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为汉字鸣冤呐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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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汉字落后论”和“汉字废除论”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说法,五六十年代如果发出与此相反的声音,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政治处分。北京虽然在1986年废止了简化字第二方案,却没有明确宣布停止汉语拉丁化的工作(实际已全线停止,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语文工作委员会),汉字废除论之类的说法继续延宕了半个多世纪。汉字落后论更是百年冤案。

安子介(1912-2000)就是倡言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的大声疾呼者。安子介祖籍浙江定海,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方济学院经济系。安子介先生的青年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面对列强欺侮,国家衰败,他痛下决心,立志振兴民族经济,以实业拯救中国。他不仅在校读书时熟练掌握了英语,而且在工作中刻苦自学了日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为他日后国际贸易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虽历经战争磨难,生活颠沛流离,但他仍不屈不挠,自强自立,一面从事商贸业务艰难谋生,一面钻研商贸理论勤奋写作。1937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文版《间接成本之研究》。1947年,他在生活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畏艰难,用3年时间撰写了60万字的《国际贸易实务》专著。该书流传不衰,影响久远,是中国国际贸易实务研究中一部自成体系的代表作,至今在研究国际贸易中仍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1938年他就职香港的进出口商行。香港沦陷后,离港辗转到重庆,1942年后曾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任职。1949年返港定居,从事商业经营。除了外文之外,他还会北方话、广东话和上海话等多种方言。他发挥自己的外语交际能力,为香港的工业发展和市场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曾任香港非官守议员和贸发总局主席等职务,被国内多所大学聘为教授。香港主权回归之际,他已经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并被推选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荣获大紫荆勋章。在汉字学术领域,更是他功勋卓著的一面。他以自己通晓六国语文的学养和视野,批评了所谓“学好二十几个字母就能学好外语”的可笑说法,肯定了汉字体系所蕴含的科学性。通过对现有汉字的分析和研究之后,他宣称只要充分分析和认识汉字的科学规律,汉字并不难学。他出版了一本针对外国人的英文书就叫《汉字易学》。他对语言文字的认识绝不停留在轻下断语的口头上,而是翻遍字典,筛选,分类,归纳,定性,做出结论。他从《现代汉语词典》的10297个汉字中列举5888个出来,逐一分析,科学地加以说明,写成了英文的《解开汉字之谜》(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 他充分认识到中文的本质是汉字,批评了中国现代汉语语法过分拘泥和模仿西方文法的“重词不重字”的现象。但是他又特别强调汉字的科学理据,摸索规律。他非常重视汉字的音形义,强调汉字是拼形的文字。《解开汉字之谜》的中文本取名为《劈文切字集》,跳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局限,逐字进行解剖分析。他并不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还进而开展具体的教学实践,让北京、天津、南昌和广州的幼儿园、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班试用《安子介现代千字文》识字课本。不教拼音,直接认字,让学童和少数民族同学较快地掌握汉字。他以自己有力的实验数据为根基,明确反对汉字的拼音化。他说:“发yi音的有177个,ji音的有163个,yu音的有139个,xi音有130个,zhi音128个,jian音有119个,fu音118个,lu音115个,发qi音和wei音各有111个,发shi音有109个字,还有218个音各有20个字到94个字不等。以上数字加起来,总共有8172个,是《现代汉语词典》10000多字的82%。现在这些同音字全靠不同字形来区分,如果实行拼音化,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拼音输入声调不易标记,如果选用字母借代四声,或标明1234,则拼式更长,速度更慢。历来中国人认字,都是将“音形义”三位一体地学习和记忆的。汉字的易学,还在于常用字是有限的,初级两千,中级三千左右,然后大量词汇都是由常用字组成的,社会新词,也多是新词旧字:电脑、编程、微信、潜规则、新冠……易认易记。当代常用词中,只有雾霾的“霾mai”比较例外。而现代英语大辞典收词多达65-75万,每年还以千数增加。英语有不少不规则动词,所有动词随“人称、时态和体”发生变化,还有不少名词特殊词尾,有法不依的拼写则更不胜枚举;俄语和德语的变格比英语更复杂,俄语六格,德语四格,名词还分性别,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名词从词尾上看不出阴阳中性,必须特别记忆,行文的性、数、格保持一致。这些都是欧美拼音民族扫盲的难点。安子介先生精通日语,在日本用日语讲演,人们甚至误以为他是日本学者。他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拼音化。不管是采用拉丁字母还是汉化字母。我认为都会遗弃汉字独有的优点,得不偿失。拼音化虽然可以逃避许多麻烦,但很不实际。日本(罗马字)已经做了几十年,结果也没有成功推行。姓名可被误解为性命,你看这多危险!”“(电脑)处理资料者,所有软件差不多都运用简单的英文字母,应用的词也不是正式的英文,而是一种类似的英文,去指导电脑的逻辑性运作。把这种指令改用汉字,并无意义。”

安子介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语言文字学家。他跟他的长子安如磐(英国留学的计算机专家)一起,研制了一台安子介汉字打字机,编写了一套六角号码输入法以及编辑功能。直到八十多岁一直都关注着汉字编辑的机械化。再生命晚年,他已看到了海峡两岸中文编辑程序的新进展。

安子介先生为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的呐喊,赢得了国内知识界的强烈共鸣。《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李敏生李涛合著)出版的时候,赵朴初为之题词,钱伟长和任继愈同时作序。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安子介的汉字理论科学探索。安子介的学说带动了国内文字学界的新动向。袁晓园提出了“识繁写简”的重要主张。出现了北师大徐通锵教授和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等人汉字研究的探索,不盲从西方语言学的套路,重视汉字本位的研究,也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汉字热。徐通锵在《语言学是什么?》中明确指出汉字不能拼音化,提出了汉字本位说。汉字是拼形文字的说法也在国内引起重视。

安子介汉字理论得到广泛的认可,也令人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香港的特殊地位。安先生在抗战时期曾经在陪都重庆参与了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的工作。战后才经上海返回香港。如果他没有返回香港,继续在内地从商从教,镇反肃反运动可能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他若对文字改革表达不同的看法,反右运动就会将他打成右派分子。移居香港使他躲过了这些残酷的命运。从安子介先生的个案来说,我们不难想像到香港特殊地位,对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毛时代的监狱和劳改单位里曾有多少也有类似经历和知识的知识精英,只因“国民政府”经历或“大胆鸣放”而身陷囹圄,抱憾终身。

关于反对汉字拼音化而打成右派的就不少。这里仅举两例。一位是重庆西南师大的刘又辛教授(1913-2010),西南联大训诂学出身,熟悉甲骨文。打成右派后,艰难困苦二十馀年,改革开放后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汉字当然还要发展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沿着汉字本身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向单纯标音的拼音文字演变。(摘自《汉语汉字答问》)。

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出身的社会学家毕可生教授。他虽然被打成右派,依然十分关注汉字理论的发展。草原牧羊二十年,直言不讳依然不改。他坚决反对连索绪尔本人也不得不说明汉语是例外的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个结论是片面的。他认为:语言和文字都是人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文字并不从属于语言,而是与语言平行从属于人的思维和社会信息的互动。汉字的发展也根本不是越来越简化。拼音文字决非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如果有,拼音文字也只是一个中间阶段,文字的真正发展趋势是向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化文字转化(这种转化首先是性质的转化,而不一定是形式的转变)。而汉字就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符号化表意(思维)文字。(摘自语言文字网《文字的社会学研究》)。

毕可生先生晚年已经无所顾忌,只要有机会,就大声疾呼,直到他最后停止了呼吸。汉语拼音代替汉字的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周有光先生半开玩笑地说过:“五百年后才能实现汉字拼音”。其实,这个玩笑的想法依然停留在拼音的原地踏步。如果真的是在遥远的未来实现拼音,恐怕也绝不会是现在的这种拼音,而是在新的科技条件下既能表达声韵调三不缺,又能表达汉字完整原义(视觉信息)的书写形式。我们不要觉得那是天方夜谭。在电脑出现以前,谁会想到汉字竟然可以跟外文一样地输入编辑程序,付排打印,跨越时空传输?

(文中关于安子介先生的资料均摘自李敏生、李涛:《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来源: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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