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52,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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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对俄国革命的反思(三)

胡克在分析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性质之后,又对苏俄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判评:

……在社会主义下,在共产主义下,而且甚至在过渡时期内,只要我们对一个阶级是按照它在生产和分配财富中所起的作用来下定义,则照定义来说就不存在什么阶级。一切的东西都是“属”大家“所有”,而且那些社会化的法令就是这一点证据。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还发现有其他一些“阶级”概念,照这些概念来看阶级是根据它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它的有无特权,总之是根据它的生活水准和条件来下定义的。……

即使是斯大林的辩护士们,也承认在俄国人口中两极分化的各阶层的收入和生活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些差别的承认,是以生产增加了差别就将消灭这种保证来加以掩饰的。不幸的是:苏联经济的整个趋势证明生产增加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生活水准的悬殊。在社会产品的实际分配不是由生产者自己的民主决议所确定的地方,绝对没有证据可以让我们作出生产的增加会自动地消灭生活水平的显著不平等这一结论。

……工人在生产工具公有时是同它不是公有的时候同样能受到剝削的。在俄国,罢工的权利已为强迫的高速度生产所代替;而斯大林则公开宣布“(CP)干部决定一切”。

……结果是:作为一种民主的生活的社会主义,就变成被设想为一种法律图式的社会主义的附属物,它可以在实际上听任生活水准的悬殊不受触动,而且还用虚构和暴力,加强了统治的官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谁也没有比托洛茨基自己把这点说得更清楚了,虽然它显然既同他的前提也和他的结论不一致。

“如果一条船被宣布为集体财产,而旅客仍旧被分为头等、二等和三等;那很明显,对三等旅客来说,生活条件上的差别要比法律上的所有权的转换重要得不可计量。另一方面,头等旅客一面喝着咖啡抽着雪茄一面提意见说,集体所有制就是一切,舒服的头等舱是无关紧要的。”(托洛茨基:《被出卖了的革命》)

为使这幅图完全起见,当它适用于俄国的时候,我们必须加上这一点:船员和船长只听头等乘客的命令,而头等乘客又定期以残害的方法来消灭不满分子一一这些对权力和生活条件的悬殊想得过多的人。

为现行制度辩护的人们所作常见的答复是一种无力的解释的努力,说明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不是一回事。上面的说明并不假定他们是这样。资本主义和平均主义也不是同一的东西。那么,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东西的特征是什么呢?新的斯大林宪法第12条规定:

“在苏联已实现‘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西欧和美国从初期的资本主义时代起,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因为按劳付酬早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工资支付的基本原则。……

……在任何社会中人民所拥有和享受的,不可能有实际的平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究竟用什么方法可以拿这一点来证明有理由把一座大厦交给某个人自由处理而把室内的一角交给另一个人;给予某个人有根据经济收入来结婚、离婚并控制其家庭大小的权利而否认别人有此权利;对于前者的儿童开放特殊的社会和教育的机会,而对后者的儿童则加以限制,那就根本不清楚。

如果俄国是一个有阶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那么它是哪一种的阶级国家呢?我们现在所使用“阶级”一词的意义,当我们指出在财产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时就将是明显的。即使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承认:所有权的真正意义是社会性的,而个人只有在国家准备排除别人加以使用的范围内才拥有物件。所有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控制,那便是空的。它是一个人的要求权,而不是社会的权利。任何人被承认有排除别人使用生产工具的权力,在实际上他就占有生产工具。今天,在俄国红军、警察和国家政治保卫部唯一对其负责的CP官僚制度,就能用行政命令来排除任何工人或任何的工人集团使用生产工具。由于控制着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居住地区,他们从国内一地迁往另外地区的权利,他们的出版物、学校、工会、俱乐部和一切其它的团体,这些机构也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绝对地控制着他们的生命。但是斯大林宪法所规定的却不一样!美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做的,它规定北方和南方不管肤色如何,一切人都有自由的选举权。把在一项官方文件中所规定的同在事实上所实际实行的混为一谈,那就是政治上白痴病的一个很好的定义。那些读斯大林宪法的人显然没有读斯大林的报刊,这种报刊尽管热烈地把少数党的压迫蒙上最民主的面貌,却每天显示出在俄国工人们纸上的特权和他们的实际权利之间的脱节是多么显著。事情已经演变到这样的情况,俄国的工人们因为无故旷工,就有失去工作、面包券、住房和甚至向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可能。他们直接的监工不把工人违犯这些新命令的情况提出报告,也有被监禁和清算的危险。

……

一旦我们排斥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对于把俄国的官僚认作是一个确定的阶级就不可能提出反对了。这个定义对于俄国生活中众所周知的在生活水准、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社会威望间的悬殊是适合的。……的确,它在许多方面是同其他实际的和理想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有区别。它的官僚们没有股票和证券,也不把他们的权力传给他们在生物学上的继承人。但是他们无需拥有股票和证券,因为只有他们才支配着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并从中抽取了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准所必需的一份,而毫不关照工人群众,也不受其约束。他们的等级制度迄今还不是从他们的生物学上的继承人中,而是从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继承人中选人来补充,即从那些把依照CP政治委员会所批准的方式服从最高领导和对一切其他的人残酷无情这两种性格结合起来的人中找人来补充的。在最没有拘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有许多事情是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及其互相勾结的董事会所不能干的。作为苏联的集体经济的领导人,CP的等级制是无所不能的。如果说它的所有制和其他国家的显得不同的话,那只是在于它的性质的绝对专制,和随之而来的在意识形态上的文过饰非,以及它对早已在实际上抛弃了的社会主义理想所作的官样文章的假日祈祷而已。

悉尼.胡克在谈论关于苏联是否存在阶级时特别强调“所有权”的社会意义。他指出:“任何人被承认有排除别人使用生产工具的权力,在实际上他就占有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只要是有排除别人使用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权力,不管是资本家还是革命者,都是一路货:社会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如果有谁真的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宣称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就是如胡克所说,“把在一项官方文件中所规定的同在事实上所实施流行的混为一谈,那就是政治上的白痴病的一个很好的定义。”其必然结果就如前南斯拉夫CP政治局委员德热拉斯所指出的:“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德热拉斯在其代表作《新阶级》中这样写道:

“要证实某一个阶级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它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权的阶级中的情况一样。同样,一个阶级可以从所有权所给予它的成员的物质的及其它方面的特权标志出来。

“正如罗马法所规定的,财产构成物资的利用、享受和储存。而CP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储存收归国有的财产。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官僚集团或这个享有所有权的新阶级的成员的身份,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因所有权给予的特权(这里指的是收归国有的物资)来确定的,那么这个新阶级或政治官僚的成员身份将由他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收入和特权反映出来,而他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享受和特权比社会上一般所应该给予他们的分量要多。实际上,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标准、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它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属的权力和党的垄断权。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是不用做工的人。

“……这个新阶级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的,他们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关系和所有权制度(政府的极权和权力的垄断)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其它任何一种制度都望尘莫及的。

“剝夺CP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们这个阶级取消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其它社会权力,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润(由于罢工和议会行动的结果,资本家们已不得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等于是剥夺了CP人对于财产、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垄断权。这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开始,是共产主义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告终。……

“这个新阶级和新阶级成员所拥有的所有权方面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经济企业的行政一直伸展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谓‘总的领导’是由这个阶级的核心执行的。领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奥尔洛夫在他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称,苏联的一个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卢布,而一个人造丝委员会书记的薪金和津贴则每年高达45000卢布。后来,虽然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的情况都有所变动,不过它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其他的作者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的薪金有天渊之别,这不可能瞒过最近几年访问过苏联及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其它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取得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在革命(成功)前,CP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尚的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个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剝削者和主人。

“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们真正的性质隐瞒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并且,起初这个官僚集团忙于完成工业化,而把它的阶级成分隐藏在假面具里。”

作为一名前CP国家的二号人物,德热拉斯洞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质。他的上述论述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打击是重量级的。他所论述的许多问题是我们早就有感受而又无法言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中的精英分子给人民提供了改变历史的理论依据。

接着请看悉尼.胡克的下述论述:

……俄国的国家是以一切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CP为标志的。工人阶级的其它政党即使在“民主”的斯大林宪法中也都是禁止的。在CP内部组织派别是会被关进集中营或处以死刑的。苏维埃(国会)在苏联具有(纳粹)德国国会同样的职能一一为党的政治局所决定的各项政策加盖橡皮图章。从一个阶级专政开始,俄国的革命通过CP的专政发展成为书记处的专政。……

……CP越是强制地对其它的工人阶级政党行使其专政,CP内部的书记处专政便变得越加到处盛行。托洛茨基曾无数次地坚持说,如果真正的民主秩序在苏维埃之中并在党内占了上风,斯大林的政策就不会成功了。那就是说,要是苏维埃或者甚至党都是民主的,则即使革命有了延缓,列宁逝世和生产力不发达,斯大林的政策也是不会成功的。……根据托洛茨基自己的分析,他那些政策之所以未被采纳,不是由于普通的客观形势,而是没有工人和党的民主所致。……没有工人和党的民主就意味着在手中掌握着专政权力的人的政策,不问其是否明智或导向死路都将会被采纳。即使我们假定在专政者和群众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也不可能假定在专政的官僚方面采取适当措施来实现共同利益时不会犯错误。

在托洛茨基在俄国被击败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其近因都不是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或国外的政治形势,而是在于否认他和他的党羽有平等的集会、鼓动和出版的权利,以及对他党羽中那些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的人加以迫害、监禁并且往往进行处决。要是托洛茨基的政策是在一个真正行使职能的工人和党的民主制度中被拒绝的话,那么他所提出的因素便可能适合于用来解释选民为什么拒绝给予他信任。但是正如当时所发生的,直接导向热月政变的斯大林的政策之所以得到成功,是因为党的专政已经变为对党的专政。

不需要很大的洞察力就会了解,一个政党的专政如果不使它自己内部的组织成为专政的组织,就不可能长期有实效。由于有控制党对之行使专政的人民群众、同真正的和硬被说成的敌人作有效斗争、强加统一思想体系的必要,就迫使党采取一种军事的、有时被称为铁板一块的结构。非党群众的利益因为没有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不可能公开表达,就很自然地趋向于在党的内部分歧中,在各色各样的派别争论中表现出来。但是,除非把党本身队伍中分裂的事实和现象对非党群众掩盖起来,就不可能有效地运用那一党专政。党内的统治集团为了隐瞒这种分裂并夸耀最大程度的统一,一定会要调节和控制群众中的意见表达。它就必须行使一种甚至比对非党报刊还要严格的对党的报刊的监督。而为了行使适当的监督,领导集团就必须使它自身统一起来。把意见不同的人们孤立起来,使他们噤若寒蝉,被流放、驱逐出境和枪毙。领导集团的统治必须用一种神话来加以巩固,这种神话竭力颂扬那个跨上金字塔形组织的顶峰并对任何问题所说的话都是法律的“领袖”、“敬爱的导师”、“铁一般坚强的人”。任何一种的反对都等于是叛逆。那些决定都是“一致”批准的;要是做不到的话,那就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会变成破坏行为;今天的保守缄默,便是明天叛逆的信号;这一次清洗的工具便会变成下一次清洗的牺牲品。在这种从一个政党的专政向对党的专政的演变中,也许在某一点上会出现历史的变异。然而,俄国发展的一般形式都是与下列事实相符的:从剝夺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起,到禁止CP内的派别(在1920年3月),到斯大林统治下对一切异己分子实施残忍的警察恐怖措施。

悉尼.胡克上述论述揭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老底。早在写作此书的十多年前(1920年代),他就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混同起来,用实用主义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写作此书时,胡克在政治上从托洛茨基派的立场出发,在哲学上则以实用主义为武器去抨击马克思主义,力图在“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其实用主义马克思学。从“民主和党的专政”的论述来看,胡克虽然着笔不多,但言简意赅,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性质剖析得十分到位。只要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历史轨迹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胡克的这些论点首肯:因为他每一个论点后面都有大量的论据作为支撑。

意大利CP创始人葛兰西指出:“一个党的活动方式提供区别它是什么党的标准:一个进步的党按照‘民主的方式’(即民主集中制方式)活动,而一个倒退的党按照‘官僚主义方式’(即官僚集中制方式)活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党只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这就成了专门的警察机构,它那‘政党’的名称成了凭空想像的比喻。”

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俄国人民吗?是为广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吗?它按照谁的意愿执行谁的决策?悉尼.胡克和德热拉斯的论述作了一些解答,而且还将进一步解答。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38)

1950年代,有人说苏联一年要收获六次庄稼:在苏联收第一次,在东德收第二次,在捷克斯洛伐克收第三次,在匈牙利收第四次,在波兰收第五次,在保加利亚收第六次。

荀路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5月31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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