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风:余文生迄今生死未卜,许艳为夫维权路遥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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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

维权网特约评论员:李纯风

余文生,这个名字也和高智晟、许志永、王全璋、江天勇等人权律师名字一样,已经成了中国维权运动当中彰显律师界良知与勇气的一个鲜明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成了当局眼中的敏感词,一旦有人在国内网文里提及,便会遭到网警封查。他虽然已经被当局拘禁近两年半之久,其案却久拖不决。就在“两会”之前,其妻许艳被严密控制。愤怒之下,许艳只得投书于网,将其被官方人士上岗看守的消息公诸于世。

现年53岁的余文生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他自幼成长于北京机关大院。其父虽然不是手握重权的高干,却资历不凡,曾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工作,再后来在中国旅行社负责外事接待。余文生的父亲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那就是下班会经常把境外的报纸带回家。当时读小学的余文生,以手电筒微光阅读一般人读不到的香港报章和当局的“内参”资料,对年幼的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他从小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曾向父亲预测苏共会解体。

1999年,余文生通过律师考试,2002年起开始执业,长时间从事商业诉讼,直到2014年。这十馀年间,正是中国国内公民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最终,他也被迫步上了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

2014年,监狱官员拒绝让余文生会见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后,他大胆搞了一次公开抗议活动。同年10月他被警方抓捕,羁押99天期间,被关进死刑犯监牢61天,不能见律师,遭办案人员谩骂和酷刑,被提讯近200次,承受连续17小时疲劳审讯和身体虐待,导致他小肠疝气。在此过程中,他被迫签下“不要律师辩护”等等声明,但拒绝屈服警方强逼栽赃出卖别人。他还见证了死牢重刑犯行贿减刑的事。出狱后,他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的违法行径。

江泽民将法轮功这一群体打入另册后,敢于为他们辩护的律师堪称凤毛麟角。可是,余文生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加入“中国人权律师团”,代理了多起法轮功案件,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他曾表示“法轮功群体遭受到的迫害,是当下中国最需要关注的人权问题。”

2015年的“709”抓捕律师大案震惊中外。同年7月30日,余文生律师控告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他称自己是第一个就“709”事件向当局进行反击的律师。8月6日晚,警方撬锁破门强入他家,当着他妻儿的面,将他背铐带走24小时,实施10小时背铐,14小时正铐的“变相酷刑”。但他却没有因此屈服。2018年1月19日,他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隔天就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此后,家属委任律师去会见屡遭拒绝。2019年5月9日,余文生案被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如今已经一年多,仍然没有判决。

余文生被关押在哪里一直不确定,是否遭受酷刑、身体状况如何也不得而知。余文生律师案被剥夺的法律权利以及其它侵权行为包括:剥夺律师会见权、剥夺家属知情权、非法异地关押、非法秘密开庭、剥夺通信权和购物权、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超期羁押等等。

余文生曾经说过,自己原本“不愿意和制度硬碰,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有在公务人员特别恶劣地违法时,他才会选择对抗。他说,“不能说我是一个百分百的改良主义者,但我是改良思想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一直希望当局能做些改变,可现在我的改良思想几乎殆尽了,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改变。”余文生认为,“这个年代能让你做很多事情,能为民主的事业付出……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革命军中马前卒,那就革命军中马前卒吧……”事实上,很多仁人志士之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抗争,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和余文生律师有着类似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如果要谈政治血缘,从出生上来说,余文生属于典型的红二代,可是,他的理念和选择表明,他对当局已经不抱丝毫希望,和体制做了彻底决裂。

在他被关押的两年半过程中,他的妻子许艳表现出了莫大的勇气和非凡的韧劲,为争取丈夫的自由和公正司法权持续奔走,呼吁舆论和各界关注。在维权过程中,许艳和律师到达各部门现场约60次,全部不让会见,就连单位大门也不让进。她写了约300封材料给办案和上级机构,未获一次回复。被警察传唤到派出所3次,让她脱光衣服检查、坐老虎椅、不让饮食。另外,他们的家被搜查5次,多次被限制出门,长期被看守。今年“两会”,许艳也因此遭到当局报复,被严加监视看守而不得自由,她仍然坚持通过网络通报自己的境遇,并为丈夫呼吁。她于维权网发布一封公开信,就余文生案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并要求当局立即作出无罪判决和释放余文生。

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从高智晟到王全璋、余文生,不计其数的家庭都有切身的体会。在抗争的道路上,余文生律师表现得更为决绝,这或许是当局不会轻纵他的原因之一,对于这样的律师,当局称之为“死磕”律师,你要“死磕”,我就把你置于死地,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余文生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外界对其健康、性命安全甚为担忧。

中国民间、香港、台湾与海外各地都发起“释放余文生”活动,国际特赦组织等国际非政府人权机构也呼吁当局立即放人,称余文生是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遭当局拘留。迄今为止,包括美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国驻北京大使馆均曾派员探视许艳,并呼吁执政当局立即释放余文生律师。2019年5月29日,联合国独立专家机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通过准司法意见,判定中国政府剥夺余文生的自由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2、3、6、7、8、9、10、11(1)、19、20、21(1)条,并提出中国政府应立即释放余文生,保障他行使其寻求赔偿的权利;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对侵权违法者依法惩罚等。但中国政府再次悍然拒绝,置之未闻。公然藐视国际人权法、亵渎人类的普世价值。捍卫法治正义的维权律师,竟然遭到如此粗暴、残酷的对待,再次揭示中国政府自称的“中国特色人权”之丑陋真相。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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