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贵”与“跪” ——被误读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及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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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可能是因为一个词的错误翻译引起的。1945年7月,美、中、英联合发布《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予以“彻底摧毁”。记者问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回应,铃木说“不予评论”。问题是,他用的这个单词”mokusatsu”,同时还有“我们根本不在乎”的意思,杜鲁门和美国政府被激怒了,10天后就把原子弹投向了广岛。

1840年,使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怀唐伊条约》,在翻译成毛利语的时候遇到很大困难,一些关键的词比如 sovereignty( 主权),在毛利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最后被翻译成治权(kawanatanga),也就是从governorship音译的毛利语。对财产的理解也非常不同,毛利语的taonga(财宝)一词暗示着对语言和文化等内容的拥有权和保护权,超越了英语版本的“财产”概念。这些争议“为后世带来巨大阴影,这种不利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可以说是新西兰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古今中外,不同语言之间的误译和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经常发生。小的带来尴尬或争执,大的带来思想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严重的可能像上面两例那样,导致重大的外交灾难或政治危机。有时候中国学者为应付审查,把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译成“集权主义”或“威权主义”,在政治学里,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英语里的state、nation、country是三个东西,在中文里都可以被译成“国家”。crime和sin,中文都是“罪”,但前者是违法犯罪,后者则是宗教道德层面的罪。LGBT里面的T(transgender,跨性別者),有时候被错译成或理解成“变性人”,其实变性人只是跨性別者中的很小一部分。

(二)

今年5月25日,46岁的黑人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压住脖子窒息而死,引发了席卷美国的抗议浪潮。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走向新的高度,并且冲出美国,走向世界。

但这场运动在中文世界,却被很多人翻译成“黑命贵”,甚至还有人把它称作“黑命最贵”。这带来的理解上的混乱就不是微乎其微的了。

“贵”在中文里的意思是价格或价值高,值得珍惜与重视,形容人或群体时,是指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优越性。贵的反义词是轻,贱。辈分、权势、名望等贵则不贱,不贵则贱。常见词组有高贵、尊贵、贵族、权贵、富贵、显贵。所以,单从字面上看,“黑命贵”有“黑人的命比其他人更贵”的意思,这显然和Black Lives Matter本意相去甚远。在美国存在根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情况下,在屡屡发生黑人死于警察过度暴力的情况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抗议也难以争取到种族平等的情况下,Black Lives Matter的意思显然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要把黑人的命当回事儿”。这是非常基本的、卑微的诉求,一种理所当然、却又一直被侵犯的常识或公理,要求的仅仅是与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受到平等对待。它绝对没有“黑人的命比其他人更贵”的含义。就算不了解这场运动的背景,稍懂英语的人都不应该把它译成“黑命贵”。正确的译法是“黑命也是命”,或者“黑人同命”。一个抗议者手里的牌子写到,“我们说‘黑人的命也是命’,从来没有说‘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因为黑人的命正处在危险之中。”

社交媒体上最早出现Black Lives Matter标签是在2013年,当时开枪打死17岁黑人高中生 Trayvon Martin的凶手Zimmerman 被判无罪。这场运动在2014年Ferguson抗议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日渐壮大。川普当选总统以来,不但没有弥补种族裂痕,反而使白人种族主义强势反弹,极端种族主义情绪在白人中抬头,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移民运动和排外主义日益嚣张,警察针对黑人的过度暴力也没有任何缓解。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使吉姆·克劳法被废除,黑人权利在宪法、法律层面获得巨大进步。于是一些人声称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已经被根除,但事实远非如此。长期的黑奴制、种族隔离造成的恶果仍有巨大惯性,黑人在司法、执法、住房、就业、教育、移民、医保、财富分配、选区划分、职场发展等方面仍然受到普遍的、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歧视。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想仍未实现。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发展了诸如黑人批判理论、黑人存在主义等理论分支。

Floyd之死再次点燃了人们埋在心底的怒火,抗议浪潮遍及全美。因为个别地方出现了骚乱,很多中国人把整个BLM运动污名化为“暴动”、“打砸抢”,无视运动整体上保持了和平、合法的事实,拒绝对引发抗争的结构性不义给予同情的理解。馬丁·路德·金说,“骚乱是未被倾听者的语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只有从历史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正义的角度,才能公正地理解和评价一场运动出现的激进化现象,而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和道德上给予负面评价。(何况,已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白人极端组织混入游行中策划暴力。一家智库“人权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Human Rights)在Floyd事件后的40次抗议中发现了极端主义Boogaloo运动和其他白人极端组织的证据。美国已逮捕和起诉了一些白人极端分子,包括在加州BLM游行队伍附近杀死两名警官的两名boogaloo成员,以及准备了燃烧瓶和汽油桶企图在拉斯维加斯BLM游行中制造恐怖的三名boogaloo成员。)

(三)

运动产生了巨大声浪,在压力之下,白人警察Derek被逮捕,并将罪名从三级谋杀升为二级谋杀,另三名在场警察,也都被指控。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等地宣布将对警察系统进行改革,改革举措包括削减预算、禁止掐脖执法等。川普签署了行政令,旨在促进司法系统问责制,建立数据库统计警察过渡使用暴力,限制锁喉手段的使用等。

在本次运动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单膝跪地”。美国纽约、佛罗里达等很多地方,警察放下警棍加入示威者行列,以单膝跪地的方式声援示威者。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带领民主党参众议员单跪静默8分46秒,结束时要助手帮助才站起来。伦敦、格拉斯哥等多个城市,数以千计的民众在集会游行中单膝跪地;德国多特蒙德和柏林赫塔队所有球员、教练在比赛前单膝跪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抗议活动现场,与数千群众,一起单膝跪地,声援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好莱坞日落大道,黑人影星、歌星Keke Palmer对国民卫队演讲之后,第18骑兵团的官兵们同意单膝跪地。在北卡的Cary,三名白人执法人员和另外三名白人社区人员跪在地上,为几名黑人牧师洗脚,很多人在旁边单膝着地,有人感动到轻声啜泣。这些例子多到数不完。

但华人右翼和种族主义者对此不但不受感动,反而觉得如丧考妣,极近嘲讽和羞辱之能事。他们把这描述成白人向黑人“下跪”,是“白左”的自我羞辱,说什么道德绑架、运动走向邪路,还有人故意造谣说黑人强迫白人下跪吻脚、黑人想当人上人云云。

抛开造谣和恶意曲解不说,这里面的误解和语言文化差异不无关系。在汉语里,“跪,两膝隐地体危阢也。”(《释名》)“跪,两膝拄地所以拜也。”(《说文通训定声》)跪就是两膝着地、腰和股都伸直的姿势。常用词组有跪拜、跪倒、下跪、跪伏、跪叩、跪下等。在中国文化里,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俗话有“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之说,跪礼大概在古代中国是最高礼仪,后来的磕头包含了下跪。跪皇上、跪祖先父母、跪神灵之外的“下跪”,多数都有屈服、羞辱、投降的意味。而在英语里,kneel包括了单膝触地和双膝触地,虽然有时候也表示祈祷或服从,但不像中文的“跪”有那么强烈的意味。当然语境和社会情境是重要的,求婚的单膝跪地、日本的跪坐,都是另外的含义;不要忘了,Floyd是被警察单膝跪死的。

“Take a knee”,就是“单膝触地”,译成“单膝跪地”也可以,但译成“跪下”或“下跪”就会导致误解。这个姿势在非暴力抗议和社会运动中形成确定的含义,还不到4年的时间。2016年9月1日,知名美式足球运动员卡波尼克(Colin Kaepernick)为抗议美国警察滥权、暴力对待非裔与少数族群,在唱国歌时单膝跪地,与他一起单膝跪地的还有球员Eric Reid。在美式足球等运动中,當有運動員受傷時,其餘運動員會單膝跪地。在卡波尼克之后,单膝跪地成为美国近年来平权运动的著名象征。

本次“黑人同命”运动中的单膝跪地,同样也表示对警察滥权和种族主义的抗议,呼吁政府重视种族平权和正义,呼吁社会宽容和人道主义。单膝着地的时间,大多数都选择8分46秒,这正是Floyd被紧紧压住脖子的时间,是警察施暴的8分46秒和一个黑人受难的8分46秒。白人、警察、公职人员的单膝着地,表示与受害者、抗议者团结在一起;在一些情况下,同时有忏悔、道歉、请求宽恕的含义。那些参与BLM游行的白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他们愿意为历史性的和体制性的不义而忏悔,为化解仇恨和冲突而祈求,为自己属于优势族群、属于给他人带来苦难的族群而感到不安、请求谅解。

因此,这单膝跪地,除了社会和政治意义,还有更深刻的历史、道德和精神意涵。它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爱和非暴力的力量,体现了忏悔和团结的意愿,将有益于弥合历史的伤口和社会的裂痕。这和中文语境下的“下跪”实在是南辕北辙。对如此震撼心灵的举动予以嘲讽和诅咒,暴露了种族主义者善恶是非的根本颠倒。

(四)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BLM在华人知识界、在中文社交媒体中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深入探讨,其中一些和政治、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思想混乱有关。

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要诉诸人们观点和态度的转变。社会运动吸引、引导或迫使人们关注要改变的议题,通过观点传播、信息、研究、辩论、社会压力、政治压力等方式,使人们改变观念或行为模式。民主运动、女权运动、LGBT运动、动物保护、环保运动等等都是如此。

这次“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也对种族观念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纽约时报分析指出,从Floyd惨死以来,全美数千万人参加了抗议,遍及2500多个城镇,平均每天发生140起,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媒体和网络对BLM运动进行了大量报道,各界纷纷探讨和反思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多机构、企业、学校等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一道并肩抗争,一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被选下台。一些雕像被推倒或移除,包括邦联“总统”戴维斯、邦联将领罗伯特·李,还有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因其种族主义而长期引起争议的电影《乱世佳人》被HBO下架,在增加了一些历史背景介绍之后重新上架。一些历史人物的种族主义言行被重新评价,普林斯顿大学把前总统威尔逊的名字从该校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中除掉,校长说,“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即使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也是显著和影响恶劣的。”密西西比州州议会通过法案,沿用100余年的、唯一仍存留邦联旗图案的州旗寿终正寝。议长佩洛西下令移走国会大厅里4名前议长的画像,她说,“在这个民主的圣殿,那些代表了南部联盟暴力偏执和荒诞种族主义的人没有位置。”

有人惊呼:文革来了!但它与中共极权体制下那种“枪杆子运动群众”的毛式“文革”没有任何关系。“文化上的革命”在各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多有发生,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民主化浪潮,种族平权与性别平权,嬉皮士,互联网与新媒体等等,都在文化、思想观念、或生活方式上引发了深刻变化。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则是暴君指挥暴民的、血腥恐怖的人道灾难,是毁灭人性和反文明的东西,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种族平权运动中的换旗、改名和推倒雕像,和毛时代“破四旧”运动的毁坏文物古迹,两者的政治社会意涵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美国的种族平权运动是对种族主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反抗与清算,它既是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斯坦福大学麦卡丹教授说:这次BLM抗议”看起来正在实现极少数运动能做到的事情:开启了一个重大的、持续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时期。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个社会变革的临界点。”

比如“南方将士”雕像,它们大多数是1910年代第二次3K党运动泛滥之时所立,这些在南方犯下蓄奴、叛国等重大罪行的人物的雕像,是对黑人的羞辱,是为种族主义张目。推倒雕像凝聚了社会共识,属于拨乱反正。邦联旗帜也一样。2015年,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戴伦·鲁夫(Dylann Roof)在南卡一座教堂枪杀9名黑人,作案前他展示邦联军队旗帜,引发了禁挂“邦联旗”的大规模请愿活动。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的“团结右翼集会”引发流血事件,美国掀起更大的移除邦联纪念物的浪潮。本次换旗只是前面运动的继续。在社会运动压力之下,议会立法通过,程序正义,尊重历史,符合正义,与“破四旧”天渊之别。

关于BLM的争论还上升到了更大范围的“左”“右”之争。其实西方的左右含义和中国的左右含义极为不同。不仅如此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情境下,都有不同的流派分别被贴上左或右的标签。被称作或曾被称作“左派”的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主义,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环保主义,女权主义,民权运动,LGBT运动,工会运动,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自由派等。而被称作右派的至少有:保守主义,保皇主义,传统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威权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新纳粹等等。可以看到,无论左右,都涵盖了大量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思想和政治派别。

中共长期属于极左,所以一切不属于极左的都被打成“右”,不少反对中共的人也以自己属于右派阵营为荣,久而久之潜意识里形成了左错右对、左坏右好的刻板印象,对西方语境下复杂细致的左右光谱缺少敏感的辨别力,造成大量误解。实际上,1989年之后,中共搞的是剥夺自由的极左,加上反对平等和福利的极右,也可以说,现在的中共,更接近披着极左外衣(社会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的极右法西斯。在西方,基本自由和人权、基本的平等和福利已经是共同底线,左右争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以极右间杂极左的中共体制为潜在坐标系,来讨论西方当下的左右之争,要么无力对话,要么一团乱麻。

类似的,一些人把支持BLM运动的人、美国的自由派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以为就结束了辩论。其实这也是极大的误解。在中国,被称作“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社会主义”的意思大致相当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制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成了坏制度的集大成。但在西方语境下,“社会主义”常常指“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它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另外,在认同自由和市场的基础上追求平等、社会正义和保障福利,几乎成了全球民主国家的共识和趋势;把这也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并且把它理解成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体制,这实在错得离谱。

总之,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次“黑命也是命”运动充满误读和偏见,他们对西方社会的理解过于僵化、肤浅和脸谱化,缺少历史的和人性的维度,缺乏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敏感,无视那些宏大的概念之下深刻和细致的分歧。他们掩饰不住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说明中共控制信息、歪曲历史、洗脑教育的毒害之深;也说明,中国知识界同样需要一场文化观念上的革命。

滕彪一一法学博士,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

(原载 台湾苹果日报 20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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