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建君: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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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29日,是养父去世的日子,整整四十年了,他去世时的情形,我还清晰地记得。

养父去世的前一天,是我14岁的农历生日,那天晚上,养母杀了一只鸭子,比平时多炒了一两道菜,也算搞了个生日聚会。我注意到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养父几次想开口说些什么,但都被养母制止,他只得欲言又止。那时的我极度敏感,况且在之前两天,养父罕见地从卫生院花钱买了几付中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养父十几年中唯一一次的吃药。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凌晨三四点钟,我听到养母叫喊母亲的声音,竟一跃从床上爬起,飞快地从母亲家跑回自己家里,那时的养父已处于昏迷状态,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上,打着很响的鼾声,我惊恐地爬上床抱起养父,我看到他瘦削的脸上滚出两行浑浊的泪水,但他已不能言也不能语了。

到了下午一时许,养父的鼾声停止了,赤脚医生的堂兄走进来跟我说养父已经去了,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那时我才十四岁。

然后整个家族陷入慌乱之中,养父去世时家徒四壁,没有可穿的衣服,没有鞋袜,没有棺木,甚至连多来几个帮忙料理后事的人的饭菜都拿不出来,而我的父亲,家族的主心骨还远在几十里外的八面山水库工地,他连自己的兄长去世的消息都无法知道。

入夜,养父冰冷的身体躺在一块木板上面,我守在他的旁边,看到他赤裸的双脚满是皱褶的脚板脚跟上还有泥土的痕迹,我试着用手去擦,一直使劲地擦,但怎么擦都擦不掉,我抬起头,看着千疮百孔的屋顶,嚎啕大哭。

四十年了,我不曾有一天忘却那双沾满了泥土的赤脚,我知道,任何粉饰那个时代的文字,都是最无耻的谎言。

第二年清明过后,我第一次离开故土,跟随调到二中的班主任来到县城读书,而在离开故乡之前,我来到养父坟前,把一张写着发誓要改变自己人生命运以报他养育之恩的纸条埋进了他的坟里。

十四岁那年,我埋葬了养父,也把自己苦难青涩的童年彻底埋葬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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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其实是我的大伯,父亲三兄弟,我的父亲最小。而据父亲说,他们本来有四兄弟的,父亲两岁时,祖母因难产生下叔叔后去世,那个叔叔自然无法养活,生下来不久只好送人,直到父亲三兄弟全部离世,我们一家都不曾有过叔叔的半点音讯。祖母去世后十岁的大伯外出成了长工,那时,他的父亲已双目失明,他的两个弟弟还非常的幼稚,他成了家人活下去唯一的依靠。四年后,双目失明的祖父也去世了,父亲兄弟三人成了孤儿,那年,父亲6岁,二伯10岁,大伯14岁。

1945年秋天,也即湘西会战结束后不久,19岁的大伯顶替我们当地一富户的儿子当兵成了国军的一员,这次卖身换得了20块大洋,也给了大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多年后,我在从事国军在乡抗日老兵救助行动时得知,很多湘西大山里的子弟,都在那时由当兵走出了大山,有些还到了台湾,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大伯去世后,我经常幻想,要是大伯能去台湾,哪怕一辈子不能相见,也远远好过他以后如此悲惨的命运。然而他偏偏得不到幸运之神一丝的眷顾,父亲说,大伯到军营不久就染上了疟疾,当部队从安江转移翻过雪峰山时,大伯已奄奄一息,他被部队留在塘湾一户农家,并以一担谷的代价由农家夫妇从塘湾抬着送回大崇老家。几十年后,当我第一次乘车翻越雪峰山来到塘湾时,我立马想起那对农家夫妇,当年他们抬着我垂死的养父沿着现在名为320国道的抗战公路从塘湾到老家大崇,中间相距一百多里,而且必须翻越近2000米高的雪峰山,三天三夜,风餐露宿,这种感动常常让我泪流满面。

后来我曾多次问过父亲,有没有那对夫妇的信息,然而遗憾的是父亲连他们姓什名谁都不知道,毕竟那年他才十一岁。

据父亲说,回到老家的养父浑身长满虱子,气若游丝,在他们一个善良的远房堂嫂悉心照料下,半年后,大伯活了过来,但从此直至去世,他一直身体虚弱,瘦骨嶙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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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大伯的养子似乎命中注定,尽管信靠主后我早已不相信这些东东。一九五一年,大伯娶了后来成为我养母的大伯母,大伯母还带来了她年仅6岁的女儿。一九四九年秋天,当现政权的军队来到湘西时,大伯母的前夫,当时雪峰山脚下铁山乡一个小村落的甲长作为土匪头目被枪决,大伯母只好带着年幼的女儿逃离家园,几经辗转,她嫁给了我的大伯父。新政权来到老家时,父亲三兄弟是孤儿,而且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是现政权划分的农村无产阶级贫雇农,大伯母这样的身份,只有嫁给大伯这样的土改根子才有可能得以立足。

大伯母的到来虽然让几个孤儿有了家的感觉,但此后的十多年里一直没有生养。感情一向很好的几兄弟于是商定,父亲和二伯无论谁先生第一个男孩,必须过继给大伯作儿子。

于是,在有了两个亲姐姐和三个堂姐之后(本来应该是四个堂姐,二伯所生的第一个女儿没有长大成人,一九六0年大饥荒时夭折),一九六六年十月,我成为家族的第一个男丁,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大伯的养子,大伯成了我的养父。

或许是因为家族首次添了男丁,在我出生几个月后,一家人在父亲和二伯合建的新屋前拍了一张全家福。在我的记忆中,家族式的合影后来再没有拍过了,这张旧照片成了我养父留在人世间唯一的影像,一九八0年他去世时,找遍家里再也找不出一张他的照片,只好从这张十多年前的旧照片里翻拍了一张养父的头像作为遗像。

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九六七年农历春节过后不久,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父亲就是我们老家的村支书,所以这张老照片也非常富有那个特别年代的时代气息。这张照片一直挂在老家的相框里,但直到最近我仔细看这张已经保存了五十多年的老照片时,才发现在那样隆重的场合,在那样寒冷的季节,在养父一生留下的唯一影像中,他竟然是赤着双脚的,我的眼里立刻浮现出他去世时那双留有泥土痕迹的赤脚,我的泪水不禁又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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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特别是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年里,随着年事的增高,母亲常常会向我解释她和父亲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过继出去,在母亲的语气里,虽然会有对我的内疚,但她却表示从不后悔,母亲说,养父对我非常地疼爱,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抚养,心里很踏实。而在我与养父生活的十几年里,他从不曾打骂于我,对我的学习与做人也从不曾有过任何的要求,我就像山间的一棵树苗,虽然经受着时代狂风暴雨的吹打,但养父就像一座静静的小山,使我得以在他的臂膀下自发自在的生长。

我出生时虽已不是饿殍遍野的年代,但那时的人们也时时面临着饥饿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威胁,从上面那张旧照片也能看到,在如此寒冷的季节,我的养父和二伯赤裸着双脚,我的姐姐们衣衫褴褛,那时候,我的家族是当地人翻身解放的典型,但好在这张照片留下了历史真实的记忆。

记得儿时家里每餐吃饭时,养母总会拿出两大一小三个碗来,两个大碗盛煮的红薯,盛完红薯后,小铁锅底下会露出一层薄薄的白米饭,她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盛出来放进小碗里,然后端过来给我,我也知道红薯不好吃,但实在抵御不了白米饭对我的诱惑,我会把一碗白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很多年后,我的姐姐们和弟弟们还会用羡慕的神情对我说,真想像我一样过继出去,过上和我一样的生活。我也从心底感激我的养父母,正是这层薄薄的白米饭,让我一生中少了些对饥饿的恐惧多了一点对物欲的淡然,也正是靠着这份淡然,让我没有被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彻底吞噬,而保留了一份做人该有的尊严。

1974年,我开始上小学。读小学四年级时,一次看到别人穿着一条的确良裤子,就用羡慕的语气跟养母说自己也想穿这样的裤子。或许是养母跟养父说起过这件事,几个月后,我穿上了的确良裤子。当我穿着这条崭新的的确良到学校时,迎来的是同学们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但我却没有多少得意的神色,我知道这条裤子是怎么来的。

那时候养父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他在我们村的林场做事,林场在离家有5里多路的一座高山上。每天收工之后,他都要到林场附近的山中砍一担柴回家,风雨无阻。每天天黑下来时,才会看到他瘦削的身子赤裸着双脚挑着一担硕大的柴火从家对面山边弯弯的小路上缓缓地走回来。

有天早上,我和养父正准备吃点东西然后他去做工我去上学,养父突然失去知觉倒在灶屋的地上,我慌得大哭起来,几分钟后,他却又醒了过来,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事情,他拍掉身上的灰尘,背上柴刀又去了林场,但我的心里从此却有了一道浓浓的阴影,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他会突然地离我而去。之后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站在我家土改时得到的那间旧房子边上,眼睛死死盯着家对面山边那条弯弯的小路,心情忐忑地盼着养父早点回家,而一看到养父的身影出现在山边的小道上,就会飞奔着去迎接他。

那时我的眼前顠浮的尽是养父瘦削矮小赤裸着双脚的身影,心里充满着对黑暗降临的恐惧。

柴火慢慢地越堆越高,几个月后,那堆高高的柴火换来了我身上那条的确良裤子。一年多后,养父突然逝去,我也不愿再穿那条裤子,那条用养父最后的气力换来的的确良裤子。

79年秋,我开始上老家的中学,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乡里的供销社,那时已经有盒装的香烟摆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最贵的银象牌香烟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我的养父一辈子抽着自种自制的土旱烟,连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烟都没尝过,那时候我的脑子里整天想着为他买一包银象烟抽,但一包银象要2毛9分钱,这对我来说无疑是笔巨款。为了弄到这笔钱,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院子里,马路边去捡骨头和破烂拿到供销社去卖,几个月下来,我竟然凑起了4毛钱,我买了一包水果糖犒劳自己,然后买到了那包做梦都想着的银象烟。

养父去世后,在家人清理的遗物中,我看到了两包尚未煎熬的中药和那包完完整整的银象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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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生于1926年,逝于1980年,他活过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他和同时代所有的国人一样,时刻面临着饥寒交迫颠沞流离带来的死亡威胁,他们早已麻木,从未有过思考和反抗的能力。他们像蝼蚁,更是尘埃,对于苦难,对于恐惧,对于不公和压榨,只能逆来顺受,任凭统治者摆布。这么多年来,并非我不想写养父苦难的一生,并非我遗忘了那段漆黑的岁月,只是四十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与他的人生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我没有摆脱少年时代的那种恐惧,更没有成为自己女儿心中的一座山,我无法让她快快乐乐地成长,无法让她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甚至于她们面临的是比我们更加艰难的未来。

我不能写,因为它还成不了记忆,它还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无法站立在养父的坟前,我当年的承诺像埋在他坟里的字纸,正被岁月无情的侵蚀。

我仍在时代的凄风苦雨里挣扎、步履蹒跚的前行。

2020年9月9日夜写于大崇老家

来源: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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