，与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列宁在这里毫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把布尔什维克党建活动玩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他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称号。）
让我们接着再看亨廷顿对列宁党建思想的论述：
……当然，列宁关于党的学说最初是为在野党制定的。然而，对于执政党，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界定，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话，至少也是同等有效的。党是由政治上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对于群众它是自主的，但又和群众保持着联系。党提供意志和方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通过一套传送带一一工会、合作社、青年团、苏维埃等一一来系统地和群众保持联系。国家机器仅仅是党的行政附属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西方学者把斯大林这段著名的话看作是斯大林为其后不久建立的残酷专政所发出的预警并使其合法化。但是这未尝不可看作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关于政治优先和布尔什维克政治现实主义论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政府依靠政治制度而非社会势力来进行治理，党在统治而不是阶级在统治：专政必须是党的专政，即使借阶级为名也没有什么两样。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的方法和公共秩序的基石。就像前面所提过的，党至高无上的理论，是17世纪绝对君主制理论在20世纪的翻版。17世纪的现代化信徒把国王神圣化，20世纪的现代化信徒则把党神圣化。但对于现代化来说，党是比绝对君主制更为灵活的范围更广的制度，它不仅能集中权力而且也能扩大权力。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有市场的道理。
（伯恩斯在阐述了一党领导制的特征后写道：“一党统治的现代化进程与号召力是否比两党或多党制更有成效？这当然要看具体的政治背景以及‘成效’的含义所在，不过普遍认为，一党领导能够唤醒并改造民众而无需迎合他们或曰媚俗，它能够向狭隘保守和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挑战，并通过对其追随者不断进行强化的教条灌输，通过集中权力，达到使财富重新分配并带来社会变革之目的。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一党领导体制有其自己的政治地盘，它不受竞争的制约或打击。但是，其他一些观察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米隆.魏诺和约瑟夫.拉帕洛巴拉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具有号召力的一党制便于国家统一，但它不允许有效参政，因此从中易于产生寡头政治。这种政体最为关心的是政治存亡、民族扩张或个人利益，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或民主政治的价值。’根据这一观点，一党制的煽动性在混淆目的与手段方面同官僚政治十分相似。它带来的无非是一个简单的权力循环交替，而远未达到在更高期待与现实要求下的具体事务的实际改进，也未能造就一个足以引发根本社会变革的励精图治的领导集团。”
难怪在一党专政体制下社会矛盾多多！）
苏联政治笑话（35）
两个苏联人在对话：
“我写了一个故事，”一个人说，“内容是一对男女相恋的事。”
“噢，一个爱情故事。”
“他们结了婚，找到一套公寓房。”
“哈，原来是个童话！”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28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