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中共编外“第五纵队”斯诺、史沫特莱的红色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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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1)

中共编外「第五纵队」斯诺、史沫特莱的红色稿费

经济是一切文化活动的基础,长期不算经济账是断断不行的,无法维持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相当意义上,西方新闻界及西方公众对中共红色革命的好奇,无意间用金钱为中共提供了免费的老外新闻队伍——编外「第五纵队」。十月革命刚爆发,美国左派记者约翰·里德(John Silas Reed)就撰写著名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震动环球的十日〉(Bolshevik Revolution,Ten Day That Shook the World)。

第三国际很快发现这条绝佳「缝隙」,巧妙利用之。1984年,中共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SMEDLEY-STRONG- SNOW SOCIETY OF CHINA),会长黄华、名誉会长邓颖超,名为研究实则「纪念」三位老外功臣——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1985年北京邮电部发行一套邮票《中国人民之友》(三枚),纪念「三S」。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德格·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乃中共外籍第一功臣,一本《西行漫记》为中共召唤来「三八式」延安一代。不过,他可不是出于纯粹的「阶级觉悟」,乃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友情合作」。斯诺长期驻华,到处采访,还结了婚,别忘了一切都需要钱的。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革命感情撑不起来也无法持续。而支撑爱德格·斯诺的红色热情,当然都来自他的文字——稿费。斯诺对中共的报导竟然很赚钱,有损「革命友人」的高尚,中共一向讳莫如深,本篇拙稿国内版「旅行」了好几家大陆刊物,均遭拒绝,说是「怕惹事」,只好外嫁港刊。

年均收入合今444万人民币

1933年,斯诺新婚,急需用钱,写了一篇〈西方国家威望的衰落〉(2500字),呼吁西方列强放弃对东方的征服政策,投给全球稿费最高的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得稿费750美元。接到这张前所未有的大额支票,青年斯诺夫妇都不相信——

这张支票是$7.50,还是$75.00,还是怎么的?绝不可能是$750.00—— 一定是打字打错了。我们像捧着圣盘一样带着这张小小的纸片,爬上黄包车,出发去银行,抱着试探的态度拿出支票,好像我们接受了小偷和走私犯的赃物一样。出纳员毕恭毕敬地看了看支票,告诉我们极好的汇率,并把那笔款记入我们的账户。这750美元,相当于中国银洋四千元。我们靠这笔钱可以生活一年多——过得也可以相当豪华。[1]

即便以最低估价,1933年一圆银洋兑今人民币100元,40万呵!再打个对折,2500字一篇评论卖到20万,今天哪位作家、记者如此「赚得动」?!就是港台报刊,卖到5000港币,摸天了。此后15年,《星期六晚邮报》向斯诺支付了约25万美元的各种费用,使他得以走遍全球每一角落。[2]25万美元如按前述汇率一美元兑换5.33银洋,值133.25万银洋,再以一银洋折合今人民币50元(地板价),6662.5万人民币,年均444万余!今天几位中外记者有这等能耐?

不光文章能挣巨额稿费,拍摄的照片也售价不菲。1936年,斯诺在延安窑洞前为毛泽东拍的那张「标准像」,尚未发福的毛泽东戴着一顶红军八角帽。这张像片,不仅传播极广,也是斯诺所得稿费最大的一张,苏联政府旋以四千美元买下,作为大幅彩色领袖像挂在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办公室。[3]斯诺在陕北苏区拍的其他照片也收入丰厚,欧美多家媒体向他高价索购苏区图片。[4]

直到1950年代麦卡锡时期,爱德格·斯诺一直为《星期六晚邮报》撰稿,前后长达15年,而报社之所以一直以高价约购其稿,乃是只要封面上出现爱德格·斯诺的名字,报亭销量就会骤增。1937年,美国《生活》周刊杂志买了斯诺73幅照片,《亚洲》杂志买了两幅,每幅照片支付50金币。斯诺绝对身列高薪阶层,兴趣与职业与收入高度统一,越干越欢实。相比之下,爱德格·斯诺所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仅获几百个美元。[5]

1960年7月斯诺访华,对中共接待人员说:1951年后他没了正式职业,完全靠积蓄生活,但他写的书在美国赚了不少钱。1960年8月,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如何接待斯诺访华,决定以五千~一万之价购买斯诺的电影拷贝。[6]

《西行漫记》的巨大作用

影响巨大的《西行漫记》(1937年10月初版,伦敦戈兰茨公司),至11月已发行五版。[7]《西行漫记》也是美元催生之物。1934年,一位美国出版商找到斯诺,请他写一本有关中国红军的书,签订了合同。但采访红军并不容易,国共尚在交战,斯诺很难进入红区。两年签约期快到了,斯诺仍一筹莫展。1936年5月,斯诺突然得到消息:红军与东北军秘密休战,采访或有可能。他聘请燕京生黄华(中共地下党员)为翻译,辗转进入陕北红区。[8]

1938年初,胡愈之以仿晚明的「复社」名义 ,召集王任叔、梅益在上海租界出版中译本。欠着工人的排印费,「星一聚餐会」凑钱,再暗中预售(1元/册),买来纸张开印,首印千册,很快卖光,半年印刷五六版,卖出八九万册;运到香港、南洋,销路亦佳,随后再出《续西行漫记》,仍得畅销。[9]

《西行漫记》动员了大批城市知青奔赴延安,抗战初期就有四万余知青赴延,绝大多数读过《西行漫记》——「中国革命最有效的宣传者」[10],《西行漫记》起了中共很难起到的宣传作用,使中共迅速壮大,形成其日后与国民党逐鹿中原的基干力量——延安一代,还深刻影响西方对中共的认识,尤其美国对中共的认识,罗斯福都读了这本书。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约见斯诺,认为「蒋介石的统治缺乏民众的一致与热烈支持……他问我:为帮助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我们能做些什么?」[11]

二战期间,美国必须首先对付不共戴天的纳粹德国、军国日本,共产极权的国际威胁尚伏隐蔽,欧美朝野对俄中赤共尚抱幻想,认识未清。国际形势从客观上为赤潮渗华提供了时间差,未能将红魔扼杀于摇篮中。费正清:

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已成为美国不共戴天的大敌,而东西方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尚未继德日之后成为美国的死敌,因此《西行漫记》一书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12]

斯诺前妻海伦·斯诺(Helen Snow,1907~1997):

埃德的报告甚至影响到了「剧中人」——共产党人本身,提高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尤其使他们首次认识到,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并非一丘之貉,他们有可能同一方打交道而反对另一方,特别是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更要同美国的人民打交道。[13]

《西行漫记》也使斯诺发了一笔小财,他用版税在美国康乃狄格州门格尔镇买下一幢小木屋,1949年他与海伦·斯诺离婚,海伦在这幢小木屋度过近半个世纪的余生。

史沫特莱助红

另一位「新中国的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Agnes Smedley,1892~1950),也靠版税稿费为生。1936年,她与德国《法兰克福报》合作中断,一段时间靠其着《大地的女儿》版税维持生活。[14]1934年,上海中共地下党连遭破坏,经济陷于绝境,史沫特莱捐赠四万美金,帮助中共度过难关。史沫特莱还为营救丁玲出力。西安事变,史沫特莱在西安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协助电台对外广播。[15]

据国府「中统」首领徐恩曾回忆录,史沫特莱在拉拢鲁迅、洪深与红色左士的关系上,出力甚大,使两位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参与左翼文化运动。[16]

有关这位红色女老外的底细,中共一直瞒着捂着,刻意强调她的记者身分——「纯客观立场」。史沫特莱乃真正「国际特使」。国民党「中统」骨干万亚刚:

其实她和中共的关系不只是「朋友」而是「同志」。她是美共党员,受第三国际的派遣,到上海来帮助中共展开国际宣传工作。中共派了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去做她的助手。

史沫特莱还以将鲁迅作品译介美国为饵,完成对鲁迅的「统战」。[17]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呵!史沫特莱对红色事业的那股「职业好奇」,出处在这儿呢!

还有资料指认史沫特莱乃苏联间谍网成员。1948~49年美国舆论不断指责她为俄共情报系统服务。研究人员认为史沫特莱是否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或苏联情报系统虽然为谜,但她直接参与左尔格情报工作及相关活动,当为事实。[18]也有学者认为史沫特莱乃美共秘密党员或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因为她承认日共情报要角尾崎秀实为前夫。[19]

截至1937年5月,先后八名西方老外进入陕北红区,其中五名新闻记者。抗战爆发后,前往延安的老外更多了。1942年,路易·艾黎向中共捐出母亲一万美元养老金。中共延安十年,来了五六十名老外,有记者、作家、医生、技术员、军事顾问、学生领袖。1947年,美国小伙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1921~ )步行30天到达延安,农场专家恩斯特也来了,胡宗南进攻延安,两人都随共军进山打游击。就社会影响,以美国新闻记者、作家最大。

欧美朝野不怎么相信国共两派的声音,但很相信欧美记者的报导。这批红色老外将中共定位「土地改革者」,而非旨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共产主义者」[20],对欧美舆论起着引领作用。信息决定判断,欧美虽然普遍反感共产主义,但对土地改革者,则怀有相当同情。

1944年8月3日,美使馆秘书约翰·谢伟思(John S. Service,1909~1999)建议美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1945年2月,谢伟思再向华盛顿建议:改变只支持国府的策略,也援助中共军队。他的建议得到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副署。此议虽未被纳,但对美国朝野舆论影响甚大。[21]

连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都认为:

在共产党当局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政权为止。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各种各样的「专家」那里发来了许多赞扬共产党人的报导。许多外交官、实业家和传教士都确信新政权现在而且将是对旧政权的一大改进。[22]

1944年,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回来,对罗斯福总统说: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两位美国参议员(布鲁斯特、钱德勒)预言: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这种看法在中美文武官员中非常普遍。罗斯福在充分了解这一形势后,才派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华。[23]

老外记者虚假报导

国际共运史上,一批欧美左派老外推波助澜,作用巨大,不仅迷惑了众多欧亚落后国家知青,回过身还误导欧美朝野舆论。这批欧美红色老外多为第三国际「第五纵队」,套着记者作家外衣,以中立身分报导「事实」,向西方「放送」貌似中立的客观报导,深刻影响欧美政府的政策走向,起着各国土共无法起到的作用,极大推助了全球赤潮的涌涨。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这批左翼老外在自己的国度感觉无聊压抑,对正在实验红说的遥远国家充满想象,他们将东方视为价值替代与精神寄托,抱着政治朝圣的心态前往,动身之前就已经是红色信仰者,他们的访问意在证实而非发现。因为,他们感觉到与强调个人价值的西方不同,东方的红色革命超越个人,融入集体的价值观能避免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弊端。他们亟望共产革命在东方成功,可为他们的左翼思想作注,用实例去说服「落后的欧美人民」,走共产之路。

美国女记者艾拉文特(Ella Winter),1930年代访苏,出版《红色的美德》(1933),赞美苏联在「设计新人」。而对「苏维埃新人」来说,困扰西方青年的所有问题均已解决,不存在了。[24]

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报导陕甘宁边区,甚至说中共未得到俄援并放弃共产宗旨。[25]对于土改暴力,史沫特莱宣称:就阶级而言,所有受难者都是罪有应得。威廉·韩丁(William Hinton,1919~2004)则说:长痛不如短痛,为结束长期痛苦,必须容许短期的残暴。[26]

1960年秋,爱德格·斯诺再度访华,回瑞士后撰写《大洋彼岸》一书,在他笔下,中国大陆一片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群众支持政府,藏民摆脱黑暗农奴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7]

1985年,海伦·斯诺坚持1960年中国无一人饿死,仍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朝鲜是东方最先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她甚至这样描绘发动文革的毛泽东:

他于1966年发明了意在重振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性的文化大革命……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最前头。[28]

文革前访华的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那里生活是极其令人愉快的,那是一个美梦成真的地方:政府成为人民的学校,而将军和政治家都是学者和诗人。[29]

连周恩来、宋庆龄都抱怨斯诺及一些外国作家、记者「喜欢编造一些美丽的谎言或故事以取悦读者,至多以为无伤大雅」。[30]

1970年8月~1971年2月,爱德格·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发现「中国是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这才感觉有点不对劲。[31]

文革期间,不少在北京的红色老外都当成「外国间谍」收监。爱泼斯坦、戴乃迭、李莎……戴乃迭老母在伦敦找许多人签名,致函中共中央、周恩来,希望救出女儿,无济于事,戴母不久去世。[32]

1952年,澳共记者W·贝却敌(W.G.Burchet)在墨尔本出书,为中共革命及参加韩战辩护。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严重分歧后,他仍100%支持中共。文革期间,周恩来安排他与路易·艾黎采访各地,在海外出版《中国见闻录》,为大跃进为文革辩护。[33]

八次出任法国政府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25~1999),周恩来崇拜者,1973年出版《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颤抖》,竟接受毛共逻辑,为文革鼓噪张目,甚遭后人嘲笑。[34]

不少红色老外终身迷赤。英共《工人日报》记者艾伦·甯顿,韩战初期入朝采访,直至1980年代还如此评述韩战——

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有文件证明究竟是谁发动朝鲜战争。……到底是北朝鲜受南方攻击后进行了反击——这是北方的说法,我个人也相信;还是照西方人的说法,在毫无挑衅的情况下,北朝鲜开始进攻南方?这姑且别论,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反共产主义者获得了好处。[35]

直至1981年,新西兰赤徒路易·艾黎居然说1927年春「共产党战胜了盘踞在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控制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地区。」[36]

六·四惊醒

「六·四」,李敦白居北京使馆区,玻璃房打穿36个枪洞——

人民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呀!非常难过;六·四事件是现代世界最大事件、最惨事件、最黑暗事件;发生在八十年代,怎么也理解不了。[37]

2000年4月,斯诺后妻露易丝·斯诺安葬丈夫部分骨灰于北大燕园,受海外人权组织委托,欲见「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转交海外给「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受秘密警察跟踪,被拦在丁子霖居住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门外。露易丝·斯诺临走前发表声明:

如果此类事件继续下去,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将我丈夫的骨灰留在北京是否适当。[38]

孤悬太平洋南端的新西兰,也是「六·四」才认清中共政权的性质,才明白他们对中国一直盲目弱视,长期被路易·艾黎误导。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琳(Anne-Marie Brady)写出《中国的朋友——路易·艾黎之迷思》[39]

六·四后,西方不再出现三S式、韩素音式「不同声音」,红色粉丝大幅降减,赤色迷雾最终散去。但中国人民如何最后送走这位「马列客人」,麻烦依然巨大。红色老外们走远了,随着岁月随风飘去,但他们助建的红色「违章建筑」仍歪歪扭扭矗立着,仍在拦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脚步,而且还是十四亿大陆人民最沉重也是最危险的「历史包袱」。

这批红色老外之所以被赤说误导,源于自身知识结构扁平,对民主自由一知半解。爱德格·斯诺「曾设想存在一个『贫穷的大多数人的独裁』,这种基本假设进一步遮住了他的双眼。」[40]红色老外最大的认识误区便是认定中共必定推动民主。[41]

2014-4-18~20

[1] (美)海伦·斯诺(Helen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页124~125。

[2] 爱德格·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夏翠薇译,三联书店(北京)1973年,页43~44。

[3] 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86。

[4] 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

[5]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页126,238,127。

[6] 刘奋之:〈周恩来接待斯诺访华内情〉,《炎黄春秋》(北京)2003年第1期,页9。

[7] 胡愈之:〈《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1979-8)。收入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84。

[8] 刘守华:〈斯诺夫妇与红色中国档案〉,《档案春秋》(上海)2007年第10期,页4。

[9]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46。

[10] 伯纳德·托马斯(Bernard Thomas):《冒险的岁月——爱德格·斯诺在中国》,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420。

[11]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页145。

[12] 约翰·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1957),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

[13]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页128。

[14]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220、219。

[15]  朱正明:〈早期延安杂忆〉,《传记文学》(北京)1993年1期,页107、215。

[16]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31~34。

[17]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283。

[18] 徐静波:〈上海和东京:尾崎秀实情报活动的起点与终点〉,载苏志良:《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页164。

[19] 白井久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情报工作〉,载苏志良:《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页193。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15年,页200。

[20]  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47。

[21] (美)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Lost Chance In China),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9年,页225、364。

[22] 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页271。

[23]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北京)1974年,页72。

[24]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88。

[25] (美)福尔曼:《北行漫记》(Repot From Red China),陶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2002年,页42。

[26] 黄仁宇:《黄河青山》,九州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2~183。

[27]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页147。

[28] 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页29、32、201、295。

[29]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267。

[30] 周尔鎏:《我的七爸周恩来》,知书房(台北)2014年,页385。

[31] 伯纳德·托马斯(Bernard Thomas):《冒险的岁月——爱德格·斯诺在中国》,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404。

[32] 杨宪益口述:〈破船载酒忆平生〉(2006-5-29),李菁访编:《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页342~343。

[33] W•贝却敌、路易•艾黎:《中国见闻录》,龚念年译,南粤出版社(香港)1975年4月初年,页260~262。

 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62。

[34] 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朱婉其编著:《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博大国际文化公司(台北)2015年,页16。

[35] (英)艾伦·宁顿:〈朝鲜战场访实〉,原《昆仑》(北京)1991年第1期,参见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西北大学出版社(西安)1992年,卷一,页35~36。

[36] (新)路易•艾黎:〈我所经历的中国革命〉,原《人民日报》1981-6-29,版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233。

[37]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页238。

[38] 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开放出版社(香港)2005年,页408~410。

[39] 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48~249。

[40] 伯纳德·托马斯(Bernard Thomas):《冒险的岁月——爱德格·斯诺在中国》,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383。

[41] (美)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Lost Chance In China),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9年,页273。

原载:《动向》(香港)2014年5月号(删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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