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文学江湖》
远看是大海，近看是荆棘
一九四九年，王鼎钧随国民政府渡海来台，那时他还是二十四岁的青年；直到一九七九年离台赴美，他在台湾整整生活了三十年，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台湾，而那三十年正是白色恐怖的三十年。他在民主化即将启动的时刻离开，没有经历七零年代末至八零年代末民主化狂飙突进的“台湾最美好的时刻”。他是外省人，却不是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险些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他卖文为生、草间求活，既不曲学阿世、谄媚当道，也不是殷海光、柏杨那样舍生取义、飞蛾扑火的抗争者。在文学这个同样邪恶的“江湖”中，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总算全身而退，人生中的后四十年在自由的美国圆了文学梦。
王鼎钧少年时代即以流亡学生身份在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到台湾之后举目无亲，也没有党国大佬和文坛前辈提携，靠一支勤奋的笔头，进了党国的喉舌——中国广播公司——当编辑。那是新闻界和文化界趋之若鹜的位置，但他在那里工作一点都不快乐，“我在中广那六年，感觉台湾如同一望无边的荆棘丛，我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那时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话暗中流传：“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
近年来，中国流行民国热，可笑的是，这股畸形的民国热甚至连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国这一历史事实都弄不清楚，居然认为孙文和蒋介石是民国之道统和法统。很多中国国内的开明派和海外民运人士，只因为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太过严酷，就对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政权顶礼膜拜，言必称蒋公，从马英九的粉丝到韩国瑜的粉丝一路下来、不绝于缕。然而，在台湾最近的民调中，二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对国民党的支持率为零——国民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失去了台湾的民心，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中却还有那么多没有投票权的拥护者。
因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坏而虚构出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好来，这也是另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应当读一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文学江湖》。仅以五十年代为例，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王鼎钧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虽然与之无关，但难免感到惴惴难安。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
王鼎钧写道，多年以后，他在海外对一位台湾本土的官员说：“当年你们只做一种恶梦，你们只怕蒋介石，不怕毛泽东，你们不知道毛泽东更可怕，你们的恐怖缩了水，你们比我们幸福。你们的问题比较简单，也许认为只要推翻蒋介石就可以了。我们不行，我们做两种恶梦，我们有人怕蒋，有人恨蒋，却还得保着蒋，两害取其轻，靠他抵抗共产党。”一重恶梦套着一重恶梦，一个独裁者的身后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独裁者，这才是最悲惨的人生。在次坏与更坏之间勉强选择次坏，是王鼎钧那一代逃亡到台湾的外省人不得已的选择，却不能成为今天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的借口——那样做是道德上的怯懦和智性上的缺失。
入此门者从此不再是人：你维系一辈子的尊严瞬间被摧毁
于是，保安司令部（警备总部之前身）来了两个年轻人，用吉普车将王鼎钧载到一处楼房，让他站在大办公室一角等候审讯。他站着等了一个小时，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背后猛地一推，他的鼻梁撞上墙壁，眼冒金星，魂飞魄散。他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下马威之一种，其他人更惨：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依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
王鼎钧背景清白，经过一番审讯后被释放了，并未遭遇酷刑。当时，台湾的情治部门对政治犯，最常用的刑求是殴打，从最轻的打耳光到对肉体无法复原的伤害。很多人会认为，打耳光和没有造成伤痕的殴打，根本不算刑求。但比利时反抗军阿梅立如此描述在监狱中被殴打的心情：“他们可以打我的脸，表示他们可以对我做任何的事情。在第一击之后，囚犯失去了身为人的尊严……我很确定，囚犯在遭受第一击之后，他失去了我们称之为‘对世界的信任’。信任世界的元素之一是，我们确定别人会尊重我们的身体。我身体的领域也就是我的自我领域……打耳光就像强奸一样。”
这个比喻并非夸张，台湾学者吴乃德在《台湾最好的时刻》一书指出：在美丽岛事件中，几乎所有被逮捕的民主运动人士，包括陈菊、吕秀莲、王拓，在侦讯过程中都曾经被打耳光。“想象一下你被陌生人随便打耳光，无法反抗，甚至无法抱怨。经由司法审判的许多人，甚至被罚跪。想象你遭遇这种凌辱时的心情。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遭受过这种侮辱，不过却不难想象可能会有的受践踏感。”因彭明敏案入狱的资深的政治犯谢聪敏说过：“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我宁可选择警备总部，让他们把我的筋骨打断。我不要选择调查局，把我生命毁掉。”另一位政治犯张俊宏在被捕并遭遇到这一切之后，才深深理解这句话，他说：“打断筋骨是一时的，毁掉你的尊严和生命是一世的。”
我和许多中国的异议作家、人权律师都遭遇过中共国保警察包括打耳光在内的种种凌虐，打耳光只是凌虐的开端，除了凶残的特务轮流打耳光之外，还会强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必须打出响亮的声音来，他们随着声音哈哈大笑。共产党的打手和国民党的打手，祖师爷都是苏俄的克格勃，他们的手法如出一辙。他们打过你的耳光之后，你就沦为他们的奴隶。
你以为是朋友，其实是特务，特务比朋友更多
王鼎钧成功脱身，但留下案底，从此处在特务系统无孔不入、如影随形的监控之下。王鼎钧用讽刺的口吻写道，“特务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他们十年不眠不休，该掌握的资料，该了解的情况，该布建的网络，应该都有了成就。一位特务仁兄曾经对他说过，“你有几根骨头我们都数过好几遍了！”员工信件由专人统收分发，他的信总是比别人晚一两天，封口的浆糊未干，那当然是特务先拿到什么地方拆开看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收到的信件大都也是这种状态——封口的胶水常常是湿的。我不认为这是特务们工作的疏忽，没有等到胶水完全干掉才送出；而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做，让你知道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你的隐私和人权。就好像我的电子信箱，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般进去，把每一封信都先看过，等我打开信箱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新收到信都显示为已读。以他们的技术能力而论，完全可以做到让你无法发现他们读过了，但他们偏偏就不这样做，就是要让你知道，他们将你置于砧板上的鱼肉的境地，让你杯弓蛇影、风声鹤唳。
王鼎钧更发现，身边陆续出现很多对他表达关心、时常请他吃饭的朋友。有单位的同事，也有声称欣赏他的文章的读者。酒过三巡，这些人往往就会有意无意地谈起政治时事来，先抛出对时政的种种不满，等他接话。王鼎钧知道，这是深不可测的陷阱，一旦他对政府表示不满，立即就成为呈堂证供。于是，他兵来将挡，滴水不漏，口口声声地表示对党国赤胆忠心，让对方徒劳无功。
如果跟特务沾了边，那种关系比婚姻还要牢固，结了婚的人可以离婚，但一旦沾染上特务，特务就在你的生命里占山为王。有一位老作家大大有名，王鼎钧很钦佩他，时常约他吃饭喝茶。有一年他向王鼎钧诉苦，他说现在受人陷害，他是反共的，那么陷害他的一定是共产党，他要向特务机构求助。王鼎钧提醒他：“你知道特务是什么样的人吗，你如果到他的伞底下避雨，你就得一辈子为他打伞。”后来他兴致勃勃地对王鼎钧说，某某机构接受了他的投诉，愿意进行调查。王鼎钧默然无语，从此对他敬而远之。因为特务帮了你的忙，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做他的线人。
王鼎钧是基督徒，他从特务横行的台湾的生活经验来读圣经，就有了诸多新的发现。他说：“我觉得耶稣布道那几年，一定常和特务打交道。”福音书记载，有人跑来问耶稣是否应该纳税，那人一定是特务。耶稣告诉门徒：“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耶稣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况。耶稣警告门徒：“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翻译成明码，就是特务的小报告和公审的指控。王鼎钧说：“这是我的独得之秘，解经家没有想到。”
柏林墙倒下后，两个德国统一，东德政权不复存在。一九九一年，德国国会通过“东德秘密档案法”，原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档案被整理公开，后来出任总统的人权活动家高克牧师成为秘密警察档案馆的馆长。高克指出：“想把自己再次放回过去，不想活在选择性记忆保护的过往回忆里，是需要勇气的。这样的人会将过去的生命阶段重新活一次，尤其是在心潮澎湃的情况下重新与过去的情境相遇。这有可能让人再次感受到被鄙视、被利用、被羞辱、被排挤、或者被隔绝，过去的旧伤会重新被掀开。”但唯有如此，噩梦才能被搬到阳光下，被阳光驱除。与之相比，台湾走向民主已经三十多年，但转型正义严重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秘密警察为他们的恶行受到法律的惩罚，调查局至今仍然拒绝移交陈文成案、林义雄案的档案。
专制社会盛产抑郁症患者
陈寅恪说过，最是文人不自由；对于王鼎钧来说，白色恐怖之下，连“免于恐惧的自由”都可望而不可求。“恐惧暗中沉淀，累积，腐蚀心灵，结成病灶。那年代，我的‘安全’和‘志趣’不能两全，许多人跟我一样。恐惧像活火山，常受外面的因素诱发。我读卡夫卡的《审判》觉得恐惧，他说‘被告所犯法条’铸在铁板上、烙在被告的身上，字迹模糊，无人可以辨识，可是铁板贴上皮肤，被告自己明白。恐怖啊！这种恐怖，看见老鼠就叫起来的人怎能理解。”
所有的文字和照片都有可能成为罪状，若你的文字中提到“匪谍”的名字，一大群人的合影中有一个是“匪谍”，即便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匪谍”，那么你就成了“匪谍”，特务就是专门制造“匪谍”的人——《文学江湖》中有一节的标题就叫“匪谍是怎样做成的”，是谈被成为“外省人的二二八”的澎湖流亡学生案，同样是流亡学生的王鼎钧对此案心有戚戚焉。
于是，王鼎钧养成了一些特别的生活习惯：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必偷偷地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他不保存来信，把信件放在水桶里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为了自我保护，只能如此“毁尸灭迹”。
长期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生活，不可能不患病，精神上的问题很快就会表现在身体上。王鼎钧写道：“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带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我的左胸时常疼痛，多次向胸腔专科名医星兆铎求诊，他只是说：‘你的情形我了解’，不肯进一步检查。后来知道全是压力造成，那时没人谈减压或心理辅导。”苏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藉主人公之口说：“现在，心脏微细出血的情况很常见，这种出血不一定致命，病人有时可以活下来。这是一种现代病，它的病因据我看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纤维实体；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占有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对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让日瓦戈医生感觉异常郁闷，他过早地衰老了。一天，他心脏病发作，猝死街头。王鼎钧不愿这样倒下，当全岛上下均谈虎色变的调查局长沈子岳请他吃饭，邀请他担任调查局的文宣顾问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到了必须“逃离疯人院”的时刻了。
那个时代，苏俄作家的书在台湾大都是禁书，王鼎钧大概没有读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段话，但他用一个更可怕的比喻来形容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读书人的境况：台湾夏天雷雨多，常常电死在田里工作的农人。当局派人研究，发现他们戴的斗笠由边缘向中心编成，最后用一根铁丝锁住尖顶，外表看不出来，电流一旦找到它，“爆炸”就发生了。王鼎钧发现，自己的命运跟比这些农夫还要卑贱，农夫可以摘下斗笠，或者去除斗笠的铁丝，但他头上的紧箍咒却取不下来：“那年代，我们这些由中国大陆奔向台湾的人，‘斗笠’里都有一根铁丝，雷电在我们头顶上反复搜索。”
在今天的中国，多少异议作家、人权律师和NGO工作人员及其家人，都是“戴着斗笠下田，笠顶藏着钢丝”，都是程度不一的抑郁症患者。唯有真正颠覆中共极权统治，建立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才能让这种政治性的抑郁症在中国消失。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