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粮”是怎样征集的（三）
闻一接着在《反对富农——进行最后的斗争》一节中写道:
列宁强调，“需要先进工人到所有生产粮食和燃料的地区，到所有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地区，去进行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而这个反对富农的“十字军讨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要“弄到粮食”，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粮食收归国有。这一点列宁自己说得十分清楚:“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不仅是从产粮区弄到粮食，而且要把所有余粮以及各种食品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储备。”所谓作为国家储备，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来的粮食绝对保证用于军队和大城市，尤其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中挨饿的工人所需。这时，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没有军队去作战，没有产业工人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将覆灭。正像十月革命时对农民和农村的估计那样，这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依然认为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决不会危及自己政权的存亡，而且农民也是不会背叛苏维埃政权的。
列宁认为，工人天生就是农民的领导者、领袖，因此，进行这场“十字军讨伐”的唯一力量就是大城市的工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彼得格勒的工人。他说:“十月革命的、苏维埃革命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先进工人以贫苦农民领导者的资格、以农村劳动群众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到民间去’。”工人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就能拯救前线、拯救苏维埃政权，也就能拯救农村和农民。从而，这场讨伐的对象就必定是农民，讨伐的地区就必定是农村。
所以要进行“十字军讨伐”，是因为在此之前由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倡导实行的“以商品交换粮食”的措施失败了。这一措施的失败，列宁归罪于“富农的反抗”。但是，在“以商品交换粮食”的措施中有几项必须实行的规定值得注意: 国家只提供以商品支付的粮食全部款项的25%，对粮食实行国家统一的“硬性价格”，对存余粮者征收高额税，由中央机构派人统一征购，地方当局不得插手。……但是，这种“以商品交换粮食”的政策是农民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实际上是白白地交给国家了，被剥夺了。这种政策的实施促使农民和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背离情绪加深。
列宁当时把粮食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粮食吃人会饿死。但他解决粮食问题的思路狭隘死板，手段武断粗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任你是谁也无法洗清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罪恶行径。虽然布尔什维克用武力夺到了粮食，当时保住了政权，但历史的轮回转了七十多载，这一罪行已板上钉钉，永远翻不了案了。
当时的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当上心。派往萨拉托夫省采购和发运粮食的特派员斯米尔诺夫来电报汇报情况，列宁看了后很不满意。1918年9月16日，列宁回电说:“来电含糊不清，使我极感诧异。来电说粮食很多，却没有指出哪些乡余粮已经全部收净？收了多少？集中在那些粮库和粮食收集站？究竟集中了多少？要记住，没有这些准确的数字，怎么说都是空话。请准确回答。”9月17日，列宁向列茨县各乡贫苦农民委员会发去电报通令:“不能只说些泛泛的、含糊不清的话，这种话往往是掩饰工作的彻底失败。每周都必须有准确的数字: 一、究竟哪些乡收集了多少粮食？入库多少？二、究竟已入库多少普特粮食，存放在哪些粮库和粮仓里？没有这种数字，一切都是空话。请回答得准确点。”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对余粮征集制事必躬亲，毫不含糊，将此作为战时经济决策最重要的一部分，视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部分。闻一在这里讲述了许多有关的具体事例:
“十字军讨伐”在各地遭遇到各级苏维埃机构的抵制和农民的自发反抗。坦波夫省是俄罗斯的产粮大区，1918年4月上旬，该省的各级粮食机构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各负责人一致的声音是:“农民不愿意以硬性价格上缴粮食”。一位负责人说:“需要自由贸易，但是可以在拦击队的监视下进行。解决饥荒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交换。”像坦波夫省这样的地方苏维埃对地方不能自行收购粮食的指令也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个省的苏维埃领导人就在会议上责骂莫斯科来的征粮官员，说他们“和合作社人员狼狈为奸，都是投机商、小偷和怠工者”，并自行改组了主要由莫斯科派来的官员组成的粮食人民委员会，其理由是: 该会“由于不执行依靠广大居民阶层并且不去利用选举出来的地方机构的支持，没有能力继续为俄罗斯共和国的饥荒省份和遭遇歉收的坦波夫省各县采购粮食进行工作，因而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在农民中间，消极的(不去耕种土地)和积极的(抗拒征粮)事件此起彼伏。
地方上的这些行为自然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歇斯底里”。粮食垄断、硬性价格、国家集中统一征购、武装征粮、用战争手段征粮，这成了贯穿苏维埃政府全部粮食政策的一根红线。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列宁在多个层面上提出了“富农”这个政治概念。这个“富农”不仅反对苏维埃的全部粮食政策，而且和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孟什维克沆瀣一气。或者说，农村富农的政治代理人就是这些党派。这种反对“富农”的斗争，在列宁看来，已经不仅仅是解决粮食问题了。他认为，对富农斗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忍受的饥荒迫使我们去担负纯粹共产主义的任务”。列宁把从农村剥夺来的粮食进行统一分配称之为是:“这里我们正在为打下共产主义分配的基础，为真正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而奋斗。”列宁甚至这样说:“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努力获得粮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国范围内对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前阶。这已经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正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正是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应当向资本主义决战的任务。”
实在无法理解列宁同志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观: 努力把本来就数量不多的粮食和燃料从富农和资本家那里剥夺过来，由工人在“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下实行“合理地分配”。列宁同志是唯物主义者，难道不知道物质财富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共同创造出来的吗？难道不了解农民中的富裕农民是农业生产中的佼佼者吗？不了解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者是工业现代化生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吗？消灭富农和资本家，用贫苦农民和红色官僚取代他们，就会创造出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吗？NO！相反，俄国人民苦难的历程就此开始了。
竭泽而渔的“余粮征集”仍在进行，请接着闻一的上文，看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农村是如何胡作非为瞎胡闹的吧。
在饱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策思想的“反对富农”这个政治口号下，先由“拦击队”和“武装征粮队”，后由“征粮军”进行的农村征粮工作，实际上就成了一场“争夺粮食的战争”了。这期间，“同富农作战”、“战胜富农”就是“战胜灾荒”、“社会主义革命”的同义语了。这场战争的对象就是“富农”。可什么是“富农”呢？什么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呢？从当时颁布的有关拦击队、征粮军的法令和规程上来看，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划分标准。尽管列宁在1918年5月初才开始使用“富农”这个概念，并给“富农”下了一个大概的定义，只要注意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讲话，就可以发现这时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中并没有一个阶级标准，即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标准。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时的农村中，权力是多头的，地方上有自己的地方苏维埃，各乡各村有组建起来的粮食委员会，还有征粮军和征粮工作队。而在这所有的机构中，武装征粮工作队是决定一切的。他们工作的程序，一是找人指路，谁能说出谁家有余粮或藏有余粮，谁就是贫农，而被指认者就是富农。至于最后查到多少余粮，甚至是否有余粮都不能改变已经成为定局的“贫农”和“富农”的划定。二是进村就查抄，有余粮的、不配合的、进行反抗的农民就是富农。
武装征粮工作队、征粮军的组成本身是极端复杂的。列宁说是要挑选最优秀、最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去，可是在那个混沌动乱的变革时期，真正的产业工人队伍也已经发生急剧变化，军队需要，政府机构需要，全俄肃反委员会需要，还有多少最先进的工人能到征粮队中去呢。此外，征粮本身在当时几乎没有口粮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瞿鲁巴征召的工人中也远不是能挡住粮食诱惑的人，他们当中的非先进工人严重破坏列宁要求的“严格纪律”，凭自己的个人恩怨和对东西的需求任意指定谁是富农，并且酗酒、劫掠和打人。仅在坦波夫省的乌斯曼县就有15个武装征粮队因为为非作歹而受到法律制裁，被解除了武装。这样的事情，各地都有呈报。当然，随意确定富农身份更造成严重的后果。
此外，瞿鲁巴征召的人中还包括那些把到农村征粮作为具有无比吸引力的好事的上山下乡青年，……后来成为著名的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那时只有二十六七岁，也去参加了坦波夫省乌斯曼尼村的征粮工作。为此她记下了她征集的“战利品”:“18磅小麦，10磅面粉、3磅腌猪肉”。
这些青年人是唱着歌去征粮的。当时的流行歌手尼古拉.克留耶夫就这样唱道:
罗斯的上空飞过幸福之鸟，
激愤在胸中燃烧……
我们的土地圣母呀，
给庄稼汉自由的粮食吧！
古老的思想和传言实现了，
英雄的人民觉醒了——
家烤面包片上将会涂上蜂蜜，
桌布上将有鲜艳的纹饰。
为自由为土地为劳动的面包，
我们去和敌人战斗，
他们主宰得我们已经够了！
去战斗！去战斗！
“去战斗”就会有面包吗？
列宁在当时固执地认为，俄国并不缺粮食，而是富农和粮食投机商以粮食为武器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企图“用枯瘦的饥饿之手扼杀革命”。为了镇压这种臆想的反抗，列宁悍然决定成立工人武装征粮队，对富农、实际上是对广大农民的粮食进行抢夺。1918年5月10日，列宁指令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尽快建立征粮队。他说:“如果优秀的彼得格勒工人不建立一支经过挑选的、可靠的两万人的工人大军，纪律严明、毫不留情地对农村资产阶级和受贿者发动军事进攻的话，饥荒和革命的毁灭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从农民手中抢走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他们怎么活命呢？他们以后还会有种粮的积极性吗？城里的工人能长期地驻守在农村征粮吗？列宁的头脑里想过这些问题吗？
还有一点，这时的“贫苦农民”并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贫农”，只要是没有粮食，只要是指认了哪家农户有余粮的农民，都可以加入或者算入“贫苦农民”的队伍。有余粮的就是“富农”，这就是当时执行的政治标准。这时，真正的富裕农民手上有余粮，而“贫苦的农民”手中也不一定没有余粮。问题就在于余粮的标准究竟是多少？总的说法是，除了能维持生存的粮食外，都得算是“余粮”。而在那个国家整个局势动荡不安，尤其是农民尚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的主人时(土地没有分到农民手上和农民不愿去耕种土地)，耕地被荒弃，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因此无论是“富农”的余粮，还是贫苦农民手中超标准的“余粮”，他们都不愿意拿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把自己的粮食交出去了，那些因这些粮食得以生存的军队和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今后有粮吃。此外，一旦超过生存标准所需要的粮食就要被剥夺，而且来年的前途是: 生产出的粮食早就预先决定了要被征集，那农民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耕种、去生产超标准的粮食。对农村和农民的这种处境，苏维埃政权显然忽略了应有的考虑和计算。
因此，反“富农”的关键就在于“有无余粮”。这正如列宁所断然指出的:“当人民在挨饿，当失业现象日益严重的时候，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在这样的时候(而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永远是如此)，每一普特粮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圣物……”
然而，怎样来确定这种“圣物”的多少、富余程度呢？怎样通过“十字军讨伐”来获取掌握这些“圣物”呢？拦击队、武装征粮队都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苏维埃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靠谁呢？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呢？列宁面临新的决策。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的这个至理名言很可能是受列宁的启发而得出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城市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在农村当然就要依靠贫苦农民了。为了能持久地征集到充裕的革命“圣物”——余粮，列宁同志决定“密切联系”农村中最贫穷因而革命性最坚定的贫农，让他们成为农村苏维埃政权的中坚力量，发挥其革命堡垒作用。
闻一在其《十月革命》一书中，用了两个篇章叙述了列宁倡导的“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前后历程。下面让我们先看第一个篇章《“十字军讨伐”的新手段》之内容。
1918年5月26日，列宁在关于动员军队征集粮食的指示中，曾经提到“贫苦农民”:“把遭受饥荒的省份中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编入作战(同富农等作战)的部队(每队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但这时“贫苦农民”只是工人的配角，列宁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城市工人去帮助和解救农村上:“从每一千名职工中挑选若干优秀的和忠诚的人参加征粮队，组成一支全体工人的战斗队去建立秩序，帮助监督，收集一切余粮，彻底战胜投机商——这是唯一的解救办法。”
到了6月初，列宁提出了与饥荒作斗争的三个口号:“集中粮食工作，联合无产阶级，组织贫苦农民”。这三个口号表明，由于饥荒的出现，无产阶级，即工人内部在解决饥荒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农民不听无产阶级的号令，农民没有联合起来，征集粮食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列宁将这一切归咎于农民的受奴役和愚昧无知，因此他呼吁“贫苦农民联合起来”。……
然而，列宁这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贫苦农民联合的具体组织形式，只是说:“反对富农的新的斗争形式，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形式正在形成。”但有一点列宁是坚持不动摇的，即“从富农那里取得粮食”应成为贫苦农民联合的必由之路。对贫苦农民以奖励，给富农以暴力，是这条必由之路的核心。所谓“暴力”就是指对富农决不宽容，即使他们自愿把粮食送来，也不能给予奖励。这就是说，“富农”粮食的唯一出路就是被工人剥夺。在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里，列宁提到一件事，即北方粮食管理局局长格罗曼提出解决饥荒的两种办法: 一是提高征集粮食的价格；二是规定一种奖励制度，奖励迅速把粮食送到征粮站的人。列宁对格罗曼大加抨击，认为这是孟什维克的立场。而就在同一报告里，列宁却将这一建议改为对“贫苦农民”的奖励。列宁说得很清楚，贫苦农民要想得到奖励——粮食，就必须去帮助找到和取得粮食。这种组织贫苦农民参加征粮工作的允诺，是与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的允诺完全相合的，它用现实的切身利益鼓动贫苦农民投身到收集粮食的斗争中去。
1918年5月9日，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称，粮食人民委员部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居民中最贫苦的部分组织起来，去从储藏者手中剥夺粮食”。
工人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手中的工具，夺取政权时动员工人打头阵，维持政权时更是处处显示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军队、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都有工人首长的身影。而农民阶级除了被征兵征粮，当官做主似乎没他们什么事。成立贫农委员会，只是为了更多更快地征到粮食，避免苏维埃政权因严重的饥荒而垮台。这时所谓的工农联盟，只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农民利益基础上的权宜之计。在布尔什维克体制下，农民始终是被支配被盘剥的对象。所谓“团结”农民阶级只不过是利用农民阶级的同义语，关健在于农民阶级要服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50)
在莫斯科公园，一个老头坐在长椅上读着一本犹太语的语法书。正好一个克格勃特工走过，从背后看到了，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特工: 这是本什么书？
老头: 犹太语的语法书。
特工: 你这辈子是去不了以色列的。
老头: 你说得对。但我死了以后要用，天堂是说犹太语的。
特工: 你怎么知道你会升天堂呢？可能是下地狱呢。
老头: 那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会俄语了。
荀路 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