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胡绩伟的非常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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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4)

胡绩伟的非常婚恋

近年专力研究人文知识分子,阅读传记成了「专业」。自传大多产于人生晚年,阅历丰富的传主都明白「自我招认」的分量,能够做到「不虚美不隐恶」总是少数,揽功推过、自塑英姿、虚报冒领乃人性之常,不得不防。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可「免检」放行——自我曝料自抖隐私。此外,能否直面「男女关系」,直述生命中十分重要的这一轱辘,既是考验传主诚实度的试金石,也是值得看客留意的一处观景亭。

川人胡绩伟(1916~2012),四川大学政经系肄业生,1939年底奉命秘赴延安,长期主编《边区群众报》,1949年后《人民日报》总编、社长,丙辰天安门事件平反报导四杰之一,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委,「六四」后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两头真」代表人物。80岁上,他撰下《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避不讳,详述与堂姐婚恋,实在是一段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的人生故事。今天嚼之,别有一番滋味。

胡绩伟出身四川威远县界牌场殷实乡绅之家,先后就读川南师范、华西大学协和高中(英国浸礼教会主办)、四川省立一师、华西大学(美英加等国教会联办)数学系、四川大学政经系,1937年秋退学(仅读一年),10月首批加入成都「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转共产党,1936年开始在成都主编左翼报刊。1939年底奉命赴延,任《边区群众报》总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调《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长;1949年西安《群众日报》总编,1952年底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红色时代的人尖儿,长得很男人,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不好找?可他偏偏爱上嫡亲堂姐。

大伯父次女胡德辉(1911~1992),长胡绩伟五岁,出生几个月的1911年9月22日,28岁的父亲胡驭垓就牺牲于「保路运动」。1930年,胡德辉毕业于省立女子实业学校高中部(纺织、化工专业)。胡绩伟的父亲也死得早,两妯娌青年守寡。大伯母只有两女儿,胡绩伟母亲两儿子,哥哥便过继给大伯母,两家过从甚密,两人青梅竹马。家事上,二姐常常出手帮扶弱弟胡德恕(胡绩伟原名),天然形成的「姐弟恋」。胡绩伟15岁那年毕业于自贡培德中学,要读高中得上成都,主持家政的二伯父不想供他升学。二姐在家庭聚餐时为三弟出头争取,成功后姐弟俩喜极拥抱——

我们是那样的快乐,这快乐使我们忘却了一切,我们很自然地脸贴着脸,嘴对着嘴,亲吻起来。很快,二姐感到不对,在我怀中挣扎……从此,少年的我,陷入对二姐的深深爱恋之中。(页147~148)

拥吻后,姐弟情感发生质变,胡绩伟寻找一切单独接近二姐的机会「发起冲锋」,二姐总是推开,制止但温柔,从不发怒斥责,只是叹曰:「傻三!」(胡绩伟行三)「这更使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火」。少年胡绩伟虽然明白堂亲相恋有违习俗禁忌,不能结为夫妻,但不明白违背这项禁忌的严重后果,不明白血缘太近影响遗传。

1934年,二姐应聘东下宜昌中学任教,临行两人冷静分析「形势」。二姐劝三弟早日觅侣,三弟也劝二姐早日成家,祝她找到如意郎君。半年后,二姐与宜昌中学同事黄觉民结婚,1935年共赴北平求学,因经济困难回川。胡绩伟得讯,心情十分矛盾。他既为二姐高兴,信上祝愿他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又十分痛苦,将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1936年夏,二姐夫妇回成都。

我们在表面上是很理智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抱头痛哭过。我责备她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决定结婚。二姐说,我们是堂姐弟,是不能结合的。

二姐劝三弟另选中意姑娘,不要再为这场没希望的爱情守夜。(页149~150)

本来,故事应该至此结束,偏偏二姐婚姻失谐,经常争吵,二姐明确表示与丈夫的结合相当草率。看到二姐家庭出现重大裂痕,三弟冷却的心凉灰复燃。二姐开朗泼辣、敢说敢做,自幼在开明母亲的影响下,志向高远,事业型知识女性,还是个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不做丈夫附属,要有独立职业,大大不合贤妻良母传统标准,很难得到一般男人赏识。1926年,初中即将毕业的二姐为赴沪入劳动大学,长函致母,索要200元:「如不兑200元钱来,我就回来杀死你们,然后出走,自奔前程。」20岁就守寡的母亲接信大哭两天两夜。1927年阻拦姐姐嫁给县长夫人的弟弟:「你结婚,我和你断绝关系!」[1]实在也是很厉害的「新女性」,一头红色小母豹。

抗战爆发后,川大生胡绩伟加入「民先」,二姐参加妇救会。1937年底,胡绩伟在川大语文教师车耀先引路下入党。1938年2月,二姐也在成都入党,并生下与黄觉民的长子胡力追。二姐向三弟「推荐」好几位优秀女青年,胡绩伟接触下来,感觉与二姐差距甚远,难萌爱意。虽然明知爱上二姐是一场没有前途的长跑,两人恋情还是断断续续维持着,只是固守道德底线,「不敢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背离得太远」。

1939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成都市委选派两名新党员受训,恰恰选中姐弟二人。到达重庆,赶上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夷为废墟,训练班借一大草棚栖身,男男女女四十多人挤睡一棚,左边睡男右边睡女,男女分界线派定二胡接壤:「你们是姐弟,挨着点,没关系!」他们并排睡了一个月。胡绩伟深感幸运:「今生能够如此亲密地和二姐朝夕相处,那是多么幸福啊!」(页151)

重庆回来后,胡绩伟接到组织通知,说他连续办报三年,已经「红」了,受到国民党重点注意,立即去延安。此时,二姐已怀上与黄觉民的次女(1940年生生的胡威威)。临别之夜,姐弟互道珍重,难舍难分,前面命运难以预测。

离别在即,我们都难以压抑情感的冲动,我和二姐终于携手攀登了八年来这场恋爱所达到的身心交融的顶峰。(页152)

老实写下这种偷偷摸摸的「第一次」,饶是走到人生边上的晚年,亦需相当勇气。在我阅读近千人的传记中,直写「非常婚恋」仅胡老一人;直写「第一次」,似未超过十人,记得有曹聚仁、马识途、汪静之等。

1939年底,胡绩伟到达延安,因有办报经历,派任主编《边区群众报》。1942年整风,延安原有60余种报刊「整编」为三家报纸——发行量七千的《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行量万余的通俗读物《边区群众报》(中共西北局机关周报)、只供高干阅读的《参考消息》。胡绩伟全身心投入工作,尤其关注报纸的通俗性,粗通文字者一读就懂,不识字者一听就明白。《边区群众报》常用字仅四百。此时,一些女性主动示好,但没有一位可代替二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方的二姐使他魂牵梦绕。

1943年夏,二姐在四川地下党安排下也到达延安,改名胡一哉。红色青年抵延后大多改名,以示与昔日划清界限。不过,二姐一到延安就与同行者一起送入党校五部,接受审查,予以「抢救」。胡绩伟多方交涉,得到一刻钟会见,两人不能抱头痛哭,也已泣不成声。

此时,二姐丈夫黄觉民(抗战初期加入中共)也奉命来延。1940年夏,二姐刚生下次女,丈夫赴延在即。临别前,她向黄觉民正式提出离婚:

我们结婚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能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贤妻良母。你到延安以后,完全有自由再找一个合乎你理想的人恋爱结婚,我绝不干涉。两个孩子,由我和妈妈负责养大,你不必有什么顾虑。

黄觉民:老实说,你和我分手以后,我再找一个并不难。可是你又带着两个孩子,再结婚就不容易了!你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呢?

二姐毫不隐讳:我就是想找一个像三弟这样尊重女性的男人!

丈夫冷笑:你想得太简单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亲叔伯的堂姐弟之间,是根本不允许结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二姐顶回去:如果我找不到三弟这样的男人,我宁愿一辈子不再结婚。

1943年初,二姐上重庆找到邓颖超,带着三岁女儿赴延,七岁儿子交给姐姐胡德如照料。一到延安,正赶上「抢救审干」高潮,四川地下党整体被疑「红旗党」,胡一哉与一起来的人都失去自由,组织上第一句问话:「胡德辉,你交待自己同国民党特务的关系!」。此她成了小组被疑对象的「重点人物」——

因为我没有交待出什么问题,更激起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愤怒,几乎要动武了!站在一群人的包围之中,你抓我掐的,大骂我「耍死狗」……被重点突击的时候是不让吃饭的。我饿得头昏眼花,实在熬不住了,真想胡编乱造地去坦白,蒙混过关。……我灵机一动,就把我同曾扩情(按:威远同乡,国民党川省特派员)的关系交代了。……不一会,送来一碗鸡蛋煮面条:「饿了吧,快吃点暖暖身子。」我狼吞虎咽起来,顾不上什么面子了![2]

胡一哉被批斗一年,1944年夏审查结束,结论「没问题」,分配子长县中学教书,她立即向组织递交了与黄觉民离婚的申请报告。事前,她向三弟征求意见,详述与黄觉民的种种矛盾。胡绩伟劝二姐尽量维持,毕竟已有一对儿女。二姐坦率相告:

我不是为了你,才决定和黄离婚的,更不是为了和黄离婚之后,能和你结婚,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关,不冲过这一难关,可能会葬送我的前途。

二姐离婚后,三弟内心复杂,波澜难平。一方面为二姐挣脱婚姻枷锁高兴,与她的结合有了希望;一方面仍感关山重重,难以飞度。此时,二姐又为三弟介绍了几个对象,身边也有一些姑娘对他有感觉。但胡绩伟就是「世上只有二姐好」,那些年轻女孩就是不如二姐可爱!「我在延安生活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对身边的女同志从未动过心。」子长县中教书的二姐,虽然个子不高(约1.50米),但眼睛会说话,魅力难遮,身边当然也有追求者。

由于延安男多女少,二姐饶是带着「拖油瓶」(拖带前夫孩子),仍可「卖个好价钱」。但问题是,二姐三弟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惟一最中意的终身伴侣。抗战胜利之夜,两人终于再次冲破理智堤岸,热烈拥抱在一起。

这一阶段,虽说两人约定强化亲情淡化爱情,毕竟二姐「自由」了,感觉不一样了。由于是姐弟,他们的爱情得到很好掩护,两人频繁在一起散步谈心,没人怀疑他们在「搞对象」。他们在延河边反复讨论未来,严肃讨论叔伯姐弟何以不能结婚的原因。他们诘问:为什么姑表兄妹、姨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却不行?最后认定这条传统习俗出自男权意识,一种封建主义的东西。每次见面、每次讨论,总是越来越坚定「我们的结合」合情合理合法,革命青年就应该打破这一封建陋习,坚决突破这一障碍,勇敢走出这一步。至于合法问题,国民党的法律管不到陕甘宁边区。「新的认识武装了头脑,争取幸福的信心大大增加了。」

1946年夏,二姐接到组织通知,回延安集中,准备去华北。胡绩伟想留住她,但二姐渴望工作,渴望干出一番事业,很想随干部大队去华北,不愿为婚姻为家庭放弃理想与事业。三弟留不住二姐,1946年秋末,两人再次告别。

二姐走后,胡绩伟害了肺病,住院疗养。不久接到二姐军邮,说她怀孕了!赴华北行军途中,感觉身体起变化,月经也未按时来潮,恶心呕吐出现了。当然怀的是三弟的孩子。她反复权衡,决定悄悄弄掉胎儿。她奔跑跳跃,蹚水负重,无论怎么折腾,不管冷了热了,就是搞不下这个孩子。她从邯郸来信,要动手术把孩子做掉。三弟接信,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孩子,强化了正式结婚的意志与决心,忧的是战争环境,生活艰苦,流动性大,分娩生育会给二姐带来许多困难,且尚未有一合法丈夫,孩子是谁的?麻烦呵!

胡绩伟回信:孩子是宝贵的,环境可以逐步改善;两人都30岁以上了,劝她千万珍惜爱情果实,绝不要打掉孩子,希望她千万坚持一下,把孩子生下来。此时,二姐入党介绍人赵世兰大姐恰在中央妇委,与二姐所在邯郸妇联很近,二姐向赵大姐倾诉自己纠结的婚恋,赵大姐非常同情,也劝她留下孩子,对外则称孩子父亲在西北前线,不能到后方探望母子。1947年4月,女儿飞飞出世,二姐将孩子寄养邯郸老乡家,1950年才接回。

这边胡宗南进攻延安,胡绩伟与西北局一同撤离,在陕北转了一年,1948年4月回到延安。1949年初,中共胜利在望,三弟认为与二姐的婚事应有一个归宿。他致函上司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马文瑞,讲了与二姐恋爱的前前后后以及已有一女,请求批准正式结婚。1949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回信,同意结婚。这封事关重大的组织回信,关键段落如下:

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请你即代拟一给中组部调她之电报,交我批发,以便将她调来,成全你们的事情。

幸好那时中共尚无婚姻法,结婚毋须登记,上级批了,一切OK。1949年春,二姐胡一哉随华北妇联进了北京。1949年5月25日,共军攻占西安,三弟胡绩伟随《群众日报》进西安。中组部的调令用电报拍到北京:「调胡一哉到西安来结婚」,闹了笑话。大家都说:「孩子都两三岁了,怎么才去结婚?」二姐也不愿去西安。拖到1950年初,胡绩伟参加中央宣传工作团访苏,出国之前上北京集中学习两三个月,才以丈夫身分入住二姐宿舍。没有婚礼、没有休假、也没有游山玩水,「却度过了我们最珍贵的『蜜月』」。

此时,他们仍无自己的「窠」,分居京陕两地。1951年春节,胡绩伟因煤气中毒差点呜呼,二姐这才答应调西安团聚。1952年胡绩伟调京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二姐参与筹建的咸阳国棉一厂尚未投产,工作无法脱身。1954年,该厂投产,二姐再次调京,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筹建处副主任,两人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此时,二姐40岁,三弟也已36岁。二十一年的恋爱长跑,总算修成正果。

这对堂姐弟家庭始终美满。1996年,80岁的三弟在传记最后写道:「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用当代沪语来说:「真当有点叫人笑勿动」。

对今人来说,堂姐弟之恋当然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但作为那个时代红色青年的「革命婚恋」,至少聊可一探:「哟,他们这样呢!」只是笔者心存一问:「飞飞可好?可出问题?」胡绩伟的《青春岁月》只写到1949年,竟未交代如此重大相关情节,只能估计问题不大,否则快人快语的胡老,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刮带一笔。

刚刚听说胡老全套传记(四册)在香港出版,真想马上买来一读。这位「两头真」可是全方位的「真」呵!《青春岁月》还交代一桩案底:胡德辉之所以改名胡绩伟,乃是读高二时因病住院一年,病床上自修高三课程;为节省一年时间,靠朋友凑钱,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张高中文凭,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那位卖文凭者叫「胡绩伟」,从此只好成为胡绩伟。

文革前,胡一哉任北京轻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文革后,北京第一轻工业局副局长、市人大副秘书长。1982年,患乳腺癌手术并离休,三年后转移骨癌、肺癌,1989年高位截瘫,1992年8月18日去世。

1993年,《中国青年报》老社长兼总编张黎群、王玉如夫妇,为胡绩伟介绍该报丧偶六年的老编辑狄沙。2001年9月,胡绩伟在怀念堂姐〈情深意笃六十年〉中赞扬后妻:

她有多年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经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持家有道,勤劳节俭。最可贵的是,她帮助我写作,整理我的旧稿,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本为缅怀你逝世十年的编辑的纪念册,也是她主动热情编辑出来的。……我常常说,能遇到她,是我的好运气。[3]

胡绩伟真正成名于文革后,中共体制内新闻改革领头人物。1980年代初,他以「人民性大于党性」顶抗胡乔木的「党性代表人民性」,《人民日报》居然不让说「人民性」,一说就「犯政治错误」。1983年10月,胡绩伟愤辞《人民日报》社长。「六·四」期间,以人大常委身分反对「戒严」镇压,与江平、秦川等征集24名人大常委联署,呼吁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遭撤职、处分(留党察看)。晚年从党内民主派一变为反对派,重点监控,封杀一切声音。就是这本1999年河南版《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也是靠打「擦边球」——1949年前的叙史可不送审。

胡绩伟最后质疑终身相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共革命:

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确的真理?我参加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走错了路?

胡绩伟还有几项重大提议:一、中共中央搬出中南海,中南海应辟为「人民公园」;二、西单「民主墙」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作为中国的「海德公园」,成为官民沟通桥梁;三、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四、人民应有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五、解除报禁党禁,突破共产党的统治。[4]

中共队伍中还有一对近亲结婚的名人。1917年,帅孟奇与表弟许之桢结婚。1928年两人先后赴俄学习,1930年帅回国,许留俄工作。1932年,帅被捕入狱,多年无讯。许以为她已死,在苏联另组家庭。帅孟奇后来一直未再嫁,1949年后一直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5]

初稿:2009-8-25~26 增补:2015-5-20~25

[1] 胡一哉:〈我的家庭与历史〉,狄沙主编:《怀念胡一哉》,自印本2001年1月,页136~137、139。

[2] 胡一哉:〈我的家庭和历史〉,载狄沙主编:《怀念胡一哉》,自印本2001年1月,页155~159。

[3] 胡绩伟:〈情深意笃六十年〉,载狄沙主编:《怀念胡一哉》,自印本2001年1月,页275~276、235、238。

[4] 蜀声、金台人主编:《一生追求老时醒——胡绩伟纪念文集》,卓越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年,页105、247、245、23、269、290~291。

[5] 《李锐日记》,溪流出版社(美国,Fellows Press of America)2008年,第一册,页128。

原载:《南方日报》(广州)2009年9月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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