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粮”是怎样征集的（七）
在实行“余粮”征集制时，列宁想当然地认为:“当时，我们认定，农民按照余粮收集制会交出我们所需要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这种设想，这种布尔什维克党人据以行动的乌托邦幻想注定是行不通的，它最终导致了许多恶果。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余粮收集制的社会环境下，小农经济没有正常的经济发展基础，无法提高劳动生产力，无法交出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粮食，因而就必然使国家的工业、使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也失去经济基础。因此，余粮征集制的错误在这方面就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实行这项政策时，完全是或者绝大部分是从维护苏维埃政权方面考虑的，忽略或者根本没想到同时必须从保证小农经济发展方面考虑。
闻一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叙述:
1918年2月21日，人民委员会公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此后，在实行粮食垄断的过程中，散发了一份《给产粮区和省份全体农民的呼吁书》，其中写道:“我们决定性战斗的最后钟声已经敲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给我们粮食吧，我们就不会被饥饿整垮并且我们就有可能将反对强盗世界的步枪紧紧地握在手中。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粮食！粮食！粮食！”在这份仅仅几百字的呼吁书中，带有惊叹号、大字体的“粮食”就出现了七次。
这份呼吁书的通栏标题是:“为了与日益临近的受德国宰割和资产阶级奴役的危险顺利进行斗争，应当立即给俄罗斯的整个北方保证粮食供应”。标题的一边写着:“给把地主土地夺取来分给农民的保卫者以粮食！”另一边写着:“给为工农兵政权而战的战士以粮食！”这份简洁的呼吁书极为清楚地表明，垄断政策所要解决的粮食问题，首先或者主要不是所有居民的生活用粮问题，而是“俄罗斯的整个北方”，即以政权所在地彼得格勒为中心的地区。粮食垄断最关注的对象是政权的“保卫者”和“战士”。而农民和农村显然就成了粮食垄断的对象，政权和保卫者战士的生存将取决于对农民和农村的粮食的垄断程度。这种政策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农村的藏匿粮食与反抗垄断的骚乱。这一点列宁是很清楚的:“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在我国已有法律明文规定，可是实际上每走一步都遭到资产阶级的破坏。”
列宁同志在这里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哩。资产阶级也要吃粮，怎么会破坏粮食供应政策，虽然这政策不近人情。反抗这种政策的只会是广大农民。对农民的不配和乃至反抗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破坏”的帽子，只能说明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已是理屈词穷了。况且，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列宁不是心里不清楚，而是故意推卸责任。他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考虑到，只顾眼前，到后来就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现在面临粮食危机。”“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的资源一下子就会用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一个农民在他的简单的日常经济生治中都懂得的。”那么，任何一个农民都懂，列宁为什么不懂？强力征粮是一种只立足于眼前、竭泽而渔的做法。正因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农民和小农经济的生存发展，所以竭泽而渔的对象就必然是彼此分开隔离，成为千百万单个农户的个体农民。
接着看闻一的叙述:
在此局势下，粮食垄断政策迅速获得了发展。
第一，粮食垄断政策必然促使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之间产生隔离、矛盾和冲突。列宁就把实施粮食垄断政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工人同志们！你们要记着，革命处于危机之中。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能拯救革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人。”为此，列宁决心组建由“几万名精干、先进、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成的征粮队。列宁强调说:“没有这些，饥荒、失业和革命的毁灭就不可避免。”列宁甚至呼吁组织“十字军讨伐”:“应当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商，反对富农、土豪、捣乱者和受贿者；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城市工人是粮食垄断政策的受益者，因此他们积极响应列宁号召，参加征粮队到四村八乡去。
第二，1918年5月26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粮食垄断政策，即将军队和军事手段引进了征粮队，动用军事力量征粮成了垄断政策的新标志。列宁发出了“动员军队为争夺粮食而进军”的号召。这种进军的主要内容是: 将粮食人民委员部改为军事粮食人民委员部，组建征粮军队，进行征粮战争；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用征粮的结果来衡量征粮军的成绩。
第三，由一般的粮食垄断发展成为“国家粮食垄断”，即原本各地各组织各自实施的垄断政策——单独收购粮食的政策变为由征粮军统一进行的“国家垄断收购”。其实质就是:“不仅是从产粮区弄到粮食，而且要把所有的余粮以及各种食品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储备。”列宁所强调的是:“各自单独收购粮食就是断送整个粮食工作，就是断送革命，就会引起混乱和崩溃。”因此，粮食采购和分配的绝对集中成为粮食垄断政策的新内容，并经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28日通过，而成为粮食垄断政策实施的新阶段。大量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征粮军进入农村地区，“夺取、夺回、收集、运输粮食和燃料的有系统的军事行动”就到处发生，随之出现的劫掠情况是出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人的预料的。6月20日，列宁在一次讲话中说:“征粮队的任务只是帮助收集富农的余粮，而不是在农村里抢劫一切……”
第四，1918年8月2日，列宁提出了要加快实施的紧急措施是: 制订国家规定的粮价，刺激粮食的收集，在规定期限满后，立即将价格降下来，同时提高工业品的价格，而这种提价要大于粮价提高的幅度；粮食成为唯一的“流通货币”、“交换手段”，没有粮食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供应，得不到任何商品；农民拥有超过自己消费所需一倍或一倍以上粮食者，即为富裕农民，对他们要征收所得税、财产税，要计累进税。粮食收购的硬性价格和富裕农民阶级标准的确定，成为苏维埃国家粮食政策的新内涵。
第五，到1918年年底，对军工厂的粮食供应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列宁提出，按照红军的标准向军工厂工人供应粮食。至此，全国的粮食首先要和重点供应是军队，在居民中是城市工人优先，在工人中是军工厂、国防工业的工人为第一位。为了促使粮食人民委员部在短期内收购到更多的粮食，列宁又提出了动用军队直接来做征粮的工作。1918年12月4日，列宁建议:“责成一些地方的军事当局给粮食部门调一些(明确规定是哪些)部队来做‘征粮军’所做的那些工作。”
至此，苏维埃政府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从一般的工人计算，到粮食专政的粮食垄断，再到粮食垄断的深化和发展，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粮食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 苏维埃俄国不缺粮食，粮食藏匿在农村、农民手里，必须用剥夺的办法来取得这些粮食，对这种剥夺的反抗是造成饥荒、政权和革命危机的唯一原因。这个政策的基本措施是: 用武装征粮队、征粮军，直至军队，按照国家随机确定的硬性价格和阶级的标准，来强行收购农民的余粮，再按照阶级和等级的标准来分配这些粮食；粮食成为“唯一的流通货币”，所有的交换都是在有无粮食的基础上进行的。粮食政策所追求的是在全体居民间均分饥饿的基础上，优先向军队和国防工业提供粮食，目的是保住政权，保住革命。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实施，粮食问题的宣传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农民必须无条件地上交余粮，因为这是他们获得土地和自由的不可动摇的保证。
实行粮食垄断，组织征粮队下乡，打击富农，这些措施只能是临时性，苏维埃政权不能凭这些措施让国家达到长治久安。列宁于是提出了实行“实物税”的思维。1918年8月2日，列宁在《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中首次提出这一思想。列宁写道，规定富裕农民用实物即用粮食纳税，凡是粮食超过自己的消费量(包括口粮、饲料、种子)一倍以上的都算富裕农民。把这种税称为所得税和财产税，并把它变成累进税。9月4日和21日，人民委员会两次开会讨论关于对农户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草案。在9月21日的会议上，列宁草拟了《法令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是:“彻底剥夺资产阶级；不剥夺富裕农民，但征收合理的重税；中农——征轻税；贫苦农民——免税”。随后，列宁又对法令草案提出了意见，注意: (1)富裕农民可能非常富足，但不是盘剥者及其他；(2)我们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和没收，而对富裕农民不这样做；(3)富农如暴动、反抗，就实行没收。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以扣除部分农产品的形式向农户征收实物税》的法令。
但布尔什维克党又一次口虽惠而实未至，实物税法令实际上并未实行。理由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扩大，迫使苏维埃政府集中力量来保卫政权。实物税的思想和法令被余粮征集制所代替。1919年1月11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国家收集各生产省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这项法令是在对1918年的粮食政策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这个法令中，什么是余粮征集制呢？其主要内容是: (1)按照国家需要的一定数额的粮食和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并向农民征收；(2)征收的农产品范围不断扩大，从粮食、饲料和肉类进而扩大到土豆及其他产品；(3)按阶级原则进行征集: 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免征。列宁指出:“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
从粮食垄断到余粮收集制，表明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阶段性的变化，标志着粮食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余粮征集制不仅把农民的全部余粮征集上去了，而且还征集了一部分生活用粮。由于没有工业品可向农民提供，只能发给农民纸币，实际上是无偿地征集了农民的粮食。
闻一先生在《余粮征集制》最后部分写道: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部完整的余粮征集制法令。这个法令的核心就是农民必须上交全部余粮，而余粮额的确定是硬性的，不受收成好坏、地区差异、农民个人和家庭情况区别的影响。农民留粮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量，在实际执行中还时常低于这个最低量。余粮征集制最后成了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面包法令”。
余粮征集制法令公布后，加快了武力征集粮食的进程。1919年3月27日，瞿鲁巴和粮食军司令员亚.莫罗佐夫给各地粮食委员会和武装拦击队下达了一份电报，要他们迅速加强征粮队伍的人员配置和提高工作质量，加强与“背口袋者”的斗争。5月13日，瞿鲁巴给各地粮食委员会指令:“我支持借助于拦击队与背口袋活动作无情斗争的必要性。立即在最重要的关卡上部署由当地部队组成的、每队人数为60~180人的武装齐全的拦击队。”10月16日，瞿鲁巴和莫罗佐夫下达了有关武装拦击队行动细则的命令。根据这些细则和规定，由武装拦击队组成的粮食军成了一支真正的武装军队: 到1919年秋天，在俄罗斯的40个省份中建立了153个武装拦击哨卡，拦击队员达到5298人；在俄罗斯以外的8个省中有51个拦击哨卡，拦击队员为2927人。
1920年6月29日，列宁签署公布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人民委员部拦击哨卡及其机构的规定》。其中规定:“为了保卫国家的粮食和其他采购以及与背口袋活动和投机作斗争，授权粮食人民委员部在铁路、水路和公路交通要道布设由粮食机构人员组成的拦击哨卡，以监督和检查手提行李和车厢及轮船等中的非法运送的粮食物品”。“除了旅客列车外，对行李的检查权可扩大至公务、司令部和代表专用车厢、火车、机车和轮船”，就连“医救火车、按字母排序的火车和专用车”也不能例外。
余粮征集制法令这个最后的“面包法令”，既是一项解决饥荒危机的措施，但更是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苏维埃所有领导人所寄于希望的社会主义之路。尽管这一法令在1921年3月21日被停止执行，代之以粮食税政策，但是法令中所规定的解决“面包”问题的主要原则: 视自由贸易为永恒的敌人，国家的垄断和硬性价格，军事和国防工业的优先，对农民和农业的剥夺。这些行政的、命令的，甚至是军事的方法，仍然是立法和执行中的常青树，不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未能加以完全摈弃，而且在苏联其后的几十年的岁月中，一直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粮食问题、农民和农业问题以及整个经济问题的解决。
余粮征集制是列宁战时经济决策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通过余粮征集制，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征集到1.1亿普特粮食，有力地支援了战争行动。它对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显而易见，余粮征集制的消极作用也是巨大的。它导致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余粮征集制还连带导致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经济措施，如取消市场，绝对禁止自由贸易，这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闻一先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凯歌悲壮》中，对余粮征集制的消极作用有这样的阐述:
余粮征集制虽然不是一项发展经济的政策，但它的强制性是如此严重，以致影响了苏维埃俄国的整个经济政策，在国家的生产、分配和管理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消极)影响。
首先，余粮征集制的实行在分配上引起了一场冲击波。一方面，粮食和饲料，后来是肉类和土豆，最后扩大到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国家垄断和统一分配，分配的标准是维持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量。例如每个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在产粮省份为1.5磅左右(但国家只能供应50%左右)；在缺粮省份为一磅多一点，莫斯科也是这样一个标准(国家平均只能供应40%左右)。另一方面，在分配原则上，则坚持了一条不可动摇的阶级路线: 在农村是依据能否提供粮食和提供粮食的多少；在城市则是看是否参加劳动，不劳动的居民无权获得粮食的配给卡片。这样一来，由于余粮征集制的执行，就使国家经济生活中贯彻了一条阶级路线和平均主义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第二，余粮征集制的实施促使国民经济的管理高度集中和军事化。早在1918年9月2日，苏维埃政权就宣布全国为军营。11月30日建立工农国防委员会，在一切部门建立军事制度，同时派工人到重要的部门去进行保卫工作。为了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对产品的计算和分配以及保证对工业企业原材料、燃料和资金的供应，创建了总管理局制度，同时加快了工业企业国有化的进程。余粮征集制的实施，一方面使原来已经快速和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过程更快了。就全国范围来讲，大工业于1919年第一季度末，中型企业于1920年初实现了国有化。另一方面，实行国有化的工业企业绝大部分都用于军火和军用物资的生产。国民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和军事化确保了对军队的供应，为国内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资保证。但它引起了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品的周转、城乡市场的结合和劳动力安排不断恶化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第三，余粮征集制的实施使城乡间的联系、工农业的结合迅速转到了以产品直接交换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余粮征集制实施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私人贸易，特别是粮食贸易，使商业机构国有化和城市化，计划并逐步实施以国家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供应来代替私营商业机构。余粮征集量的逐年增加，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日趋减少，反映出这种产品直接交换过程的不断强化: 余粮征集的农产品数量从1918年的1.08亿普特增加到1920年的3.67亿普特，而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从1918年的3.27亿普特减少到1920年的1.25亿普特。
产品直接交换的过程的不断强化导致了: 在农村，农民对余粮征集标准的不满发展成了对整个余粮征集制的不满；在城市，工人和居民由对配给商品不足和质量低劣的不满发展成了对整个计划供应体制的不满。
第四，余粮征集制的实施促使货币几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各种经济关系日趋实物化。实施余粮征集制期间，国家数次发行货币来弥补国家预算的严重赤字，结果是货币贬值，促使物价上涨了二万倍。于是导致国家在工资中以实物支付的比重不断增大，到1921年第一季度实物工资的比例达到了工资总额的93%。经济关系实物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国家银行的被取消，并且出现了一系列以取消货币为基础的管理经济工作的实际措施，使苏维埃俄国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恶化。
最后，余粮征集制的实施导致了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不利的深刻变化。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的生产，迫切需要优秀的工人。
但是，工厂中相当数量的工人都应征参加了征粮队。同时，不少工人为了搞到粮食离开工厂，流向农村。这就使得全国的工人人数急剧下降，不到战前的一半。工厂为了维持生产，一方面将流入城市的农民招入工厂，另一方面将大量的后方部队转入工业企业。这就使工厂工人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农村，余粮的强制征集和除了产品的直接交换以外没有任何交换关系的情况，一方面促使农民以各种方式隐藏手中的粮食；另一方面出现了很多“背口袋的人”，粮食和日用品的黑市贸易极为活跃。到了1920年底和1921年初，工人和农民对余粮征集制和其它“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了对苏维埃政权本身的不满。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鼓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实为专制官僚滥施权力作威作福，“密切联系群众”实为荼毒民众。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三年，陷俄罗斯民众于水火之中，以上事实铁证如山！
东欧政治笑话(2)
一只母鸡和一只跳蚤在苏联波兰边界相遇。跳蚤从波兰来，它问母鸡:“你为什么离开苏联？”母鸡说:“我被命令每年下五百个蛋，我办不到，因而出走。”母鸡问跳蚤为什么到苏联去，跳蚤回答:“在波兰每个房间只住一两个人，听说苏联经常三四个人住一间房子，那可太好了！”
荀路 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