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01
引子
对于《色，戒》，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传统，比较通俗意义上的理解的。一个女特务被安排以美人计色诱汉奸，然后好安排杀手杀了他，为抗日略进绵力，但不料女特务和汉奸之间生出了感情，在最后关头，女特务放走了汉奸，连累了相关的抗日学生，都遭受极刑。
我说的比较传统，比较通俗意义上的理解基本是指向，譬如我周末时候跟朋友说我准备讲《色，戒》，我朋友就顺口评价了一下王佳芝：不堪大用的地下党，为情买单的任性女，优柔寡断的牺牲品。这个朋友原先是公安系统的，当然有他的思维模式，但其实很多人初读《色，戒》都是这么个感受，女人太感性，耽误了家国大业。可是，反过来看，是不是我们对王佳芝的要求太高了？
她不是什么地下党，她就是个学生，在张爱玲的原著中，重庆方面从来没有将他们收编，即便在李安的电影版本中，重庆方面的接头人老吴这个角色也十分可疑（我们待会儿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话语加在她头上是不是过重了？
珍-雅各有本书《美国大都市的生与死》，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美国面对纳粹留下来的建筑，到底要不要拆除？当时的声音是，既然是纳粹留下来的，就要拆除。但是有一位建筑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就把这些建筑拆除，那么我们和纳粹没有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看待文本也是如此，不要出于意识形态看文本，我尊重王尔德的教导，书没有道德或不道德，书仅有写得好与写得不好的区分，仅此而已。
这是一个重读《色，戒》的前提。
一、张爱玲因何写《色，戒》？
众所周知，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引发我兴趣的是这个原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被小说借用。
当时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版本大致如下：
郑苹如与丁默邨同车返回，路过静安寺路的一家皮草店，郑苹如给丁默邨发个嗲，要后者买一件皮草大衣给自己，两人便下车进了皮草店。丁默邨警惕心很高，他瞥见橱窗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便在柜台上放下一沓钞票，要郑自己慢慢选，先行回到车里。等“中统”特工反应过来，再开枪，车已经开了，子弹只打到枪神。
那一天，丁已经确定郑就是一名特工，但丁没有立即行动，怀着将其“私有化”的欲念又约她来见面，郑便以为丁已对自己神魂颠倒，于是揣着一把微型手枪赴约，准备将其杀害。但不料与丁有嫌隙的李士群早就伺机要给丁下套，于是在郑一踏进76号，便逮捕她，之后将其枪杀。郑被枪杀时年仅23岁。
这个版本之后之所以会成为当时沪上小报的花边新闻，源于郑受审时的自我辩护，她坚称自己不是重庆的人，而是因为丁与她相好后又移情别恋，她恼羞成怒，便找人来枪杀他。
虽然这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当时却有张爱玲小说的那个流言版本，但张爱玲显然应该在当年的报纸上读到过这个比较接近于事实的版本，但她没有采取。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对原型故事的大颠覆。
在原型故事中：
1. 刺杀失败是丁默邨发现外面有形迹可疑的人
2. 郑苹如执着于刺杀行动
3. 与桃色新闻唯一的关系是，郑苹如最后的矢口否认，其目的从报道版本看是郑苹如不想事败连累自己的家人（不承认自己是特务）
而在张的小说版本中：
1． 刺杀失败源于王佳芝叫易先生“快走”
2． 王佳芝没有表现出任何后悔或惋惜
3． 小说中种种暗示：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有感情
我们再看小说主人公：王佳芝这个人，几乎完全与郑苹如不同。
我们都知道郑苹如是民国名媛，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母亲是日本有名的大家闺秀，郑也是19岁就登上《良友》杂志封面，在交际场上更是颠倒众生。
据说日本首相之子近卫文隆一度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甚至被郑苹如软禁，郑意欲以此要挟日本方面，后被重庆方面要求将其释放。也说她有一个作飞行员的未婚夫，十分恩爱。
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到了《色，戒》里，变成什么样了？
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色，戒》）
张爱玲斩钉截铁地说她没恋爱过。虽然之后有辩解说她十五六岁就被人追，忙着抵挡攻势，很难坠入爱河，但仍然可疑，到底是谁没有恋爱过？
——如果大家读过《小团圆》的话，这个答案不难揭晓，是张爱玲自己，她在遇见胡兰成之前没有恋爱过。
至此为止，这个文本提供给我们一个入口，与其说这是写郑苹如与丁默邨的故事，不如说是写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态度。
郜元宝老师在其大作《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提出了张爱玲的《色，戒》意在了断与胡兰成的关系，我非常赞同，他说得太精彩了，兹摘录如下：
《色，戒》1978年在台湾发表，但据说1953年即已执笔，一改再改，如果不是其时胡兰成在台湾出丑而牵连到她，使她不得不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予以撇清，也许还不会这么早就拿出来吧？中间多少机关算尽，外人无从知晓，但她想借此对过去做一个总辩解的心，读者还是不难感受到。
张爱玲写《色，戒》的困难在于既要有所“化妆”（否则就不是小说，也太显得急于辩解了），又要将她和胡兰成的事摆进去（否则失去发表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在这中间形成必要的反讽，让自己取得一个进退自如的地位。
“化妆”的地方大致有：1、王佳芝是“岭南大学”而非“香港大学”的学生，这就和张爱玲40年代初在香港大学就读的经历撇清；2、王佳芝是广东人而并非上海人，小说特别指出她和邝裕民通电话时用的是“乡音”（粤语），这就和张爱玲自己的上海籍划清界线；3、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村，标准的特务，胡兰成是搞宣传的，王、易的关系在外壳上脱胎于1939年郑苹如诱杀丁默村的“本事”，这就又与张胡恋撇清了。4、张英文极好，而小说中王佳芝和讲英语的珠宝店老板之间竟然“言语不太通”。在上海话/广东话之外，作者再次借用语言的识别标志将自己与王佳芝区别开来。
但更多的还是直陈事实。１、易先生家里挂着“土黄厚呢窗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之前，曾陪苏青一道拜访过周佛海，为当时不满受冷遇而倡言“弭兵”因此被汪伪政府羁押的胡兰成说项——或许她真的在周家见过那种窗帘；２、小说中周佛海和易先生芥蒂颇深，胡兰成属于追随汪精卫的“公馆派”，也与周佛海不甚相得；３、易先在香港发迹，胡也是先在香港写政论而为汪精卫所欣赏，加意栽培，并引入南京伪政府的；张爱玲在香港读书的时间不与胡重叠，但他们1944年至1945年热恋时必然谈过这一层空间的因缘；４、胡、易都频繁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５、易是武夫，却“绅士派”，这只有理解为胡的影子才合理；６、胡、易都有本事在危急颓败之际攻取芳心；７、王佳芝在珠宝店放跑易，仍不放心，直到确认“地下工作者”没有开枪，才“定了神”。这种牵挂，符合张在胡潜伏浙闽两地而又几乎恩断情绝时仍然多方接济的事实。８、易和胡一样都风流自赏，可一旦女人没有利用价值或有所妨碍，也都能毫不留情，或弃或杀。
有了这一前提，郜元宝老师也梳理了其中“隐含作者”对易先生的态度，或影射张对胡，兹摘录其中两例：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色，戒》）
问题就出在“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有意的撇清，王佳芝以为易先生爱她，但隐含作者显然是抽离的。
2. “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给他逃走了，是此役惟一的缺憾”，言下之意，捕杀王佳芝并非易的“缺憾”。（郜元宝）
包括这两段易先生的心理也颇能令人联系起胡兰成的腔调：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色，戒》）
“……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它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与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色，戒》）
这其中充斥着一个男人的自恋，自大，自私，即便王佳芝死了，也摆脱不了被其占有的事实。
可以再看看1978年台湾发生了什么？
1972年，胡兰成随华侨团访台，系战后首次赴台；74年，赴台，任文化学院教授；76年七月，《今生今世》删节版在台出版。
这其中和之后胡兰成一直借着当年与海上名作家张爱玲的恋爱往事为自己增色，甚至消费这段私事，以致张爱玲后来呼其为“无赖人”也。
在这个胡兰成频频造访台湾并频频以张为名标榜自己的时段，《色，戒》1978年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的行为不难理解，是张对这段孽缘的了断，她写的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薄情寡义，自私虚伪。
二、李安缘何改《色︱戒》
在正式分析李安改编的电影版本前，可以先窥探李安对这个小说文本的理解，他是将其理解为郑苹如和丁默邨的历史事件版本呢？还是看到了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决绝态度？
答案很显然是后者。
方才引述的郜元宝老师评论文中张爱玲的几处“化妆”被李安有心地改回去了，比如他让汤唯开口讲上海话，王佳芝是从上海去香港的（与张爱玲的经历相似），又比如原文中王佳芝英语不好，因而与珠宝店老板的沟通不畅也没有了，她英语没有问题，一如张爱玲。
再者，李安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色，戒》原文中的一个细节，张爱玲写易先生“鼠相”，“主贵”。胡兰成国字脸，相貌堂堂，绝对没有“鼠相”，表面上看是一种撇清，但李安这么解读，他觉得这是张在讥讽胡“胆小如鼠”，可见李安目光之犀利。
言归正传，张的原文不长，我们来看李安对哪些部分进行了充实和强化。
1.王佳芝的大学同学：赖秀金
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她告诉王佳芝这些男同学中只有梁润生有性经验，二是在行刺那天她和另一个杀手一起佯装情侣看橱窗里的衣服。
但这个角色到电影中发生过一些重要转变，最重要的转变是，她是邝裕民的未婚妻。这一改动，她的很多话都显得话里有话。
电影开始不久有这样一个场景：抗日部队高唱军歌奔赴前线，赖秀金和王佳芝作为一同赴港避难的女大学生坐在卡车上，赖秀金对抗日战士们大喊道：“等你们打胜仗回来，我嫁给你们！”
王佳芝马上说她不应该这样开人家玩笑。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欺骗。如联系之后赖秀金哄骗王佳芝接受梁润生的性启蒙，表面上是为了以美人计杀汉奸，其实不过是为斩断邝裕民爱上王佳芝的后路，以保证自己能够嫁给邝裕民。
2.重庆方面的头目：老吴
这个角色也在电影中被大大充实，有这样几件事是原文中没有的：
第一，当邝裕民重新找到王佳芝，带她到老吴这里继续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王佳芝没有异议，只向老吴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拿出一封信托他看完寄给王在英国的父亲，二是希望任务完成后能够帮助她离开这里。但是王佳芝前脚一走，老吴后脚就把信烧毁了。
第二，王佳芝后来在与易先生的感情中越陷越深，精神几近崩溃，她希望老吴尽快完成任务，但老吴却因为之前的特工线索中断，要求王为他套取情报。王袒露自己已承受不住，说了好些露骨的话，老吴无法应付，索性一走了之。
此处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这个老吴和赖秀金欺骗抗日战士“等你们打胜仗回来，我嫁给你们”一样，也欺骗王佳芝等任务完成，会送她去英国，实际上他根本不会兑现承诺。
3.邝裕民
这个人物不用多说，他的幼稚、天真、道貌岸然其实每个观众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也对王佳芝做出承诺，说自己不会让她受伤害，但事实上，所有一切源于他的一腔热血，但他无法担负任何责任。
再加上李安的一个细部加法，我们就能够明白李安的用意了：他给王佳芝添加了一段身世，说王佳芝的父亲带着弟弟去英国了，扔下她不管（是否也影射张离开父亲与弟弟的家？）
于是，整部电影里，王佳芝孤苦无依（她在上海的舅母卖掉她父亲留给她的房子；在她为民族大义和梁润生发生关系后，那些学生疏远她，甚至对她产生敌意），可以说，整部影片中唯一一个对她怀有真感情的其实就是易先生。
这里首先就有了对所谓意识形态的颠覆性，也就是说，我们似乎看到李安个人对这段抗日刺杀过程的解读：那些嘴上挂着抗日口号的“爱国贼”，实际上才是最大的骗子，他们联手欺骗了一个女大学生（王佳芝）的纯洁和生命。
那我们再来看看唯一一个动了真感情的人：易先生。李安对他的改动不多，但改动效果着实惊人。有这样几个场景值得拿出来探讨：
1.日本会馆那一段，王佳芝卧倒在易先生怀里，说易想让她做他的妓女。易突然动情地说：“其实，我比你更懂得如何做娼妓！”于是王佳芝便给他唱了一曲《天涯歌女》，使他流了泪。
易想说他有身不由己之处（这是一种对我们认识的颠覆，突破了传统从民族大义角度出发对汉奸固有的非黑即白的认识。这种颠覆已经在黑帮电影中为我们所接受，譬如《教父》三部曲，用美国价值观对教父的重新塑造让我们对黑手党改观，但这种重塑是否能在汉奸身上实现，可能我们中的大多数尚且还无法接受），而王佳芝显然是懂他的，这一曲《天涯歌女》也是歌女的身不由己，只希望朝朝暮暮。
2.李安对“快走”这句话出口之前的处理：
王佳芝戴上戒指，然后想摘下来，易先生说“戴着”；
王佳芝又说“不想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街上走”，易先生说的是“你和我在一起”。
显然，从这两句话中，王佳芝得到了一个讯息，这个男人对她是有真感情的，所以她回应了，她不要他死。
3.结尾的处理也有心思，有这样几点：
（1） 王佳芝坐上黄包车，黄包车夫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是“福开森路”，我们知道这是她和易先生的爱巢，封锁期间，她取出缝在领口的毒药，看了一眼，但没有服食。黄包车夫还问她，是回家吗？她说是的。
这个改动被郜元宝老师斥责为“全无常识”，但我不这么看。我们联系下一个细节就能明白李安的用意了。
（2） 王佳芝临刑前把戒指还给易先生，易先生说了句“这不是我的”，而后易先生枯坐在床头，热泪盈眶。
这两个桥段都是王佳芝在表明，她是爱易先生的，尤其是归还戒指，易先生有那么多女人，别的女人和他在一起（有一种说法，牌局上炫耀戒指的女人都和他有过关系），都是要他的钱，而王佳芝表明，她不要他的钱（公寓是家而非房子，戒指还给你，我不要），也就是说，她爱他这个人，而非贪图她的钱。
这样就可以理解易先生为何说完那句“这不是我的”之后久久坐在王佳芝曾经睡过的床上，听着十点的钟声，知道她已经不在，眼泪盘踞在眼眶里。
在李安的电影中，两人的关系从情欲开始，最后生出了爱。
这个处理，李安有其故意抹去张对胡的“私恨”，也有李安自己的情结：被束缚和压制的情欲。《卧虎藏龙》、《断背山》和《色戒》分别上映于2000年，05年和07年，除了03年接拍了一部被吐槽得不行的商业片《绿巨人浩克》，这三部片子可以构成李安的一个时期，是他对情欲主题的表现。
简单地说，李慕白和恩尼斯都是被保守的道德礼教或传统价值观压制，无法面对自己的情欲和爱情，以致至死错过了毕生所爱。
而王佳芝是上面两个人的延伸但又有其特殊性，王佳芝坦诚地与易先生面对情欲，情欲也是冲破一切束缚（在《色︱戒》里，与情欲对立的不再是道德礼教，而是民族大义，但也被归于一种外加的道德观，类似男人怎么可以爱男人，这里的话语嬗变为，女人怎么可以爱汉奸），而李安展现的恰恰是，外在的道德观价值观或许暗含虚伪话语（政治的口号中充斥虚假），但情欲和爱情却是真实的。
来源：豆瓣