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诺贝尔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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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阿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 1896)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和工业家,可他在青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作家,他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下写下的文学作品,一般很难有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文学鉴赏和写作是伴随诺贝尔忙碌一生的精神小憩的第二家园。他所设立的诺奖中的文学奖,更使诺贝尔这个名字与文学结下了永恒的不解之缘。

自从诺奖设立以来,瑞典学院就有人在不断尝试通过研究诺贝尔本人的文学情趣来强调设奖的宗旨和评选标准。诺奖百年, 瑞典学院不断调整评选标准之后,再度强调“回到遗嘱”。 而诺贝尔的遗嘱又非常简略,因此,在今天,研究诺贝尔的文学情趣和文学观念就显得犹为重要。

1842年,诺贝尔九岁那年,由于他一度破产的父亲在俄国重振雄风,诺贝尔来到圣彼德堡,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一位杰出的私人教师除了教授化学、物理之外,也把文学和哲学列入诺贝尔的必修课程。除了母语瑞典文以外,诺贝尔日渐掌握了俄、英、法、德语等多种语言,为他欣赏世界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老诺贝尔希望儿子成为工业家,这与青年诺贝尔想当作家的愿望发生冲突,但他不得不尊父命,奔走于欧美各国之间。1871年, 诺贝尔定居巴黎,这一国际文化名城使他结识了十九世纪的不少著名作家。

首先,孤独的诺贝尔在巴黎市中心发现了女作家和编辑裘丽特·亚当 (Juliet Adam)举办的文艺沙龙。当时经常出入沙龙的有维克多·雨果、乔治桑·福楼拜、莫伯桑等著名作家。诺贝尔结识雨果后,成了这位法国文豪家里的常客。他迷上了雨果的小说,尤其是《悲惨世界》中作者对被社会遗弃的人们的人文关怀,深深激起诺贝尔的共鸣。 诺贝尔也很欣赏雨果讽刺拿破仑帝政的诗体历史小说《惩罚集》。雨果八十三岁寿辰,诺贝尔拍发了一封电报:“伟大的大师,愿你长寿以使这个世界陶醉并传播你的博爱的理想”。简洁的电文表达了诺贝尔对雨果的深刻理解。

终身未娶的诺贝尔曾经热恋过一位寓居巴黎的瑞典姑娘,可惜她红颜薄命。诺贝尔登报寻找女秘书,一位奥地利女郎成为最佳人选——她就是后来著名的和平运动活动家贝莎·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诺贝尔在她身上发现了他所要求的一个女性应当具有的一切才华和高雅的文学气质,没想到她早已情有独钟,恋人是奥地利的苏特纳男爵。她只受雇了两个月,但是,诺贝尔与苏特纳夫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长期书信来往,苏特纳夫人的观点对诺贝尔的文学鉴赏趣味以及诺奖的设立、评选标准的拟定有深刻的影响。苏特纳夫人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1889),首先赢得诺贝尔的赞赏。小说女主人公玛塔是奥地利一位将军的女儿,在十九世纪战乱迭起的年代里,玛塔两度丧夫,她继承丈夫的遗志,将毕生的精力投身和平事业。显然,在玛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苏特纳夫人自身的影子。

诺贝尔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尽管他认为靠呐喊来消除战争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他在 1890年给苏特纳夫人的一封信中,热情赞扬小说是一部“值得景仰的杰作”,“一本奇妙的书”,具有“风格的魅力和思想的崇高”。

在诺贝尔身后留下的私人图书馆,藏书一千多册,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的文学修养。 诺贝尔曾经随荷马史诗在神奇的希腊世界畅游,寻找西方文化的源头。在法国作家中,除了雨果之外,他读过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尼·葛朗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伯桑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伏尔泰的著作,诺贝尔从法文原文到瑞典文,再到法文,颠来倒去地反复研读。诺贝尔厌恶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他曾无情地揶揄左拉说:“左拉坐在一堆粪便上散发着一股恶臭”。 但诺贝尔主要是不喜欢左拉的那一套理论,他对左拉的小说《巴黎的肚子》倒颇有好感,因为小说描写了一位化学家如何竭尽毕生精力去发明一种有效的爆炸物,这个理想人物正好对了诺贝尔的胃口。

诺贝尔喜欢的英国作家,可以从他书信中窥见一斑:莎士比亚的警句妙语是经常被引用的;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的诗作陶冶了诺贝尔的浪漫主义情怀;司各特的小说为他展开了英国历史的宏伟画卷。在俄国作家中,诺贝尔读过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的俄文原著, 托尔斯泰也曾得到诺贝尔的赏识。在德国作家中,他最喜欢歌德在作品和席勒的诗歌。

诺贝尔与瑞典著名戏剧家斯特林堡大约在 1895年前后同时寓居巴黎,可惜这两位瑞典伟人失之交臂。但诺贝尔熟悉斯特林堡的某些作品。瑞典学院院长雅纳在1908年给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欧根的颁奖词中,谈到诺贝尔深受瑞典作家里德贝里(Victor Rydberg)的诗歌和哲学的影响。里德贝里出身贫苦,自幼丧母失怙,经常靠济贫会周济食宿。也许因为童年的记忆,里德贝里在长诗《献词》中,把以色列人的孩子在沙漠中的流亡作为整个人类千百年来的艰难的历史进程的象征。在《童年诗篇》中,里德贝里抨击自然主义的美学观,认为在自然主义作品中“人们像记流水帐一样日复一日地写着那些乏味的诗歌。”里德贝里在译介歌德的《浮士德》时,从浮士德身上发现了不断追求爱情和知识,不断为人类的正义和理想而奋斗的诗情。他赞美古希腊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对话体的《普罗米修斯和阿哈斯维鲁斯》中,他高度肯定了普罗米修斯蔑视、反抗宙斯的强权、追求人类的正义和体现崇高精神的理想主义。诺贝尔认为里德贝里的作品“指向灵魂的高尚和形式的美”。因此,诺贝尔经常以里德贝里自况,自称为一个里德贝里式的“超级理想主义者”。诺贝尔还读过的女作家拉杰洛芙(后于1909年荣获诺奖)的《贝林的故事》。小说中的贝林和他周围的人原本是一群头脑简单、盲目乐观的人。他们“心不沾黄金,手不沾劳动”,整天唱歌跳舞,要让歌声传遍全国。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们最后终于改变了人生观,决心参加公益劳动,承担社会责任。诺贝尔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部小说是高度原创的,尽管情节发生较之自然的样子不大合乎逻辑”。

在瑞典以外的北欧作家中,安徒生的童话自然是诺贝尔爱读的。此外,诺贝尔比较喜欢挪威作家易卜生和比昂松(后于 1903年荣获诺奖)的作品。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热情赞扬过易卜生的《彼尔·金特》。这部诗剧借助象征性的场景展现了“人的精神反叛”。

诺贝尔在彼德堡时,由于孤独而开始写作。据现存的一封书信,直到35岁那年,诺贝尔还一度想放弃商务和发明而完全献身文学创作。不幸的是,爱自由的人不得不为稻梁谋,“长恨此身非吾有”。诺贝尔早年以英文写的警句格言和诗歌,至今仍然是研究诺贝尔的珍贵资料:

我们在沙地上建筑,我们愈老这一基础就愈不稳固。
真正的人往往被撒谎的人击败。撒谎是最大的罪过。
一个胃不能劝它被迫去消化,一颗心同样不能被迫去爱。
忧郁是肚子里最坏的毒药。

这些格言大都比喻生动,带有幽默感, 同时不乏自嘲,反讽的情调。1851年,诺贝尔在巴黎以英文写下自传性的长诗《你说我是一个谜》,从中可以发现他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的哲学思考。这首诗题献给一位过早去世的“可爱的姑娘”,诗的开头,诺贝尔写道:

你说我是一个谜语——也许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难解的哑谜。
生于痛苦,死于更深的折磨。

在苦难中喜好孤独的诺贝尔曾被人称为“恨世者”,这使人联想到西方文学中常见的那种类型人物。可是,诺贝尔所憎恨的、恨之入骨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应当从他的童年寻找答案,尤其应当注重他的这首自传诗以及折射出他的童年感受的悲剧《复仇女神》(1896)。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瑞典,人们普遍处在贫瘠和饥饿之中。诺贝尔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工程师和发明家,可就在诺贝尔出生那年,他家破产了。诺贝尔四岁那年,父亲只身离家闯天下,母亲则带着三个孩子留在瑞典艰难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下,童年诺贝尔从来就填不饱肚子,要吃点肉食就更困难了,顶多能吃点干鱼,如自传诗所写的:

我的摇篮看起来就像死亡之床,多少年
一个母亲总是以焦虑的心情照看
…………
我们发现他现在是个少年。可他的孱弱
使他仍然是这个小小世界的陌生人,
不管他走到哪里。当别的 孩子在玩耍
他掺杂不进,一个忧郁的旁观者,
就这样得不到时代的欢乐
他的心灵在流血……

年岁稍长,诺贝尔看到了富人的奢侈,看到了太多的社会的不公正,一种复仇的欲望开始萌动。《复仇女神》是诺贝尔还以以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沈西家族(the Cencis)的凶杀案为题材的一部剧作,写于俄罗斯。女主人公贝特丽采是被收养的继女,是无辜的受害者,在诺贝尔的悲剧中以复仇者的形象出现 棗“我是被强暴的处女的复仇者,被践踏的正义的复仇者”。她追溯复仇的原因时说:

“你,阅读我心灵的全部人生凄凉的人,你是知道的,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是各种可以想像得到的虐待的受害者。饥饿,鞭笞,侮辱,凡此种种都不会对我吝啬。”(第二幕第十一场)。
“我的全部气质都是憎恨之源;我童年的最初的记忆是:我恨不得咬暴君一口。我的全部生命线就像是复仇女神纺织出来的。”(第四幕第一场)。

这些台词,也可以看作诺贝尔的夫子自道。但是,在沙俄这样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诺贝尔的言论不得不有所“自律”。正如剧中两句台词所表达的:“我也斟酌过我的措辞,知道在哪里可以谈论自由,哪里不能谈论。因为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你到处都可以嗅出一个侦探的气味。”(第三幕第二场)据说诺贝尔有意在俄国出版该剧时,这句台词曾引起彼得堡的检察官的注意,而实际上诺贝尔很可能影射沙皇的文化专制政策。因为,诺贝尔在 1849年的俄国, 就听闻过当时的政治迫害:陀斯托耶夫斯基在一个青年小组上宣读了别林斯基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他和小组成员全部被捕,并且作为要犯判处死刑。后来在刑场上陀氏被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恐怖事件深深烙印在诺贝尔的心灵,日后忍不住要加以影射抨击。可见,在诺贝尔看来,即使写作历史题材,文学也与现实密切相关。

在欧洲文学史上,这一历史题材早就有意大利作家处理过,雪莱的悲剧《沈西》是十九世纪的名作。诺贝尔在1896年致苏特纳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以处理方式与雪莱不同。他自信如果搬上舞台,戏剧效果一定不错。但是,诺贝尔的人物刻划还停留在黑白分明的简单化的层次上,因此被瑞典一位批评家讥为“半瓶子醋的业余文学爱好者的作品”。此外,剧中的复仇场面也过于恐怖:“复仇女神”贝特丽采乘凌辱过她的继父熟睡时用熔化的铅水灌进他的眼睛! 但是,从整体来看,诺贝尔的意图主要是从启蒙哲学的角度抨击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剧中两句格言鲜明地表达了该剧的主题:“正义只存在于幻想中。”“对娼妓的最好的谅解是:正义夫人也是她们中的一位。”也就是说,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连正义也可以出卖。在某种意义上,此时 的诺贝尔已经不是那个充满仇恨一心想向社会复仇的少年,而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在戏剧人物身上,渗透着作者对于哥伦布、伽里略、达芬奇、布鲁诺、陀斯托耶夫斯基等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不幸命运的哲学思考。

瑞典学者布兰德尔(Gunnar Brandell)在《诺贝尔与文学的国际主义》一文中认为,没有人敢说这部悲剧是以雪莱的精神写作的。也不能认为他创作这部悲剧是为了强调以雪莱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文学。那么,究竟什么是促使诺贝尔创作这部悲剧的最强有力的驱动力呢?精神分析学关于文学创作冲动的说法在这里似乎可以派上用场。可以说,诺贝尔童年时代对社会积蓄的怨愤太深,他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这个后来的和平主义者,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并没有否定复仇的暴力。

诺贝尔死后,《复仇女神》在巴黎印了一百多本,后来根据他亲属的要求全部销毁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部作品于诺贝尔的伟大名声不利。但在瑞典,仍然保留三本作为研究诺贝尔的历史资料。

诺贝尔还以瑞典文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的草稿。《在灿烂的非洲》(1861)也可以说是带有政论色彩的散文。作品主要抨击君主立宪制。在诺贝尔眼里,一个没有权力的国王是一个可悲的人物,一种不必要的摆设。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处在这种制度下的国王,其最高欲望仍然是颠覆政体。因此, 他赞成共和制,认为共和比立宪要好。诺贝尔的这一观点比较激进,但他自言他并非社会主义者,而属于社会民主派。其实,从今天的瑞典王国来看,相对健全的民主政体已经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是国王还是首相 ——都无法从根本上进行颠覆活动,因此,也就可以减弱乃至消除为所欲为的权势欲。在另一部小说《姊妹》(1862)中,诺贝尔笔下的人物常与自由思想家奥斯华德(Oswald )讨论信仰和认识问题,诘难基督的神性。

诺贝尔还留下一部讽刺喜剧《杆菌专利》(1895)的草稿,情节来自作者在英国为无烟线状火药申请专利的经历。该剧辛辣嘲笑了英国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正义的呼吁又一次成为作品的主题:“正义夫人总是双腿麻痹,因而来迟到,但现在似乎她 的大脑也感染了,因此,即使把她送进疯人院,她也会显得疯得出奇。”

1892年,诺贝尔在苏特纳夫人的影响下加入奥地利和平协会后,就捐款设立了欧洲和平奖。1895年 11月27日诺贝尔在巴黎立下最后的遗嘱,他的财产(当时折合为九百多万美元)用来设立诺贝尔基金会颁发奖金,由他本人决定,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和平等五个奖项。

诺贝尔给遗嘱执行人提供的评选诺奖的共同标准是颁发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人”。评选文学奖的标准是“在理想的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诺贝尔所 说的理想倾向的的具体要求,学者讨论了将近一百年,种种解释,不一而足。要言之,从诺贝尔与文学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诺贝尔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或人文主义者,而人文主义理想的核心就是人类之爱。

在一生的发明中,在与许多国家的市场竞争中,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诺贝尔是赢家,但他正是在这种竞争中开始意识到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遭遇了空前的内在冲突和危机,因此,他觉得他的财富在他身后的最佳投资就是为人类谋福利,尤其是推动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

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这两个创造性的想像世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两足并行,双手并用,他可以有所偏重——例如,或左边得力,或右边得力,但必须有另一边的配合协力,不能跛足而行,不能有所偏废。在现代社会,一个作家如果是科盲,就很难成为伟大作家,甚至难于在信息社会立足。一个科学家如果缺乏起码的人文精神,就会沦为纯粹的科技工具,甚至会降格为精神上的可怜虫。因为科学,尤其是现代高科技文明的发展,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而科技文明可能带来的负面意义,一个科学家应当怀抱人文精神来认识、警惕和防范。 回顾二十世纪,当我们为这个世纪的进步缓慢而感到沮丧时,就会发现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发展在这个世纪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共产主义崇尚暴力的革命也被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和启蒙传统,乃至东方文化的民主主义精华,处在这两大阴影的笼罩下,都没有得到更大的弘扬。另一方面,是原子弹的发明,是宇宙飞船的遨游天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惨不忍睹的战争的废墟,啼饥号寒的平民百姓。

十九世纪末叶,当诺贝尔设奖时,把文学奖(广义的文学包括哲学、历史和宗教著作在内)和和平奖包括在内,这是值得庆幸的。如果没有诺奖,二十世纪也许会更加逊色。百年诺奖激发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共同为人类造福,也将永远鼓舞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同步前进。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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