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62,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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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粮”是怎样征集的(一)

“密切联系群众”,似乎是CP的金科玉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什么高见我不清楚,只看到列宁的一段言论:

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CP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CP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执政党要不脱离群众,就要“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情绪,了解一切。理解群众,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ZG在剖析原因时也得出了一个经验教训:“要密切联系群众”。对此,我只能哂笑: 苏共的组织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遍及城镇乡村,各行各业,其成员几近国家总人口十分之一,与非党群众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何曾“脱离群众”?CP若真想知道民情民意那可是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对党员干部大肆告诫提醒。问题的症结在于是不是尊重民情民意,决策行事是不是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把芸芸众生视若牛马,任意驱使。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自我标榜是劳动人民的代表,是为劳动者谋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让我们看看在十月革命(实为政变)成功后,列宁作为先锋队长,是怎么对待占俄国人口90%的农民阶级的。

布尔什维克进行十月革命靠的是三大口号争取民心的: 和平、土地、面包。革命成功后,和平问题是按照《和平法令》解决的,土地问题是按照《土地法令》着手规划的,而重要性与前两个问题等同的面包问题却没有任何法令加以保证。可见,布尔什维克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在这里有所缺失。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及其战友似乎忘了面包问题,而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和平与土地问题上了,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从政治,从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党派的斗争这个角度着眼的。首先解决和平问题,是为了和德国停战,赢得苏维埃政权赖以生存的时间;解决土地问题,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强调的首先是与社会革命党人争夺民心。因为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农村的影响远远大于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指出了“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指出了“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

其实,在面包——粮食问题上,列宁和他的战友实行的办法并不是他们的革命创举,而是拾人牙慧,施用了沙皇和临时政府失败的法令和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可不是密切联系工农群众,而是密切联系旧的统治阶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面包——粮食问题情况很糟糕: 市场上没有粮食,国家也没有粮食可以供应分配,政府不得不采取规定硬性价格的强力手段,强迫农民提供粮食。1916年9月23日,沙皇政府宣布实行“余粮征集制”,即在确定农民的必需口粮、牲畜用粮和种子粮以外,其余的粮食必须出售给政府。按照法令,到12月底,余粮征集制要落实到每一家农户,计划的征收数字为7.72亿普特(一普特为16.38公斤)。

政府征集余粮的主要目的是供军队需要,其次是维持大城市的生存。但是,沙皇政府的余粮征集法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只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宣布要在1917年实行粮食垄断政策的法令。但是两个致命的因素导致了这些法令的破产。一个是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了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对;二是执行法令的官员贪污舞弊的现象层出不穷。结果,7.72亿普特的征购数字只完成了400万普特。

临时政府接过了沙皇政府这个烂摊子。1917年3月25日开始实行粮食垄断政策,规定所有的余粮为国家所有。在临时政府存在的八个月中,通过消费合作社,征集到3.6亿普特的粮食。但是,却造成粮食和食品价格的飞涨。黑面包价格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上涨了258%。临时政府垮台了,但是粮价却没有“垮台”: 十月革命至1918年5月间,黑面包的价格上涨了181%。

十月革命后最初的日子里,列宁忙于在组织“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问题上既与其他党也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无暇顾及粮食问题。1917年11月27日,列宁在为人民委员会准备讨论经济问题而提供的九个问题中,“面包”——粮食问题处于第九位。随后,列宁在《经济措施纲要草案》中,甚至将“粮食”问题都去掉了。在稍后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中,列宁仍然没有提到“面包”问题。而实际情况是,源自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严重粮荒在十月革命后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深入的程度蔓延到所有的由苏维埃政府控制的地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由于交通瘫痪,粮荒非常严重。

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列宁及其战友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供应”二字上。似乎搞好了供应,首先是军队的供应问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列宁多次强调:“目前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就是组织司令部,集中一切物质力量,保证供给士兵一切必需品,为了使一切能像过去一样胜利地发展,必须进行这些工作,一小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用什么来供应呢?当然是粮食。列宁认为农村有的是粮食,农民手里有的是粮食,只要从农民那里拿来就行,只要打败霸占粮食和阻碍粮食运输的敌人就行了。1917年11月18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说: “粮食问题我们已经从北方得到保证。占领莫斯科并从下面推翻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后,我们将从伏尔加河流域得到粮食供应。”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脱离了群众”,广大农民的政治情绪和农村的粮食情况竟然被苏维埃政权忽略不计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想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政权肯定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农民也会积极地支持这个政权,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将会使工农团结在一起。但是,当时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却与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村由于战乱和灾荒,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想像的那么多的粮食,很多地区也缺粮。对农民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和平,更为迫切的是需要土地和面包。《土地法令》并没有使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而他们所急需的“面包”也是水中月、镜中花。农民写了大量的请愿书给列宁和人民委员会。列宁肯定阅读过这些信件,自然会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应该意识到民以食为天,解决面包问题已成了当务之急。1917年12月27日,他为瑞典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写了《为了面包与和平》的文章,将面包问题提到了首位:“当前有两个问题比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更为重要,这就是面包与和平问题。”而且承认了面包问题的重要性:“和平与面包,这就是工人阶级和被剝削者的基本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布尔什维克党争取人心的宣传口号和活动策略,也算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表现。但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似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长期混迹于民众之中,明明知晓群众的心意,却时而把人民捧上天,时而把百姓踩在地。当他们发动革命推翻旧政权时,对工农大众百般奉迎讨好,施以恩惠;当他们采取措施维护新政权时,却翻脸不认人,谁敢不服从,穷人富人都得抓和杀!下面,且看他们当年在解决饥荒问题上“脱离群众”的恶劣表现。

列宁虽然承认了面包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他对如何解决面包问题的基本决策思路并没有改变。1918年1月13日,列宁说:“我们非常清楚,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粮食都在卡列金(白卫军首领)的统治地区,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和各个产粮的省份。”十天后,即使在彼得格勒等地已发生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列宁仍然相信“俄国有粮食”这个结论:“一切材料都说明,俄国有粮食,只要登记及时,分配公平,粮食是有的。你们看一看俄国辽阔的土地和铁路破坏的状况就会相信,我们必须加强对现有粮食的控制和分配,不然我们和你们都会饿死。”

按照列宁同志的思路,粮食问题的解决沿着两条路线进行: 一条是行政命令的办法,一条是强力剥夺的办法。这两条办法都体现了长官意志,是典型的“脱离群众”之举。先说第一个办法: 在1917年12月公布的《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中,明确规定:“为了正确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个消费合作社。”在随后公布的《消费公社的法令》,则规定:“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及其下属的“供给委员会”行使的职能,使群众的消费都得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进行,苏维埃的子民就这样丧失了自行解决消费问题(首先是粮食消费)的任何可能性:“如无供给委员会的证明而私自运输、买卖商品者,应当没收其全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劳动。”而另一个办法强力剥夺,就是用武力搜查和收缴群众藏起来的粮食。这算不算一种“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1918年1月,列宁签署过给赤卫队司令部一个命令,要求他们检查在彼得格勒的各条铁路上有没有装有粮食的车皮。1月14日,在列宁起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中,决定成立“检查队”来搜缴粮食。这些检查队的任务是:“一是监督粮食的运输;二是监督粮食的征集和交送;三是采取最严厉的革命措施以反对投机倒把分子和征收存粮。”在实际执行中,这种“检查队”变成了全副武装的“拦击队”。

此时的俄国外战未消,内战又起,在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农村适龄男子40%走上战场的情况下,天晓得俄罗斯哪里会有“足够的粮食”!(那时的俄国农业也谈不上什么机械化,化肥、良种、农药更是天方夜谭)这些情况布尔什维克不用“密切联系群众”也应该知道呀。列宁的睿智和洞察力此时又表现在哪里呢?1918年初,粮食危机已经席卷整个俄国,前线士兵的不满,农民的不满,最后发展到城市居民的不满。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图拉、哈尔科夫和萨马拉等城市出现了群众的抗议、罢工和游行。农村中农民的骚动也频繁发生。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在下降,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势力在增加。该党人数在1918年4月只有2.4万人,而到6月就增加到了8万人。在30个大中城市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18个城市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获胜。可是,苏维埃政权尽管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仍然重拳出击,采取比“消费合作社”和“检查队”更严厉的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列宁相信武力甚于相信群众。

1918年2月底,强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瞿鲁巴就任粮食人民委员。面对俄国的实际情况,瞿鲁巴提出了用“国家组织的交换”方式取得粮食。为此,他要求调拨价值一百多万卢布的农机具和生活必需品到农村交换粮食。(这点实惠杯水车薪)1918年3月2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瞿鲁巴的要求。接着,瞿鲁巴又向人民委员会要求赋予粮食人民委员部以特别权力。列宁同意赋予这样的权力,并且强调:“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1918年5月9日和13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批准了《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粮食人民委员有以下特权: 抓人、杀人、改组地方粮食机构等。这项法令中有这么一条:“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以及滥用存粮酿私酒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交革命法庭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对酿私酒者还要处以强制性的社会劳动”。一个国家的粮食部部长有如此权力,世界上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例。

《关于粮食人民委员特别权力的法令》揭开了苏维埃国家将粮食的消费和分配问题垄断起来,以专政的方式解决粮食的消费和分配的特殊的一页。一个被人们称之为“粮食专政”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虽然不长,但给亿万俄国群众造成的心理伤害十分巨大,给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埋下了伏笔。这个专政的内容有三点: 一是实行粮食垄断,不准私人买卖,不得保存和藏匿余粮;二是对余粮进行严格计算,建立统一的国家储备;三是在工人监督下,平均分配粮食,不给富人以任何特权和优惠。这种“粮食专政”的核心就是垄断,对粮食分配、消费的垄断。垄断的主要方式就是监督和计算。那么,何谓“余粮”?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当时“密切联系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定出的余粮标准是: 除去种子和个人按定额至新粮收获前的需要量。这是一个比较模糊且有弹性的标准。具体执行这个标准的人完全可以大行其是,任意提高或降低具体数字。结果,被征缴的对象往往会成为被任意宰割的鱼肉。

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实施“粮食专政”政策时,这种政策乍一看似乎是当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但是,要是联系列宁一贯的想法来看,“垄断”却是列宁设想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的必需手段。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就明确提到:“粮食垄断,粮食凭证供应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可是在当时和后来,谁会注意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有言在先呢。而在1918年,所谓的监督和计算实质上是平均分配饥饿的一种办法,因此也就是平均分配为苏维埃政权工作义务的办法。因为粮食很少而工作却很多。这样,垄断就成为不仅是解决饥荒的办法,而且成了保障苏维埃政权正常运转和建设国家的必由之路。

1918年5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地方粮食机构的法令》。这一法令除进一步发展了5月13日的法令,更明文规定各地都要建立“特殊的”粮食工作队。

在5月13日至27日期间,列宁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多次给彼得格勒、基涅什马等地的工人写信,号召他们报名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组织的粮食工作队。他在信中指出: 革命的形势是危急的,除了工人没有谁能拯救革命。6月3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响应列宁同志的号召,组成了第一个由五百人组成的粮食工作队。到1918年秋天,约有三万名城市工人参加了粮食工作队。

但是,苏维埃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到1918年夏天,粮食危机更为严重。在当时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30个省份中,只有8—12个省能有点余粮。而对余粮的征集也日益困难。例如莫斯科省,在1918年3、4、5月份,只分别征集到应征集量的22%、14%、5.5%。于是,从这时起,在一些省份对征集余粮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即由国家分配应征收的“余粮”指标,然后层层摊派,限期完成。(这种方式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国度非常流行,大家对此应有深切体会。)开始这种征集活动的是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省(1918年5月中旬)。但是,随着征粮工作队在征集余粮标准上的变动,其征粮活动所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由列宁签署的5月13日的法令,加大了征粮工作队的权力,工作队领导人不仅可以将不听命的地方负责人员逮捕和送交审判,而且可以动用地方军队。1918年8月13日,粮食人民委员部决定在缺粮省份全面进行这种“余粮”征集活动。

由于这种新的“余粮”征集活动取得了较之前一个时期的征粮活动更为明显的成效,于是,在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实行余粮征集制法令》。法令重申对粮食和粮食产品省份的农民摊派他们必须交给国家的最低标准,即农民必须上交全部余粮(同时,法令也规定了要给农民提供一部分工业品)。从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实行“余粮”征集制。

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果真的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话,应该清楚当时的俄国农民家里能有多少“余粮”能够拿出来,他们应该为此给予农民多少补偿。但是,他们偏偏在这个问题上“脱离了群众”,结果……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8)

在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在听取关于世界各国强烈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情况汇报后,大发雷霆问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要在阿富汗呆那么长时间?全世界都在因此而骂我们呢!”到会的一位委员立即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至今还没有找到要求我们派兵去阿富汗的那个阿富汗政府。”

荀路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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