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日:撰作报告文学的心得——访问杨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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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漪珊,报告文学作品包括《等候董建华发落》与《古老生意新专业——香港性工作者社会报告》,二书均先后被改编成电影,近年主要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

写作的动机

起初杨漪珊做报告文学之目的比较纯真,是希望透过他人的故事和自身的整理后,能够打动读者。可是她后来发现,愈是以打动读者的意图去写,作品就愈是煽情和老土。所以假使今日再写一次《等》,便不会抱有这种期望。

她认为做报告文学的首个期望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发掘自己有兴趣的题材,那么在写作时,只要让情节能够打动自己便可,如此一来方可对作品质量有基本保证。

可是在访问、写作之时,目的也可能不断增加和改变,正如她在写性工作者时,就把自己对性工作者看法的变化,一一都纪在《古》里头。

如何访问?

关于访问的困难,打从开始访问杨漪珊起,就已难倒了我。当我问到这问题时,她就直接指出当下我的不是,就是不要在受访者前明目张胆地录音及抄笔记。之前我从不知这是个大忌,抄写的动作与录音的机器会使受访者心里筑起防线,人不免就拘谨起来。所以只需告诉他们这是个访问便可,不用明示有录音等。

她续指,一般短小精简的新闻采访要用上它们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要写作报告文学,访问的形式往往更为深入,与受访者需要建立起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Fieldwork) 一般便需半年的时间,以深入地认识该范畴、阶级、社群等。

此外,杨漪珊以游戏来形容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一问一答的访问形式其实是局限了受访者,受访者本身带着角度跟颜色去陈述事情。甚或他们根本在表演,杨漪珊借访问性工作者的经验作例,他们很快会猜度访问者想要什么,那就给予一些身世凄零的答案。这种访问价值并不高,所以要与受访者建立好关系,也不妨像朋友般从其日常生活着手。

如何书写人物?

好的报告文学:人物要立体要活、题材要选得有争议、角度也要选得好。如写一个婆婆,也不妨试试想象她年青时的外表,人物方能够突出。始终报告文学仍有其文学性在内,亦应仔细分析受访者的表情、小动作、语言的细节等等,拣选精炼后便为让读者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很多写报告文学的错误在于人物写得不好,令作品变得支离。这就考验作者的功力。

如何寻找书写的角度?

作者需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消化,这便不免面对一个问题,怎样去拿捏作者本身的身份,和容让受访者在报告文学里成为主体?

在写一些社会议题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者本身的事也需尽可能避谈。但在杨漪珊写《古》时,她没采用这种访式,因为《古》的其中一条主轴,就是作者自身对性工作之看法的改变。作者成为书里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是具有功能的,并非只是单单的「我」。

故此作者本来对于事件的观点为何并非最重要,它可成为故事里许多角度中的其中一个,但怎样找一个好的角度去容纳众多观点方是重点。再简单的故事用了好的角度便会写得好。可惜角度这回事无法传授,这是人的本质,作者平常怎样去看待人、事、社会等等会左右他所采用的角度。

人类学的训练除了让杨漪珊学会怎去访问外,也还有对世界的认识。如法国结构人类学家利瓦伊‧史陀 (Claude Levi Strauss) 的理论指出,人观看事物时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如男人和女人的特性壁垒分明,可事实上事物往往是难以清晰划分。因此她在写作时,往往挑选的题目都夹于灰色地带,如以看待普通人的目光看待少年犯与性工作者,便是一种灰色的表述,未落入普通的善恶区分。

由读者出发的角度相对保险,这唤作「市场角度」。书写时只用照顾读者的阶级、背景,以猜想他们想要怎样的切入点。如写工人的报告文学,便用工人的角度去写。懂得此点以后,也可采用完全相反的切入点,来刺激预想的受众,让他们痛,让他们切实地思考。

文学的其中一项功能在于颠覆。知晓普通人对事物的看法,再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如此便够吸引读者。报告文学的颠覆便倚靠上述的靠角度,但也须注意所运用的文句不可太冗长、太闷,不然便会失败。

正如杨漪珊数年前和一位导演谈剧本,那位导演很不满她曾写《等》,便向她骂个痛快。杨漪珊觉得,少年犯这项敏感的题材明显刺痛了这位导演,证明她所采取的角度是成功的,因为有读者去看,亦为此有所响应。毕竟文学的意义也存在于欣赏行为当中。

杨漪珊回想起她开始计划写《古》时,也无方法和角度。当时的田野工作又遇到很大的困难,洒去大笔金钱后得到的还是零碎的材料。直至遇上男妓受访者时,顿感到所有材料都终于完备,之前搜集的故事和材料本来似是没有价值,在那时也发现到它们的关联,也就是找到了合适的角度去串联了。然后要考虑的便是文本组织,也就是说故事的方法了。

报告文学之后

记得不久前出席邱礼涛导演的讲座时,他不讳言说那时拍毕《等候董建华发落》以后,很怕会影响跟梁耀忠的关系。皆因在电影中难免要呈现出角色的多面,如一些私生活的描绘等。

《等》里的少年犯后来跟杨漪珊谈起对书的感受,也觉得写得很好,杨指出他们的话也够客套。可是《古》里的性工作者则不然,在书出版尔后,友谊关系便难以维系,她们很多时在钱银方面碰到困难,便来问她借钱,她不借几次后便就断掉联络。

以前杨漪珊很少考虑到在写毕报告文学后,与受访者的关系应该怎去处理。到《古》出版十一年的今天,她已不太喜欢做报告文学了,所以投入编剧的行业,写些虚构的人和事。

原载: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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