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党联合到一党专政（四）
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联合执政又最终决裂的情况，在苏共党史中都是以负面论调轻描淡写，把责任归咎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
先看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权威性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版)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因想保存其在分明同情于布尔什维克的农民群众中的影响，故决定不来同布尔什维克争执，并暂时同他们保持着统一战线。1917年11月召开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承认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和苏维埃政权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当时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订立了协定，并把几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名单略)加进到人民委员会中。但这种协定只存在到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和贫农委员会成立时为止，因为当时农民中已发生深刻的分化，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因其日益反映富农利益而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叛乱，结果是被苏维埃政权粉碎了。
1918年7月4日，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开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拥护富农而展开了反对列宁的残酷斗争，并要求放弃派遣工人征粮队到农村去的办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眼看他们的路线受到大会多数的坚决反对，于是便在莫斯科举行叛乱，占据了三圣徒胡同，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射击。但布尔什维克在几小时内就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次冒险行动镇压下去了。在国内其他几个地方，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企图举行叛乱，但这种冒险行动也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再看勃列日涅夫时代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1971年版)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
1917年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布尔维克的提议和农民代表大会的要求，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名单略)参加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党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坚定的，但是考虑到他们还得到相当一部分农民的信任，而且他们声明拥护苏维埃政权，所以就吸收他们参加政府。这样就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力量，打击了反苏维埃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1918年3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批准和约，他们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于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的关于在苏维埃政府中合作的协议就破裂了。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力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贫农委员会，维护富农的利益。他们策划了一个反苏维埃的阴谋。1918年7月6日，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挑拨德国进行战争，刺杀了德国大使，并在莫斯科发动了反苏维埃叛乱。……
苏维埃政权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发动的叛乱镇压下去了。
以上内容使人们看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苏联时期，官方往往力图驾驭历史，使历史的面目符合每个阶段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执政者的观念。从苏联历史所特有的规律来看，声称忠于马列主义和坚决遵循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的执政集团，一旦有新人上台，都要或多或少地改写以往的一段历史。过去历史舞台上一些主要的登场人物，往往被重新评说，先入为主地为当下的意识形态目标服务。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又分道扬镳的历史，在苏联官方的记载中一边倒地被说成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之结果。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披露了一部分，下面，再从闻一先生的《十月革命》一书的有关章节往下说吧。
在讲述了两党联合执政时的一些恩恩怨怨事例之后，闻一先生接着写道:
但是，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终结了这段“蜜月时期”。在布尔什维克要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那些日子里，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出现了要求该党的领导人退出人民委员会的呼吁。尤其是彼得格勒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坚持这样的要求，一时间，左派社会革命党面临分裂。但是，在1918年4月中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主要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柯列加也夫和特鲁托夫斯基等人都坚决反对退出人民委员会，他们担心此举将导致农民离开社会革命党。柯列加也夫在会上说:“离开政府——这就意味着给农民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离开政府还是离开我们，将自己的票投给那些不能代表农民意愿的人。”他建议:“参加苏维埃中央政府，否则革命将离我们而去。”
斯皮里多诺娃赞同柯列加也夫的意见:“若是离开政府，我们就背叛了农民。”斯皮里多诺娃还为列宁的布列斯特和谈政策进行了辩解:“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的革命立场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他们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我要说，布尔什维克没有改变社会政策，只是在手中没有力量和没有可能完全保卫所取得的所有成果时，暂时与人民一起屈从。”另一位领导人特鲁托夫斯基说得更明白: 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只有一条，“或者是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政府里共同工作，或者是推翻布尔什维克，领导一场反革命。”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多数代表没有听从斯皮里多诺娃等人的意见，他们支持退出布尔什维克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对布尔什维克决断的抗议。对于自己党中央的决定，柯列加也夫服从了，但他个人并不想中断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4月19日，他在《劳动旗帜报》上发表文章，对离开政府表示遗憾，并说:“我们和布尔什维克都是社会变革的党，分歧只是策略上的。”
但是，斯皮里多诺娃没有放弃努力，5月初，她和卡列林一起向布尔什维克建议，为了避免两党之间在农业问题上的争吵，将农业人民委员部仍交社会革命党人领导。列宁当即即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写信，认为他们的“设想是不合理的，其建议是不能接受的”。……结果，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称这一建议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觊觎”。
在路易斯·费希尔所著的《列宁的一生》中，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态度是这样叙述的:
……在和平谈判的最初阶段，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支持列宁的。他们的党得到了农民强有力的支持。据托洛茨基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一位有影响的中央委员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最初曾坚决支持签订和约。她说:“农夫们不想进行战争，因此不论什么样的和约他们都将接受。”托洛茨基说:“在我第一次从布列斯特回来期间她对我说:‘马上签订和约吧，并且把粮食垄断制废除吧。’”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逐渐改变了立场。有一个时期，他们曾经支持托洛茨基的中间性的立场(“既不签订和约、也不进行战争”)，可是后来他们就更远地离开了列宁的立场，并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一起，共同进行关于革命战争的宣传鼓动。……
接着，费希尔叙述了布列斯特和约是如何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又用不长的篇幅描写了和约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通过的情况:
……1918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各地苏维埃绝对执行CP的不可违背的意志的铁器时代和冰河时代还未到来。当时在人民委员会里依然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3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据统计，有表决权的代表的分配情况竟是这样: 布尔什维克795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4人，无政府主义者14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3人，最高纲领主义者24人，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1人，孟什维克联合派6人，一般的孟什维克21人和无党派人士17人。布尔什维克虽然居于明显的多数，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样，也是坚决反对和约的；他们无论是共同的或者是单独的，都能给列宁带来更多的忧虑，他们在这方面的能量超过了他们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数量。尤其是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对恐怖主义有着强烈的爱好。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反对和约的。这样一来，和约的命运和苏维埃的命运就处在决定性的关头。如果持反对立场的那些政党退出了苏维埃，那列宁的胜利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时他虽然在苏维埃里争得了垄断地位，但是却会遇到日益增长的群众的敌对情绪和日益增长的阶级斗争。
……
在列宁作完报告后接着展开的辩论不太激烈。……
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讲话的卡姆可夫问道: 布列斯特和约能保证多长时间的喘息时间呢？他说，他的党对这样一个和约不能承担责任。他把布尔什维克称之为“德帝国主义的走狗”。
列宁一面对此回答道:“我不是要反对刺耳的话”，一面却对反对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孟什维克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并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猛烈地大肆侮辱。他说:“这个党在农民中也像在工人阶级中那样，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他还说: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方面向你们挤眉弄眼，另一方面又向立宪民主党人说: 把我们算上，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条心的。”(这时会场有人喊道:“撒谎！”)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以784票对261票(115票弃权)决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在弃权者中有64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离开了人民委员会。列宁的报告实际上已经把他们从政府中去掉了。在此之前，列宁把他们留在政府内大概完全是出于临时性的策略方面的考虑。所以列宁没有把内阁中的重要位置给予他们，因为他不信任他们。
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便转而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反对和约和苏维埃政府。
如果说，在对待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态度比较极端，缺乏政策的灵活性，只只考虑坚持原则，很少考虑后果，那么在“三农”问题上，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极端做法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强烈抵触，进而使两党关系急剧恶化，最终彻底分手。闻一先生在他的《十月革命》一书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让我们随着他的笔端，回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吧。
在贫农委员会法令公布之前，农村里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这些苏维埃里占多数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或者说，农村苏维埃处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掌控之下。1918年6月11日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公布后，贫农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政权组织，或者说，成了在农村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争夺基层政权的组织。左派社会革命党预感到农村阵地即将失去的危险，所以，当组织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酝酿时，委员会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就大加反对。在法令草案进行表决时，他们声称不愿对此法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所以投票反对。法令通过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负责人卡列林当即发表声明，“左派社会革命党将通过苏维埃，利用党的所有影响和所有威望，采取一切措施来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今天通过的法令作坚决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的拒绝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最终离开苏维埃政府，加深和加快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夺权斗争。
6月，一系列省份召开了省、县、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都对6月11日法令进行了抵制。奥洛涅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谴责粮食垄断制和建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一些农村苏维埃甚至喊出了“贫农委员会滚蛋！讨伐队滚蛋！”的口号。
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是很深刻的。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称“我们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主张社会变革的政党，我们的分歧是策略上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对社会革命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他们的农业、土地和农民政策是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在实行了粮食专政和颁布了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后，两党在农业纲领上的分歧就完全突显出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不同意粮食垄断和专政，他们认为这将最终葬送解决粮食问题的可能性；二不同意贫农是个阶级这个概念，因为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上来看，他们都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三不同意成立贫农委员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反苏维埃的组织，是“坏人专政”，是流氓无产者的集结；四不同意以贫农委员会这种形式去反对富农，他们认为农村中富农只是少数，在俄罗斯中部11个省份中只占2%，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反对富农就是反对农民自己；五是不同意向农民和农村要粮，而主张向德国人要粮，以解决粮食危机和饥荒。
最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头疼的问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以专政和强制手段从农村征集来的粮食的去向的询问和质疑。1918年6月30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会议上，斯皮里多诺娃向布尔什维克提出质询: 在饥荒蔓延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德国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向德国运去了36节车皮的粮食，并且还准备运去价值二百万卢布的布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承认:“确有其事”。斯皮里多诺娃的质问碰到了布列斯特和约的“隐私”，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瞬间急剧紧张起来。
事实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无的放矢。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有一份秘密的补充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苏维埃政府要向德国支付50亿马克的赔款，此外，苏俄政府还必须向德国提供价值10马克的商品和粮食。这些赔款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人都深知这一负担的可怕后果。而更为急迫和危险的，就是一旦群众得知这一事情后将会出现的可怕局面: 当国内饿殍遍地，一切物资异常短缺，社会濒临危机状态时，人民怎么能允许把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粮食和物资送给德国人，而且征集这些物资的手段又是一场残酷的劫掠。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在一切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都是布列斯特和约是为了赢得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生存下去的时间。为了解决在短时期内向德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粮食和物资，就必须垄断一切资源，首先是垄断粮食，而且必须将垄断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里。为此，托洛茨基兴奋地称这些垄断措施是“战争”，并高呼:“反对富农的国内战争万岁！”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是知道这一“隐私”的，所次他们把布列斯特和约称为屈辱性的卖国条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能做的就是，在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农业部和由社会革命党人担担任人民委员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里，想办法阻止这一条约的实际实施。当然，布尔什维克不会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去破坏自己的计划和对未来世界革命的热情与向往。
总之，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垄断政策、武装征粮的非常手段、组建贫农委员会，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在农村以贫农委员会代替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的乡村苏维埃，进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过程。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的农村苏维埃的消失，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贫农委员会的取而代之，这一切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原先工作过的农村地区不仅失去了力量，而且地盘也几乎丧失殆尽。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对农村和农民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至此，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的争斗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双方都准备在1918年7月4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拼全力一搏。
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姻本是一段畸形结合，双方各有所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从一开始就抱着一定要消弭对方的态度，最终结果可想而知。现在，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向布尔什维克屈膝投降，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亦步亦趋地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跟屁虫；一条是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横下心跟布尔什维克来个鱼死网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6)
1968年春天，一些西方旅游者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听苏联人说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想亲临其境弄个明白，于是四处探访。有一天，他们在首都布拉格拦住一位青年，向他打听这件事。
那位青年惊讶地说:“啊！竟有这种说法吗？真是岂有此理！”接着他说道:“我国宪法上不是明明写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所以完全不必担那个心。”
荀路 2020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