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世界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劳工包括医护人员的罢工，他们不仅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是在保护公共健康。这些工人是病毒危机前线的战士，只有有效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成为传染源，才能有效地救治或帮助他人。新冠疫情中工人的罢工、抗议和独立工会暴露了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的各国制度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香港医护人员举行了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罢工原因是香港政府在疫情蔓延初期放任自流，未及时预警，也未使用有效措施鉴别和控制新冠病毒的流动状况。因救治病毒患者，数名医护人员出现症状。香港医护人员对17年前SARS爆发记忆犹新，疫情期间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占总感染人数的两成，香港死亡人数、医护人员死亡在各国中都仅次于中国。1月26日，占香港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五分之一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公开提出诉求，包括对医护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设施，提供足够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公开承诺不秋后算账。但是香港政府拒绝回应。2月1日医管局员工阵线举行大会，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支持罢工。香港政府仍拒绝对话。2月3日，医护人员开始罢工，连续四天罢工，参与罢工的医护人数从几百名上升到数千人。支持工会诉求的部分医护人员继续医护重症病人。反送中以来，香港民众形成了共同争取权利的共识，广泛支持罢工医护人员的诉求，抗议中共在香港代理人无视公共健康。香港政府迫于压力，满足了罢工医护人员的部分要求。2月7日，员工阵线投票决定延迟继续罢工。香港当局表示以“旷工”或“缺勤”惩处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
与香港相比，中国禁止独立工会，官方工会成为中共党政机构压制工人权利的工具。在中共党政机构和警方训诫疫情吹哨人时，所有官方工会包括医院工会都没有任何异议。被中共宣传的抗疫速度和模式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在缺乏防疫的工作环境下，由农民工加班加点建成，但是他们的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承建商和包工头盘剥了六分之五。2月中以来，他们通过微信要求兑现应付的工资，他们的微信被删除。缺乏独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平台，使农民工的权利更无法保障，目前只有22%的农民工有基本医保。一亿多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在疫情中，由于封城、增加社交距离和保护高危人群，对邮递业务需求不断增加，保护工人健康，也关系到疫情的控制。亚马逊仓库违反意大利政府与工会商议在新冠病毒期间保障工人安全的规定，导致罗马附近亚马逊两个工作场所的工人感染，三月中旬，当地工人开始组织罢工和法律诉讼。3月30日，美国纽约州史坦顿岛亚马逊仓库工人被感染后，工人罢工要求资方保护，公司直接把组织罢工的工人克里丝森·斯矛 丝（Christian Smalls）开除。许多工会和工人要求保护措施声援斯矛丝，对亚马逊公司决定开除斯矛丝的调查正在进行。
与公共卫生相关行业也面临挑战。自疫情爆发后，英国公共交通运载了大量医护人员，但运输工人缺乏保护，截止4月12日，14位公交系统的工人死亡（其中12名司机）。公共交通工会已经要求对公交车的触点进行额外清洁，对驾驶员周围的屏幕进行密封，为所有人提供消毒剂，以及将离驾驶员最近的乘客座位置于2米外，乘客从公共汽车中后门上下车，彼此保持距离，以确保驾驶员和其他人士的安全。严格的保护措施已经开始实行。对仍然缺乏保障的公司实施暂时停运。
疫情期间工人的罢工和抗议，反映了长期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利润优先，损害工人权利。利润主导产生了大量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工人，这些工人更难组织工会，许多工人被迫在健康与生存之间选择，被迫暴露在病毒/有害环境下工作，其后果不仅这些工人受害，而且他们的家人和社区也成为受害者。
保护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利是民主国家有别于专制国家的重要区别，民主国家应该对工人权利有更好的保护。民主不只是政治民主，而且也需要经济民主，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工人，而工人参与经济决策，防止大部分经济成果只被少数人占有，才有可能保护真正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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